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玉祥：父母仍有劳动能力就不赡养，在农村正成为潜规则？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韩玉祥】

近日，因“民政部：针对农村留守和空巢老年人，开展定期巡访制度”这则新闻，空巢老人群体再次进入大众视野。

所谓空巢老人，是指身边无子女，只剩下老两口或其中一人独自生活的老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变化之一是众多青壮年农民离开故土，来到城市打工谋生。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077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425万人。随着农民工大量外出，农村空巢老人家庭数量剧增。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负责人李邦华在今年12月的记者会上也分享了一点信息：按照全国老龄协会的相关统计，全国空巢老人比例应该是一半对一半；因为人员流动各方面原因，农村空巢老人比例还会高一些。

那么，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状况究竟如何呢？

笔者调研发现，子代家庭面临结婚、买房、教育三大压力，农村空巢老人出于减轻子代负担的考虑，会主动进入“自养”状态，只有到生大病造成的半瘫痪或瘫痪阶段才会依赖“他养”。

自养阶段，“亲代自养、子代不养老”正成为新的家庭养老规则。然而，由于自养能力的不确定性，不少农村空巢老人陷入了日常生活危机，日常生活质量难以保障。

资料图：新华网

日常生活

农村空巢老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一是物质生活需求。

说具体点，便是买菜吃肉，再加抽烟喝酒。这些需求能否得到满足，取决于各家经济水准。

经济条件好的空巢老人——大多属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退休职工，或者自身及子女经济条件较好——在这方面不用忧愁。不过这类空巢老人所占数量较少。

经济条件稍差的，也能做到温饱有余。多买鸡蛋、偶尔吃肉，买菜也多是便宜的时令蔬菜；若买烟酒，有钱就买点便宜的，没钱就戒烟戒酒。这类空巢老人在笔者调研中所占比例最大，已过半。

经济条件差的家庭，比如家里有人得重病或缺乏劳动力，老人的吃穿也能达到温饱水准，只不过平时少买肉蛋奶，多吃面点、馒头。

二是社会交往需求。

所谓社会交往分为两种，一种是礼俗性的社会交往，即亲戚、朋友之间的人情往来。在笔者调研的对象中，有的老人每年的人情往来开销可达1万余元，其他大部分介于3000~5000元之间。

另一种是日常化的社会交往。由于闲暇时间太长，大部分老人为打发无聊，会找人闲聊、倾诉。

笔者在浙江衢州调研时，就碰到这么一件事：因老伴进城带孙子，余爷爷长时间找不到人交流，刚好碰到我们入户调研，就主动要求我们找他访谈；调研过程中，余爷爷不时打断访谈，希望我们欣赏并朗诵他写的诗词，最终导致调研无法顺利进行。

在山东菏泽调研时，一位70多岁的奶奶同笔者讲道：“平时在家看电视脑袋疼，坐着发呆憋得慌，有的老年人就是坐着坐着老年痴呆了。和邻居两人骑小电车出去转悠，心情会好很多。”

三是消遣娱乐需求。

笔者在河南新乡调研时看见，一部分老人在家看电视、发呆，一部分老人会去棋牌室、麻将馆，还有一部分老人则偶尔参加低价的旅游团。

当然，参与何种活动，依旧取决于各家经济能力及老人的身体健康程度。比如有的空巢老人平日就基本都闷在家中，很少出去走动，几乎退出社交圈子。

有位60多岁的空巢老人在家太无聊，给鸡染了色，这鸡瞬间变身为奶奶的“宠物鸡”（作者供图）

“收不抵支”

部分农村空巢老人的日常生活出现危机，主要原因说直白点就是“收不抵支”。经调研探究，笔者认为有三个因素共同导致农村空巢老人“收不抵支”状态的延续。

首先是伦理因素。

传统时期，以子女成家或60岁为时间节点，农村老人开始享受天伦之乐，不用再为子女操劳；子代则开始反哺亲代，每年向亲代支付一定数额的赡养费用。

然而，在城镇化压力下，赡养伦理逐渐发生变化——亲代为减轻子代压力，逐渐开始“自养”；不少子代则将此默认为父母有劳动能力时自养、丧失劳动能力时才赡养。换言之，老人自养原是“情分”，有的子代却慢慢将此视作“本分”。例如，在老人还有劳动能力时，有些子女就认为住院生病的花销应该由老人自己出，但实际上很多老人真的没有多少积蓄。

总之，传统赡养伦理逐渐重塑，新的伦理道德使农村空巢老人陷入“自收自支”的生活状态。

其次便是劳动能力。

随着身体机能的下降，多数以往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村空巢老人逐渐被排挤出劳动市场，只能打打收入不高的零工。以建筑行业为例，一位空巢老人在年轻力壮时，一年可以打工200多天，日工资300元左右，年收入可达6万元上下；50岁之后，只能在本地打打零工，打工时间下降一半，日工资减至200元，年收入不过2万元。再无能力外出务工的空巢老人，则只能通过务农及养猪、养羊，一年赚个几千块钱。

最后是社会舆论因素。

社会舆论难以介入农村空巢老人的日常生活危机，难以从外部改变农村空巢老人收不抵支的生活状态。

一方面，当农村空巢老人自养成为地方伦理和地方共识后，农村空巢老人自养质量高低属于私人事情，只有在“他养”阶段出现子女不养老的情况，才会成为社会事件，被社会舆论所谴责。

例如，河南新乡有人同笔者谈道：“我大哥64岁，没事儿打点工，一个月大约10天零活儿，200元一天，一年一两万收入，平时不打工就在家闲着。2010年前他还抽烟喝酒，后来都戒了。我不能什么都问，不然会起反作用。这属于人家家庭内部的问题，有矛盾了我们才管。”

另一方面，日常生活具有弹性、多元、模糊等特点，难以形成统一衡量标准，更增加了社会舆论介入的难度。如一位空巢老爷爷所讲：“有条件的多吃点肉，没条件的多吃点面条馒头，这个没法衡量。”

总之，“收不抵支”的生活状态既无法从内部改善，也难以从外部改变，导致不少农村空巢老人遭遇日常生活危机。

一位老人坐在门口。留守乡村的老人常用这种方式打发时光（资料图/北青网）

自我调适

面对日常生活危机，这些农村空巢老人只好进行自我调适，主要策略概括起来便是“开源节流”。

开源，主要依靠退而不休与女儿养老。退而不休，主要指延长自己的劳动时间，通过打零工或务农增加收入来源。女儿养老，毫无疑问，女儿履行赡养义务，补贴空巢老人零花钱。

节流，则主要依赖省吃俭用，比如节衣缩食、戒烟戒酒；再就是减少社交，少些消遣娱乐活动，甚至足不出户，尽量减少额外支出。

现实中，这所谓的“开源节流”能帮农村空巢老人有效应对日常生活危机吗？恐怕结果要打个很大的问号。

从开源方面来看，农村空巢老人增收效果十分有限。

大部分中西部地区，只有靠近城镇的农村才有较多打零工的机会，非城镇郊区地带的农村务工机会十分有限。因此，务工并不能成为农村空巢老人增收的稳定来源。

至于务农，收入更低。按照我国人均一亩三分地的平均水平，农村空巢老人种一家五口人的土地，每年收入至多为3500元左右，而这很大程度上还得依靠一年下来风调雨顺，无旱无涝。

而女儿能为父母生活帮衬多少，也与女儿的家庭经济状况及心意有很大关系，不具有稳定性。

从节流方面来看，农村空巢老人的减支策略可以说是对日常生活危机的消极应对，是不得已的“妥协”与“躺平”。

在河南新乡调研时，就有一些农村空巢老人经常聊道：“人老了，要求不高，有吃有喝就行了。”在河南安阳调研时，甚至有空巢老人直接坦言：“人老了，就跟家里的阿猫阿狗一样，儿女给吃给喝就行。”

对策建议

可以说，农村空巢老人的日常生活危机，主要是伦理秩序变迁的后果，即子代未能如传统那般践行赡养义务。因此，应对农村空巢老人的日常生活危机，应当主要从自养阶段的道德伦理建设入手，让子代重新明白，赡养、照顾老人，何为“情分”、何为“本分”。

另一方面，可以借政府的行政力量重构家庭孝道伦理。政府应当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构建相适应的家庭孝道伦理，并通过行政力量保证孝道伦理的有效落实。比如，在浙江衢州地区，政府将分家仪式与赡养仪式纳入地方综治工作，子代对父代的赡养责任说明盖有村委会协调委员会的印章。若出现子代不履行赡养责任的情况，村干部、乡镇综治办、乡镇派出所、乡镇司法所会进行行政干预，老人的日常生活质量因而受到保护。

针对农村空巢老人的社交及娱乐需求，政府同样可以有所作为。

如今农村空巢老人的消遣娱乐方式呈现市场化趋势，一些资本敏锐地感知到农村空巢老人的精神需求，已开始逐步介入这片“红海”，比如近年来兴起的低价旅游团，迎合了农村空巢老人低成本消遣娱乐的需求。不过，旅行社在旅程中安排逛指定商场、抬高商品价格、对商品进行虚假宣传等行为，让众多农村空巢老人上当受骗。此外，即使号称“低价团”，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农村空巢老人消遣娱乐的经济成本，仍会将不少空巢老人排斥在外。

因此，政府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公共文化活动，提供多种形式的文化竞技平台，比如多组织唱戏、广场舞、扭秧歌等各种民众喜闻悦见的文娱活动。这些文娱活动，对老人而言几乎没有经济成本，且能增进空巢老人之间的社会交往。

老人在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用餐（资料图/中国江西网）

总体而言，中国社会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自“十三五”以来政府相关部门也一直在开展农村社会兜底项目建设，比如改造和提升农村敬老院服务能力，如今又建立了相关关爱服务体系，普遍地开展对空巢和留守老年人的定期巡访制度。可以说，如何让农村老人尤其是农村空巢老人在家能“养得好，养得安全”，政府确实在不断地担负起更多职责。不过，这不意味着后代可以就此摆脱赡养老人的责任，于情于理于法，这都不是一种好的作为——生活压力再让人吃不消，这也绝不代表着你可以心安理得的“不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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