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波：到了亟需关注精神贫穷的时候

以往谈及贫困，往往指的是物质生活的贫瘠，精神贫困这个概念对于尚苦于物质财富不足的人来说，还是一个遥远的概念。近日，郑爽在被社会舆论鞭挞时，有识之士斥之为精神贫穷，为我们敲响警钟。

坦率说，郑爽这类精神贫穷的人在当今社会并非少数，类似精致利己主义的做派耳闻有之，目睹有之。种种现象提示着我们，在社会物质财富整体逐步充裕的同时，精神世界并没有整体显现出同步推进的趋势，少数社会成员的道德沦丧反而有愈演愈烈的态势。精神贫穷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概念，物质的贫穷并不必然导致精神的贫穷，有时恰恰相反。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孙少平，就是一个物质虽然贫穷却精神异常富足的典型人物。几年前，一名金榜题名的大学生发出的“感谢贫穷”曾被一些人误读，其实这份感慨不是对贫穷的礼赞，而是对贫穷境遇滋养出的励志和奋斗精神的感怀。比较而言，物质富足但精神贫穷的却不乏其例，郑爽及其家人无疑是最新的代表。相关事件的标志性意义不在于其唯一性，而在于其将关于精神贫穷的问题又一次严肃地推到大众面前。

在社会主义的视域下，精神贫穷原本是一个与资本主义社会相联系的独有社会现象。资本依托自身增加社会财富的活力，极大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展现出其历史进步性的一面，但是，资本逻辑有其内在的消极性一面，它不仅制造出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也制造出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之间的矛盾。换言之，物质财富的增加总是与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危机相伴随的。颠倒了的价值观念、失衡了的道德尺度作为资本逻辑的另一种社会产品，成为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必须经历的炼狱。而社会主义之所以呈现出相较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以缩短和减轻这种弊端和苦痛为价值取向。某个艺人爆出的丑闻之所以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社会问题，不只是在于其作为公众人物对年轻人形成错误的示范，更重要的在于其折射出社会存在和社会生态问题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公众人物的丑闻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如果只是从当事人自身出发而不深入社会现实，那么对公共丑闻的批判必然流于表面。一方面，社会舆论对污点艺人的口诛笔伐足以令人欣慰，这至少说明社会达尔文主义虽然在开疆拓土，但始终不能厚颜无耻、堂而皇之地浮升到社会价值观的C位。但另一方面，公共丑闻形成的原因虽然不是单一的，但无不可以纳入社会结构和关系的框架之中。社会发展的加速化在推动技术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一些人越来越难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一些人的精神世界早已满满都是工具性的内容，价值无处安放。在一个工具化的时代，一切美德都只不过可以一定的利益为代价而已，这或许是这些人内心深处的精神支柱。

在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中，就是要把资本主义这个颠倒了的社会重新倒过来。物质贫穷固然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穷当然也不是社会主义。美好生活需要以物质为基础，但又更主要地体现为一个精神和价值领域的范畴。这就决定了，提升物质财富的丰裕程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工作，没有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精神的解放就丧失了根本前提。与此同时，物质财富的增长既不会自然地解决贫富分化之间的矛盾，也不会自然地解决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之间的矛盾，它们都需要外力的强力介入。惟如此，才能达成国家的富强与社会主义新的文明类型的建构与完善相一致，在真正的意义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各种社会矛盾虽然有较大缓解但依然客观存在着，需要深入思考和解决，这是对相关事件反思的价值所在。在承认社会意识领域多元化的客观性的同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力倡导，是克服精神贫穷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力量。当然，这个倡导还必须和捍卫有机结合在一起，有关部门对相关事件作出的及时有力处理，侧面反映出对精神领域问题治理重视程度的加强。（本文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