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建国：中国入世20年，欧美顶不住打算改规则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霍建国】

今年是中国“入世”20周年，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入世”以来，中国利用外资从2001年的468.8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1443.74亿美元。

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也是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30%，是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引擎。在新冠肺炎疫情袭来的2020年，中国更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1978年，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1986年，中国提出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申请，1995年后复关谈判转为WTO的谈判，整个过程历经15年。

入世谈判和改革开放相辅相成

“入世”谈判15年是一个艰辛困难的谈判经历。困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中国整个贸易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和当时WTO的基本要求有比较大的差距。

2001年11月10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在1986年基本上是计划体制，外贸是高度垄断，关税也非常高。欧美国家基本上不同意接受中国以当时的条件来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

在1988年，我们对外贸体制进行了一次改革，采取了总公司分公司经营权脱钩，实行部分外贸企业的承包经营制，这些改革是分好几个阶段逐步达标的。

1991年，中国外贸继续进行改革，进一步下放成立一些工贸公司，就是生产企业可以直接申请出口权，当时还有一个审批阶段，海关关税从1992年开始大幅度降低，从43.2%分四个阶段降到了17%，这些改革基本上解决了很多制度性和国际多边规则要求的问题。

1994年，当时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亲自主持实行了三大改革，即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外贸外汇体制改革，也都推动了制度性的开放。

“入世”提出申请之后，前一阶段基本上是对中国的外贸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进行审议。

在国内，我们通过加速国内的改革，以开放促改革的精神解决了很多问题，特别是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后隐含了很多市场化改革的内容，基本完成了体制审议的过程。

另一大部分是市场准入的要求，当体制基本上满足了规则和要求后，欧美国家还要求承诺很多商品关税降低，包括商品的市场准入、开放市场，这些谈判就涉及到了一些实际经济利益的谈判。

所以历时15年的的谈判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以体制机制的制度性开放为主，另一部分是以市场开放为主的市场准入，两者都是比较艰难的，前一部分依靠中央国务院下决心推进一些体制机制改革，后一部分需要平衡国内各个工业部门和产业的开放度，比如欧美要求汽车行业开放，我们肯定不同意。

当时谈判还涉及一些金融、保险、电信的开放，这些都是我们非常敏感的行业，有些在当时还是幼稚产业，因此我们实行了妥善处理，分阶段开放或分步骤开放来完成，总体的结论是谈判虽然很艰难，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但是中国采取的策略还是“边谈边改”，以“开放促改革”的策略实现了逐步的对接。

从世贸的贸易体制审议过程看，我们国内的改革基本满足了需求，但是欧美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例如投入不够、企业的自主权不够等，当然更苛刻的是中国体制基本达标后，欧美就开始转向在实际市场主流利益的要价，这个过程就更艰难复杂了。

这个复杂性在于国内要不断推进改革，以逐步达到要求和条款，同时需要公开、透明、公平、公正、无歧视的一些原则。

中国强调以发展中国家资本“入世”，在很多领域做一些过渡性的安排，基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通过艰苦谈判做出了一些安排，该守的底线也都坚决守住了。

“入世”20年来，中国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经济增长给世界经济带来动力和活力，对世界贸易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市场更加开放，关税总水平由“入世”前的15.3%，降到目前的7.5%。中国完全履行了“入世”的承诺，进口关税总水平低于所有发展中成员，接近发达成员水平。

中国在“入世”谈判过程中，推动大量的制度性改革，减少垄断，逐步吸引、允许更多的生产企业甚至民营企业去经营对外贸易，管理配额下放，进行市场化体制改革，从而激发了国内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活力。

“入世”后，中国对外贸易外向型经济才进入到了发展的快车道，呈现国企、民营、外资三股势力共同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

在外界看来，欧美认为中国“入世”享受到了关税补贴，好像中国搭了便车，占了便宜，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扩大出口的同时，随着经济贸易规模的扩大，进口规模也随之在扩大。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86年的700多亿美元到1990年是2000多亿美元，再到2001年接近5000多亿，基本上是进出口平衡。

往后发展，我们很快就突破了1万亿，成为全球第一，虽然也有顺差，但进口量也在增长，为世界经济做出巨大贡献。

除此之外，国内市场的扩大、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中国迸发出巨大的消费潜能，国际跨国公司争先到中国投资，实际上也在中国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机遇，当时在中国投资的外资公司都是赚钱的。

加入WTO之后，中国坚定支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支持WTO的工作，参与和主导了很多谈判，比如参加了信息技术协定（ITA)的扩围，把产品的关税降到零，我们“入世”的承诺也都做到了，中国加入了贸易便利化的谈判，承诺贸易通关进一步缩减时间，实行单一窗口制，这些方面是我们对WTO工作的支持，到今天我们也是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自由贸易和开放才是未来主流

近年来，全球贸易环境出现了恶化的趋势，世贸组织的终端解决机构陷入停摆，疫情给全球贸易带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以美国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自由贸易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历来是一组矛盾，也会在世界贸易环境中并存。

从历史现实看，当一个国家进入到强势发展的阶段，往往主张自由贸易。当国家经济发展困难的时候，就会强调贸易保护。

对此，美国历史上也是比较摇摆的。建国初期，美国实行高关税的保护主义，后期经济发展比较好，也曾放开过一段时间，但在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后，它又转向了贸易保护主义，抬高关税，限制一些外来投资。

二战后，美国经济进入强势周期，它又回归到了自由贸易，而且强调降低关税。关税总协定的八轮谈判，美国发挥了很大作用，使得关税大幅度下降，欧美的平均关税都降到了3%左右，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从理论实践上看，自由贸易确实可以带来世界经济的繁荣，当然自由贸易也是有一定的竞争约束，英国历史上也有两次贸易保护反复，德国其实更明显，德国长期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发展起来后也转向了自由贸易。现在，欧美指责中国不符合贸易规则，纷纷用投资、关税等手段限制科技和贸易的交流，这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

在新冠疫情肆虐、供应链危机、全球通胀尽显的背景下， 如果大家不抵制贸易保护主义，重新走向合作，推动贸易和投资的发展，那么世界经济很难走出目前的困境。

担忧供应链问题，美国民众提前开始圣诞购物。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美国联手欧洲等盟友打压中国的发展，一方面是因为它不能容忍中国的崛起，另一方面也不符合当前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大趋势，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也不利于自己的发展。

现在，美国在经济上遇到了严重危机恰好证明了这一点，我觉得要我们看清楚这一点，现在猖獗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代表未来世界贸易发展的方向。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很多国家都选择单边主义维护自己的利益，结果只会让世界的矛盾越来越复杂，经济增长面临更多的问题，这不是一个负责任、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

世界还是要回到自由贸易，回到多边贸易体制，让多边贸易体制在竞争中制定一些新的规则，大家共同遵守，这恐怕才是世界经济恢复和进一步走向繁荣的前提。

目前，WTO的改革是非常必要的，WTO现有的功能已经受到了阻碍，谈判推不动，贸易审计机制作用也没有那么大，上诉机构也面临瘫痪、无法工作。

这种情况下，大家对推进WTO改革是有共识的，改革的矛盾在于要颠覆还是要进一步通过改革加强世贸组织的功能，中国的态度很明确，我们要维护基本原则，通过改革使它发挥更好的作用。

但欧美国家的一些建议似乎要把很多基本原则颠覆掉，但是我们要指出这种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别和待遇的颠覆性改革是没有市场的。

现在改革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加强WTO自身的功能，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让大家共同配合和相互合作，对现有的WTO没有涉及制定规则的领域，像数字贸易、数字经济，碳减排、电子商务等赋予权利、收集各方意见、制定规则，而不是变成各个自贸区为主的一些规则体系。

北美自贸体系、CPTPP等这些分散的体系，虽然他们在区域还是合法的，也是受益的；但总体看，世界未来的机制不应该是一个以区域为主的竞争格局，应该回归到世界大家庭，让WTO去发挥作用。

现在的矛盾在于WTO改革中主要的贸易大国中国、美国、欧洲、日本意见不统一，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北京：“中国参与WTO争端解决20周年论坛”在贸大举办。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未来的改革，我觉得要充分尊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听取它们的呼声。这四个世界贸易的主要经济体应该充分协商、相互沟通，有一定的包容，否则改革是无法完成的。

现在的改革变得很复杂，问题变成了长期问题、政治问题，比如中美之间的矛盾也会反映在WTO谈判里，美国指责中国国企政府驱动，不符合市场竞争基本规则，那么有些东西是需要在新的改革里进一步规范。

我们要看到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是主动选择跟国际规则对标，推进国内的高水平开放，我们可以吸收“入世”谈判的经验，“边谈边改”和“以开放倒逼改革”，高水平开放是中国走向国际竞争的一个主要驱动力，高水平开放也会让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变得更加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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