伍慧萍：欧洲追求战略自主，中国乐见其成

近年来，战略自主思想在欧洲政界和战略界进入主流话语，并衍生出“欧洲主权”“经济主权”“技术主权”和“数字主权”等若干概念，逐渐演化成为欧洲应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和科技大变局的指导理念。一提到欧洲战略自主，首先联想到的就是欧洲希望减少在安全防务领域对美国的依赖。不过，从欧洲提出战略自主的出发点及相关政策工具的政治考量来看，这一理念至少是针对三重目标对象：

第一重指向美国。作为欧洲战略自主的“助产士”，特朗普迫使欧洲人尝试走出对美依赖的“舒适区”。拜登上台后，美国对盟友的语调无疑会温和一些，欧美关系将迎来转圜，但欧盟的战略自主路线不会终结。一方面，欧美盟友关系的走向存在变数。欧美之间在贸易、能源等多个领域存在利益摩擦，欧洲战略界更是担忧特朗普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挥之不去。德国基民盟党主席候选人梅尔茨就断言，拜登领导下的美国不会偏离特朗普的强硬路线太远。另一方面，欧洲需要向美国证明其“分忧”的能力。即便新政府上台，美国政治的内顾倾向和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趋势仍会继续，仍将要求欧洲为本土和周边事务承担更多责任。对此，欧盟希望借助美国政府换届实现欧美关系的转型，使欧美同盟关系更加平衡。正如欧洲智库学者极其直白的说法，“欧洲人必须成为拜登治下的美国所乐见的、需要的、有能力的伙伴”。战略自主仍将是欧洲的不二选择。

第二重指向中国。一段时间以来，欧洲政商界、智库和媒体充满焦虑地讨论如何摆脱经贸领域的对华单向依赖性，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的对华出口占比逐年攀升，大众集团超过40%的营业额在中国实现，而新冠疫情也让欧洲意识到在有效药物成分和医疗用品领域对亚洲尤其是中国的过度依赖。对此，欧盟及其成员国相应在贸易、科技、竞争、产业、数字、气候保护等领域采取调整应对，其整体的政策走向，包括减少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供应链的脆弱性，实现贸易伙伴的多元化，寻找替代销售市场，打造科技和工业领域的“欧洲冠军”，出台5G安全工具箱，酝酿出台印太战略，以“威胁公共安全”为由叫停中企在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并购，均是在宣示经济主权和技术主权，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对华针对性。

第三重指向欧盟成员国。法国、德国这些更具全球视野的欧洲国家以及欧盟机构不断在敲打和提醒其他成员国，欧洲没有大国，欧洲各国在中美世纪博弈的背景下只有抱团取暖，将“国家利益至上”原则转化为“欧盟利益至上”原则，方能如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的口号所言，“共同让欧洲再次强大”，避免成为大国竞技场，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作为复杂的超国家多层级治理架构，欧盟的权限和行动能力来自成员国让渡的主权，欧洲主权的概念能够在军事、外交、工业、环境、移民等各领域为欧盟外溢出广阔的政策权限空间，如果推进战略自主和欧洲主权，无疑将潜移默化地对一体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欧洲战略自主不止于理念层面，而是伴随以切实的战略、法律、规则、条约、政策工具和项目扶持，并且早已超越了军事防务这一传统的主权和国家安全领域，延伸到贸易、金融、工业和科技竞争、供应链安全、气候保护、医疗卫生等广泛领域。欧洲日益倾向于将数据、关键基础设施、高新技术、外商投资、能源等要素上升到主权和国家安全的高度，出台政策应对，以捍卫欧洲利益和价值观，增强欧盟的行动能力，走出独立自主的道路。例如在数字领域，欧洲出台的一系列数字经济法案、规则和产业促进政策，既是针对美国放任自由的数字治理模式，也是针对中国政府管控的模式，有志打造数字时代的“欧洲模式”。

对于中国而言，整体上乐见欧洲通过发展战略自主，成为相互依存的多极世界中的重要稳定性力量。欧洲顶住美国的压力与中国达成全面投资协定，进一步扩大全球贸易体系网络，正是其贯彻经济主权的最新成果，彰显了战略自主的政治意愿。不过，欧洲内部对于战略自主的理念交锋充分折射出，仍有相当多的声音希望继续躲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下维持“美治和平”的幻象。欧洲要真正转变观念、从思想上独立起来，仍面临着根深蒂固的传统与现实阻力，而其内部对于欧洲主权以及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也远未形成基本共识。（作者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