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萨克斯：“美国时代”之后，世界的出路在哪里？
【文/ 杰弗里·萨克斯】
大家好，我是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很荣幸能够成为2021年思想者论坛的受邀嘉宾。感谢你们的邀请，同时也感谢思想者论坛给了我一个重要的话题——中国在后西方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
杰弗里·萨克斯教授
现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时代，我们需要进入一个加强全球合作的新时代。现在的时间点，正好是200年全球经济历史的尾声。在此期间，北大西洋地区的欧洲和美国开始主导世界经济，而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急剧下降，尽管亚洲的人口仍然占据着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
1820年至2018年，北大西洋地区和亚洲地区经济变化。
该图表的数据是基于在北大西洋地区全球产出份额的预估，北大西洋地区大约在20世纪中达到顶峰峰值。1820年，亚洲在世界产出中所占的份额约为世界产出的60%，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数据下降到世界产出的20%左右。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过去70年中，亚洲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一直在稳步上升，特别是东亚快速增长，而北大西洋地区所占的份额一直在下降。
美国将主宰世界的观点，也就是所谓的“美国世纪”早已经过时，因为北大西洋在工业、技术和经济实力的巨大优势只是暂时现象。工业化始于北大西洋，技术进步在北大西洋蔓延，工业化后，欧洲列强的帝国统治开始在全世界范围传播开来。
但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亚洲的增长、中国强劲的经济和技术扩散都发生了变化。如果不以人均计算，而是以购买力、价格或国际价格衡量总产出相比的话，中国现在是比美国更大的经济体。就经济的绝对规模而言，如果以国际价格衡量，中国的GDP仍约占美国的三分之一。从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增长率来看，中国显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1980年至2020年，中美全球GDP所占份额变化。
现在，地缘政治也因此发生了变化，由北大西洋或美国主导世界的想法已经过时，重要的是，我们至少有六个全球变化的根本驱动因素：
1. 由地缘经济学主导的地缘政治学。
2. 全球环境危机、气候变化、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将会影响到整个世界。
3. 巨大的人口变化。中国已经呈现出老龄化社会的趋势，人口已经稳定，但在未来，人口数量会持续下降，同时，欧洲也正在老龄化。另一方面，非洲的人口在持续快速增长，并且人口年龄非常年轻，这将给非洲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
4. 为了公平和包容，各地社会需求不断上升。用中国的说法就是共同繁荣，但我们需要社会包容的理念，在这个时代有巨大的伦理需求。
5. 数字化社会和智能机器。类似于人工智能和数字互联，这些科技正在改变经济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6. 对幸福的追求。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富裕，他们发现人均GDP几乎无法定义社会中的幸福。
六个全球变化的根本驱动因素。
因此，人们对生活质量有了新的追求，除了产出的数量，这些都是变化的根本驱动力。这六个全球变化让世界各国政府采纳了共同目标，特别是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它表达了经济进步、社会包容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共同愿望。
联合国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现在，为了使世界体系正常运转，我们将面临着重大的制度选择，因为各个国家都是相互关联的，现在已经没有单一的主导国家，而美国已经不再是世界上的主导国家。由一个国家来主宰世界体系是错误的想法，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全球体系，这也是全球和平的关键。
我们的制度选择是全球性的，是当今地缘政治的精髓。
将近50年前，我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阅读了由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历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撰写的著作——《1929-1939年，大萧条中的世界》(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金德尔伯格就“霸权过渡”或“霸权过渡理论”开始进行理论辩护，金德尔伯格当时的想法是，世界总是需要一个领导者。
而在1930年代，英国不再是世界领导者，但美国对领导全世界没有什么兴趣。根据金德尔伯格的说法，由于没有世界领导人，所以使得世界陷入了大萧条，有人会说，现在中国必须成为世界领导者，但真是如此吗？我们不需要让特定的国家作为世界领导者，我们需要的是全球性的合作。
金德尔伯格假说：“电子跃迁理论”。
而亨利·基辛格的观点是，如果要建立国际秩序，需要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帮助，国家或地区之间不需要建立“信任关系”，但如果他们都拥有强大的武装和力量，权力平衡能够维持和平。对基辛格来说，19世纪的欧洲是权力平衡的典范，而欧洲权力平衡的最大问题是，平衡将变得不平衡。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死后，欧洲出现了新的不稳定，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一场彻底的灾难。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
令人担忧的是，当有一个像美国这样的主导力量失去主导地位，同时又有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崛起大国时，这种局面很有可能让两国之间发生冲突。来自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在《注定的战争——美国和中国能逃脱修昔底德的陷阱吗？》（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n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中提出了这个想法，这本书讲述了古希腊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
《注定的战争——美国和中国能逃脱修昔底德的陷阱吗？》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争对世界来说是毁灭性的，我认为这是不可想象的。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陷入这样的陷阱：中美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相信在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即全球合作理论，所有的世界都是相互联系的，是可以通过和平来进行互助互利的。
杰弗里·萨克斯《可持续发展的时代》
在技术变革强烈、环境危机严重的时代中尤为如此，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之中，合作的收益是巨大的，而冲突的风险绝对是有深远意义的。
我认为有几个领域需要全球合作来结束：
1. 终结贫困。（2020年，中国已经展示了如何在两代人的时间内，实现从普遍贫困到绝对贫困的终结。）
2. 保护全球环境
3. 抵制不平等。（阻止“避税天堂”、非法全球活动、入侵行为。）
4. 管理人口变化（老龄化、人口中心转移、移民压力。）
5. 维持和平
全球合作的关键领域。
为了做到这五点，我们需要加强多边主义和全球共同价值观，特别是围绕《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道德宪章》，即《世界人权宣言》。
加强多边主义的关键步骤：
1. 强大的联合国组织（世卫组织、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国际电联等）
2. 为联合国组织和可持续发展筹资
3. 全球卫生、教育、社会保护基金，
4. 可持续能源、土地利用（使穷国有机会以可持续的方式发展。）
5. 联合国系统的地缘政治领导和监督，以便于支持多边体系。
我认为全球共同价值观应该基于1948年联合国所发表的《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将在2023举行《世界人权宣言》第七十五周年纪念活动。《世界人权宣言》是一份反映儒家价值观、西方亚里士多德价值观、西方基督教传统、印度教传统的文件，是所有国家签署的关于人类尊严和福祉的世界宣言，为了全球的和平，我们需要这种全球和平价值观作为共同基础。
除了全球合作之外，我们还需要强有力的区域合作，我是区域合作的超级粉丝，亚太地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将中国、韩国、日本、十个东盟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聚集在一起，这种区域合作的机会千载难逢，能够推动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的共同发展。
避免中美之间的“新冷战”。
最后，美国的许多民族主义者有在中美之间发动“新冷战”的可怕想法，我们一定要避免它。
最基本的，美国需要坚定承诺“一个中国”政策。
其次，美国应该放弃霸权的野心，与中国、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合作，而不是追求霸权。
第三，美国需要核裁军，因为核军备竞赛存在着不容小视的风险，新一代核武器的威力是巨大的。
第四，我们需要在数字技术方面进行合作，以保护隐私，避免网络战争。
第五，需要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强有力的合作。
第六，中美需要向世界其他国家表明，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超级大国坚决支持《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并致力于在国际框架内开展合作。
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时代，一个后美国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新的霸权，这意味着全球合作，意味着加强多边主义，意味着采取联合行动打击对环境的破坏和不平等现象，意味着裁军和避免新核军备竞赛，特别是意味着对《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坚定和新的承诺。
再次非常感谢能够参加2021年思想者论坛，我非常感激，我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在中国见到这么多的朋友。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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