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冬：疫情防控检验着共同体的韧性

在最近这波疫情中，基层的一些防控做法引起热议。尽管已经有湖北武汉积累的丰富抗疫经验，似乎只要认真“抄作业”就可以应对。但是结果并不是这样的：有的地方不仅抄得准，而且答对了新题，有的则笨手笨脚，抄对了答案，丢了答题过程，还有的则层层加码，把答题过程弄得繁琐不堪，连老师都看不下去。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网络上已经有诸多的讨论，甚至掺入了地域偏见。在笔者看来，差异的产生大致有三个主要原因：

一是这波疫情发生在不同的地域，自然地理环境差异很大。冬季气温低本来就适合新冠病毒存活传播，在天气寒冷地区，公共场所、家庭等更为封闭，就为病毒传播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天气寒冷也增加了各项防控措施展开的难度，降低工作的质量，比如网络上热议的核酸检测、物资运输和派送，以及防控人员的集结和布置等。

二是各地应对疫情的资源也决定着应对效果的差异。所谓的应对资源，除了药品、医护人员等医疗资源外，还包括当地公共基础设施、市场网络、媒体和社会沟通网络、各类物资的自我供给能力、物资的流通配送渠道等诸多涉及到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各类资源、条件。这些资源条件，反映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尤其是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状态和基本条件，本来就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在平常时候，如果公共设施不完善，公共品提供不足，市场网络不发达，居民生活不便利，那么在应急状态下，居民生活一下子陷入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三是各地政府治理能力成为决定疫情应对效果的关键因素。疫情暴发后，相关地方进入应急状态，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开始围绕当地党委政府的指挥棒运行，党政部门就成了指挥员、组织员和作战员，每一个决策，每一步措施，甚至每一个干部的言行，直接关系到疫情的防控质量。实践证明，治理能力低的地方，必然会在疫情暴发后手足无措，应对失当，即使有现成的答案，也会抄作业不及格。这也是这些地方的政府在网络上被诟病的原因。

疫情与许多灾难风险相比，最根本的不同是所有人都身处其中，成为可能的受害者，无人能够幸免，全社会成为灾难共同体、风险共同体。因此，疫情防控考验的不是某个群体、某个组织的能力，而是整个共同体的韧性，面对灾难自我调整、自我修复的能力。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世卫组织把武汉疫情防控的成功经验称为“全政府-全社会”模式，倡导各国要有效防控疫情，需要政府、社会、企业以及每个人的参与、合作，共同提高风险意识、抗风险能力，发挥各自的优势，承担各自责任，共担风险，把预防工作做到日常，防控工作做到精细。

这个模式的核心就是共同体精神的塑造和共同体的维护。在各类风险和不确定冲击下，共同体已经不再是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等传统社会因素形成的封闭式生存发展共同体，而是基于生命健康的共同体，超越了属地管理、辖区责任乃至国别界限。因此，社会、政府、市场都是这个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应该发挥各自的作用，共同承担维护共同体健康发展的责任，破除“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困境。

就当下而言，要提高疫情防控共同体的韧性，首先要补齐各种短板，包括资源短板、能力短板，尤其要从共同体的高度，继续发挥好全国一盘棋的制度优势，关注全国疫情中的脆弱地区、脆弱群体、脆弱部门，为它们提供资源、补强能力，避免地域偏见，更快更彻底地将疫情控制在当地，防止扩散。其次，要通过疫情全面检验整个共同体的健康水平，既要深入分析政府治理体系和能力存在的问题，也要系统分析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建设中存在的不足，尤其是制约政府-社会-市场三者良性互动的因素。要以疫情防控为契机，建设强政府、好社会、良市场，真正提升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作者是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