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枫 ：CIA还在学中文阶段，我们免费奉送一节课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晨枫】
在10月24-26日的年度“密码通报”情报会议上，47名现任和前任美国重量级情报官员凑到一起，主要话题之一当然是中国。不过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大卫·科恩还是提醒了一句：“我们是中央情报局，不是中国情报局。”也就是说，中央情报局的职责是全世界，不只是中国。中央情报局和中国情报局的英文缩写都是CIA。
战争成就美国情报组织
直到二战结束，美国都没有国家级的情报局。战时美国当然是有情报机构的，但分散在陆海军、FBI和国务院。珍珠港事件前破译日本海军密码的就是海军情报局（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1882年就建立了。美国陆军的军事情报队（Military Intelligence Corps）的前身更是可以追溯到乔治·华盛顿的大陆陆军情报队。美国国务院则有负责政治情报的研究与分析处。战前FBI情报处不仅负责国内反间谍，还负责南美情报。
美国陆军的军事情报队旗帜。来源：U.S ARMY
二战爆发后，英国秘密情报局（MI6）在欧洲非常活跃，获得大量重要的战略情报。德军占领欧洲大陆后，MI6行动处会同外交部国外宣传处和战争部敌后行动处，组建了特别行动执行部（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简称SOE），负责在被占领欧洲的侦察、暗杀、破坏、宣传、策反等秘密行动。罗斯福对MI6的白手套和SOE的黑手套印象深刻，深感美国缺乏相应的国家级情报机构，对战略情报和秘密行动进行统筹的指导、协调和控制。陆海军的军事情报机构过于注重战术和技术情报，国务院的研究与分析处与军事情报脱节，FBI偏重国内反间谍。
MI6在美国也很活跃。1940年6月，MI6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里建立了英国安全协调处（British Security Coordination，简称BSC），负责MI6和SOE与美国情报界的秘密联络，由威廉·斯蒂文森负责。这时离珍珠港事件还有一年半时间，美国还处在孤立主义情节中，BSC也着重搜集美国朝野参战动向的情报，并秘密施加影响，尤其是操纵媒体和意见领袖。
威廉·斯蒂文森是加拿大人，在一战期间作为加拿大远征军士兵赴英国作战，一来二去进入新组建的皇家飞行队，晋升军官，并在战时取得击落12架敌机的战绩。在德国被击落后，从战俘营逃回。一战结束时，斯蒂文森晋升上尉，获得军事十字勋章和杰出飞行十字勋章。
战后，斯蒂文森回到加拿大，做生意不成功，又回到英国。这次不仅生意兴隆，还娶了美国烟草公主玛丽·西蒙斯，并和人一起发明了照片的无线传真技术，每年可获得10万英镑专利费，相当于现在每年1200万美元。他在政治上很敏感，通过在欧洲的广泛商业联系，发现希特勒违反凡尔赛和约、秘密重建军备的证据，主动向还是议员的丘吉尔提供情报，由后者在议会向绥靖的张伯伦政府施压。
威廉·斯蒂文森。来源：Wikipedia
二战爆发后，丘吉尔出任首相，派斯蒂文森到美国组建BSC。斯蒂文森得到顶级信任，可以直接阅读绝密的MI6破译德国埃尼格玛电文，并决定哪些内容可以与美国共享，以协调大西洋上的航运和反潜。美英还达成秘密协议，所有美国与欧洲之间的邮件从英国殖民地百慕大经过，由BSC人员秘密拆阅检查，情报与FBI共享，若干在美国的德国间谍就是这样被抓住的。
斯登文森很快结交罗斯福，并成为心腹。他提议成立国家情报组织，与罗斯福的想法一拍即合，1941年7月11日，白宫设立情报协调官（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由威廉·多诺万担任。
多诺万是一个人物。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时，与罗斯福是同班同学，但两人政见南辕北辙，多诺万支持共和党，罗斯福支持民主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多诺万少校指挥一个营，作战英勇，获得国会荣誉勋章。在美国，佩戴国会荣誉勋章者走过的话，将军都要立正敬礼。成名之战后来拍成电影The Fighting 69th，多诺万因此成为公众人物。战后多诺万重回法律行业，担任纽约西区检察官，后任司法部反垄断处副总检察官。1929年，多诺万辞去政府职务，重回律师本行，在30年代大萧条的众多清算、兼并、破产案中发了财。
战斗六十九。来源：IMDb
二战前，美国有一批常年活跃在欧美之间的商人、律师、学者，在两边政要中都“说得上话”，成为秘密外交的主力军，多诺万也是其中一个，在战前就结识了墨索里尼和一些德国政要。
多诺万早就预见到战争即将爆发，并向罗斯福进言。尽管政见不同，多诺万的政治敏锐和海外人脉得到罗斯福的器重。德国入侵波兰后，罗斯福派多诺万作为私人特使前往伦敦，评估英国的战争准备。多诺万在伦敦见到丘吉尔，并和丘吉尔成为好朋友。丘吉尔命令英国机密情报统统对多诺万无限制敞开。多诺万对英国的战争准备做出正确评估，建议罗斯福援助英国。英国投桃报李，呼吁美国派他出任驻英国大使，替换倾向于绥靖和不看好英国的老约瑟夫·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父亲）。
多诺万也提议罗斯福仿照MI6和SOE组建美国的情报局，被任命为COI后，直接向白宫报告，负责协调陆军、海军、FBI、国务院等分别运作的情报部门。多诺万也不当光杆司令，任命艾伦·杜勒斯组建纽约站，就在洛克菲勒中心英国MI6纽约站的楼上。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卷入二战。1942年初，COI停止运作，多诺万受命组建战略服务处（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简称OSS），隶属军方，并作为陆军上校被召回现役，在1943年3月晋升准将，1944年11月晋升少将。
多诺万受命组建战略服务处。来源：Wikipedia
多诺万和威廉·斯蒂文森也是好朋友，BSC在OSS的训练、组织架构、人员选拔等方面全面支援。MI6是意图把OSS培养成帮手的，但多诺万的野心更大。OSS不仅在被占领的欧洲（尤其是法国和巴尔干）大举展开秘密活动，与SOE构成竞争，多诺万本人还积极与抵抗运动和各国政要秘密接头，包括铁托、莫洛托夫、教皇庇护十二世等。多诺万还策划德国军事政变，力图把苏联势力阻隔在欧洲门外。斯道芬堡刺杀希特勒时，杜勒斯在瑞士代表多诺万，与德国政变军官圈子全程接触。在亚洲，OSS也在缅甸和中国大事活动，重庆中美合作所就是例子。
OSS的强势得罪了多方大佬，胡佛坚决不许OSS染指南美，麦克阿瑟也拒绝让OSS染指菲律宾，但艾森豪威尔支持OSS在欧洲的运作。多诺万亲自参加了萨勒诺、安齐奥和诺曼底的登陆，实地考察战场，然后回华盛顿，直接向罗斯福汇报战情。他根据在诺曼底战场上的亲自观察，得出德国空军、海军大势已去的结论。
OSS也与MI6发生龃龉，MI6认为OSS的牛仔式简单粗暴做法危害了MI6的行动安全。MI6严格限制OSS在英联邦的活动，禁止OSS背着MI6在英国与欧洲抵抗运动接触。MI6和OSS的分歧更在于对战后世界的设计。英国要维持Pax Britannica，多诺万要打造Pax Americana。
CIA的诞生
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接任，多诺万的强势、能量和人脉实际上对杜鲁门是个威胁。一个FBI的山大王胡佛已经够难对付了，再加一个OSS的山大王多诺万，这是杜鲁门所不需要的。OSS在美国国内也得到“美国盖世太保”的恶名。二战一结束，杜鲁门就在1945年9月解散了OSS，多诺万被迫离开情报界。两年后CIA组建时，已经没有多诺万什么事了
CIA于1947年正式成立。来源：History Daily
然而，CIA的起源决定了CIA不是单纯的情报机构，而是身兼三职：
1、情报收集
2、情报分析
3、秘密行动
情报收集和情报分析是各国情报局的主业。情报收集涉及各种公开和秘密的情报收集，情报分析则是对各种公开和秘密情报汇总、分析，提炼出有用、可确认的事实和趋势，并提出决策建议。
秘密行动则类似战时的SOE和OSS，涉及策动政变、暗杀、破坏等非法行动。这是CIA有别于多数国家情报局的地方。还在OSS时代，多诺万就在欧洲各地为战后的Pax Americana穿针引线，营造亲美势力，改变各国政治走向，甚至不惜用暗杀、贿赂的手段。他还成为新成立但短命的欧洲统一事务美国委员会（American Committee on United Europe）主席，试图引导战后欧洲的政治导向。
从一开始，在非亲美国家策动政变和叛乱就是CIA最大的“名片”：1953年的伊朗政变，1954年的危地马拉政变，1958年的反苏加诺行动，1960年的刚果事变，1960年干涉多米尼加，1962年古巴猪湾事件，50-60年代支持四水六岗藏独组织，都是已知的恶行。
CIA在越南也很活跃。多诺万离开情报界后，重操律师旧业。艾森豪威尔提议多诺万出任驻法国大使，多诺万不愿去，不想在不对眼的国务卿福斯特·杜勒斯（艾伦·杜勒斯的哥哥）手下干，转而在1953年出任驻泰国大使。那里天高皇帝远，邻近的越南爆发越共领导的抗法战争，时任美国大使不给力，多诺万就情不自禁重操旧业了。这是远在肯尼迪时代美国军事顾问进入越南之前，美军卷入越南的战斗行动是更后面的事了。
美国国务卿福斯特·杜勒斯。来源：Wikipedia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国家情报副总监苏珊·戈登认为，战后美国情报事业分三个阶段：
1、冷战时代的对苏情报
2、反恐时代的反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情报
3、后冷战时代的对华情报
CIA尽管名声在外，在最关键的情报问题上，其实是从失败走向新的失败。
建立CIA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珍珠港偷袭的再发生。美国不乏获取具体情报的技术和人力手段，但碎片化的情报和竖井式的体制无助于综合性的战略判断。珍珠港就是这样。然而，CIA的组建并没有根本改变这样的问题。
朝鲜战争使美国大吃两惊。北方人民军的进攻出乎意料，志愿军入朝更是出乎意料。这也难怪，CIA汉城站200多名情报官里，竟然没有一个会说朝鲜语的。
即使在重点的欧洲，柏林危机、苏联原子弹都也出乎CIA的意料。
在技术层面， B-52在1952年首飞，但要到1955年才投入使用。1954年，苏联在图希诺航展上米亚-4喷气式轰炸机飞过，美国情报认为航程可以达到美国。一时间，“轰炸机差距”成为美国朝野的恐慌。后来才知道，米亚-4是失败的尝试，飞机超重，发动机油耗太高，根本没有作为轰炸机投入使用。
B-52A。来源：Wikipedia
紧接着就是“导弹差距”。尽管美国抢到了冯·勃劳恩和他的V2团队，苏联抢先发射成功人造卫星，抢先实现宇航员绕地球飞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斯普特尼克时刻”，斯普特尼克是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名字。运载火箭与洲际导弹的技术是相通的，1957年的国家情报报告里，苏联的洲际导弹数量将从1958-59年间的十来枚迅速增加到1960年底前的100枚，1958年报告则指出1961年（最迟不超过1962年）将达到500枚。后来证明都大大高估了。
这些情报错误不都是CIA的直接失误，美国空军的情报失误有很大责任，但CIA作为国家情报的统筹中心，并不能推卸责任。
CIA也没有预测到中国两弹一星的成功。
1973年的十月战争是以色列的情报失误，更是政治军事判断失误，但CIA同样没有预测到埃及和叙利亚会发动突然进攻，致使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国差点覆灭。
美国确实赢得了冷战，或许可以归功于凯南的围堵战略，但CIA的战绩毁誉参半。在策动叛逃、煽动不满等方面卓有成效，在两面间谍方面与克格勃各有得失，但在诸多重大战略动向上误判多多。
偷鸡不成蚀把米
第二个阶段是以美国情报界的失败开始的。911是珍珠港偷袭之后对美国本土最大的突然袭击，这不仅是FBI的严重误判，也是CIA的严重误判。FBI是负责美国本土反间谍和反恐的，但CIA的主要职责就是在海外防止任何力量对美国的突然袭击。基地组织最后是从美国本土发动的突然袭击，但基地组织本身及行动支援都是海外的。
俄罗斯和苏联一直被西方看作异类，但在思想、文化、种族上不乏共同点，更何况欧美还有大量流亡白俄及后代，这只是“同村”的异类。但伊斯兰世界就是“异乡”的异类了。好在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毕竟有1500年的交往史，伊斯兰世界只是外乡，不是外星。
美国的反恐战争是失败的。反恐战争是以惩罚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开始的，但小布什的打算从来就是要从文化上根本改造大中东，根除反美、反基督教、反工业文明的情节。这一切没有发生，美国反而在战术上深陷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在战略上制造了更深、更广泛的仇恨，在文化上强力推动女权、世俗化也遭到强烈反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没有根除，更加极端的ISIS反而出现。
白宫观看刺杀本·拉登实时视频。来源：新华网
CIA不仅无法渗透到反美力量里去，还被重重地摆了一道。约旦医生哈马姆·巴拉维是三重间谍，为CIA、约旦情报局和基地组织工作。他是巴勒斯坦人，基地组织同情者，在约旦巴勒斯坦难民营里的妇婴诊所工作，由于主持一个圣战者网上论坛而被约旦当局逮捕。约旦情报局和CIA策反了他，派他进入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交界的部落地区刺探情报，引导无人机攻击基地组织领导机构。他也确实提供过一些有用的情报，取得了CIA的信任。
巴拉维报告，掌握了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希里的动向，要求面见。CIA通知他到查普曼兵营，这是CIA控制无人机打击的机密据点。2009年12月30日，他利用信任，不经搜身就进入查普曼兵营。CIA对巴拉维报很高的期望，喀布尔站副站长也在会议上，期望会后立刻直接向奥巴马报告，发现了扎瓦希里的动向。但巴拉维引爆了身上的炸弹。7名CIA人员、1名约旦情报局人员和1名阿富汗警卫负责人丧命，CIA喀布尔站副站长重伤，差点挂掉。
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定位是反恐、世俗化、共和化、民主化，但巴拉维妻子德芬·贝拉克（记者，常驻伊斯坦布尔）从阿拉伯文翻译为土耳其文的书中，最著名的是《奥萨马·本·拉登：东方的切·格瓦拉》，突出显示了认知上的南辕北辙。
三重间谍哈马姆·巴拉维。来源：alchetron
优秀的间谍来自人心所向，威胁利诱是不行的。剑桥五人帮、潘科夫斯基都不是为了利而投身对方的。美国在反恐战争中，始终没有赢得人心，始终没有理解为什么赢不了人心，或者在装不理解。美国正在中国犯同样的错误。
另一个问题是CIA人员的业余化，这其实是美国职业军官、职业情报官的通病。美国军官有轮岗制度，从少尉到将军只有22年时间，过时未获晋升的话，就必须退役。这22年里，必须在指挥、参谋、人事、后勤、政府、教学、科研的各级层面都有足够的经验，所以每个人都在十分不同的岗位之间跳来跳去，每个岗位只有一两年的时间，三四年的长期岗位经常要到晋升将军后才有可能。其结果是中下级军官的业余化，经验成为无源之水，在决策和行动中，要么照搬教条，要么拍脑袋、凭感觉。
情报官也是一样。军官好歹还是军校或者ROTC毕业，CIA人员就不一定了，什么资质都有。比如在查普曼兵营丧生的人中，基地负责人詹妮弗·马修斯是情报分析官，对秘密行动没有经验，不搜身的决定就是她做的，想以此换取信任。巴拉维的上线戴伦·勒邦特是CIA安曼站的，跟着巴拉维部署到阿富汗。他高中毕业后参军，加入游骑兵，退役后在伊利诺斯当县警察，然后加入美国司法部下属、为联邦法院和联邦监狱干活的联邦警察（US Marshals），然后在纽约FBI干了一段反犯罪集团，2006年加入CIA，2009年丧生的时候才35岁，每个岗位上都是蜻蜓点水，谈得上多少情报专业的经验？同时丧生的伊丽莎白·汉森是学经济的出身，2005年才加入CIA。
大名鼎鼎的爱德华·斯诺登也是高中毕业，尽管他是NSA的，不是CIA的。
爱德华·斯诺登。来源：Wikipedia
实际上，多诺万也是半路出家的。他在组建OSS之前，有秘密外交的经验，但没有情报活动的经验，有可能他的情报活动知识也是在BSC集训最初OSS人员的时候获得的。
高强度短训是可以迅速掌握射击、密码、格斗、跟踪等技巧的，但情报局最重要的任务是从收集的情报中提取对决策有用的依据，这只有深刻理解对象才能做到，业余化是不行的。
反恐是美国从“历史的终结”跌落到充满挫败感的二十年。还在反恐的中后期，美国已经吃惊地发现，中国已经崛起到不认识了。在某种程度上，反恐的匆匆结束是中国崛起后的被迫之举，再犹疑不决就为时太晚了。美国情报事业在沮丧和惊讶中匆忙进入“中国情报局”时代。
情报界"转向中国"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崛起对美国是比珍珠港更大的震动，而且更动摇美国国本。尽管中国对世界开放，美国的情报赤字困境极大地加深了。
伊斯兰世界毕竟经济和科技水平较低，对美国的威胁不超过恐怖袭击。中国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不仅中国文明博大精深，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方面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世界的供应链可谓条条大路通中国，中国经济实质性地全面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而且并不遥远。中国的科技水平也在迅速赶超。还有很多关键的短板，但也有引人注目的超越，如高超音速、超级计算机、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新冠疫期中国生物医药科技也显示了强劲实力。
美国对中国科技的实力和后劲开始认识。中国在贸易战中出乎意料地坚决抵抗，在乱港问题上出乎意料地重拳打击，在科技突破中出乎意料地突飞猛进，在台独切香肠时出乎意料地反切香肠，都使得美国决策层和民众大感震惊。这极大地加深了美国的情报焦虑，因为情报的最基本任务就是把出乎意料变得少少的，把意料之中变得多多的。
但美国对华情报在情报收集、情报分析、秘密行动方面都很失败。情报收集收集包括秘密情报、公开情报、技术情报。
CIA在针对中国行动中损失4名特工 。来源：大河报网
秘密情报最神秘，也最抓眼球。这主要是人力情报。既然牵涉到人，美国就有天然的困难，时代则增加了人为的困难。
美国间谍渗入俄罗斯，在相貌上相对容易，美国也有很多东欧和俄罗斯血统的人。但除了华裔，美国间谍要渗入中国就不容易了，走到哪里都混不过去。即使是愿意为美国效劳的华裔，也只有相貌上能混过去，语言关还是难过。
在语言上，中文与英文截然不同。中国中小学都得学英语，很多家长还花重金把孩子送到有外教的英语班。但美国学生学中文的就很少，能学到听不出口音的更是凤毛麟角，即使华人子女都不易做到，第二代还有希望，第三代就基本上面临和白人学生一样的挑战了。
“KSWL，YYDS……”看懵老外
优秀的间谍最需要的是人心。剑桥五人帮是在30年代投靠苏联的，这也是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盛行的时候。英国知识阶层甚至贵族阶层里本来就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情节，具有济世情节的上层青年知识分子容易在政治上激进，这是剑桥五人的社会土壤。潘科夫斯基的父亲是白卫军军官，死在十月革命后与新生苏维埃的战斗中。斯大林的大清洗对苏联带来了很大的伤害，赫鲁晓夫的全面否定则极大地扰乱了苏联人民的思想。在思想混乱年代，出间谍并不奇怪。中国也有过刘连昆。
从58炸馆到南海撞机，美国对中国充满文化傲慢，对冒犯中国漫不经心，还以霸道为得意。美国还在世界上倒行逆施，从联大上的洗衣粉到伊朗的核制裁，从不负责任的赤字和国债到纠结欧美媒体对中国污名化、妖魔化，从巴尔干到苏丹、也门内战中的不公，美国挥霍道德信用的后果是在中国丧尽人心。对中兴和华为的无耻打压，支持香港黑衣人暴乱，支持台独切香肠，在新冠源头、抗疫问题上污名化中国，美国更是彻底把中国的人心推向了反面。这是对招纳间谍绝对不利的。
反“台独” 护发展促统一。来源：大公网
公开情报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比秘密情报更重要。情报需要三个要素：
1、完整
2、可核实
3、及时
秘密情报因为获取艰难，在本质上就难以做到这三点，尤其是完整和可核实。公开情报就直接信息而言，有可能是单源，但结合相关信息，一般都能做到广源，可以交叉查验，容易做到完整和可核实。公开情报由于传递渠道的畅通，也容易做到及时。在网络时代，公开情报更加容易获取，都不需要外交官每天上街去买一堆报纸了。
公开情报的问题也是显然的。首先需要大海捞针，这又回到语言关了。快速变化的中文语言连中国人都晕，面对不知所云的佛系、绿茶婊、入关、yyds、xswl、nbcs、666、1450、2333，不紧跟中国网民圈子是肯定要懵圈的。黑鱼、蘑菇之类的黑话现在大家都明白了，但谁能说“丫丫今天离婚了吗”不是军工科技黑话？要跟踪海量的中文网络信息，CIA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手。在网络信息爆炸性增长的现在，大海还在迅速变得更大。
美国情报界对人工智能很感兴趣，或许是想通过机器翻译解决语言瓶颈。人工智能是否能达到人类智能是一个哲学问题，但现在肯定达不到。语言是人类智能的窗口，情报本来就是在字里行间淘金的事情，在可预见的将来，机器翻译出来的情报只能是“垃圾进、垃圾出”。从字面上猜度女朋友的心思是所有恋爱中小伙的普世难题，机器翻译要是能解读出隐晦文字情报背后的意义，那才是见鬼了。
年代久远的“火星文”。来源：qq空间
公开情报还有科技情报的问题，不管是中国的军工科技还是一般的前沿科技，美国都高度关注。美国懂中文的人本来就少，懂中文还懂相关科技的更少。《北斗系统激光通信标校设备星地试验》、《用于级间分离研究的TBCC动力TSTO气动布局概念设计》、《高维量子纠缠态的最优检测》这样的标题，绝大部分中国人也看不懂，要初通中文的美国人能看出其中名堂，那是勉为其难了。
美国的“情报哲学”
但科技是不分国界的。科技情报的公开性本来是美国科技界可以出力的地方，通过文献综述、学科动向等汇总成为公开情报。中国科技人员不管英文有四级还是六级水平，读懂本专业英文文献不是问题，以英文文献为基础的综述、动向遍地都是，部份成果还以英文发表在国际专业刊物或者学术会议上。但美国科技人员能读懂中文文献的就屈指可数了，即使华裔学者都未必以中文文献为主要文献来源，综述、动向就无从谈起了。
说起来，中国军迷热心从公开文献和消息里解读中国军工的发展情况，有的还有专业但并不涉密的背景，这可能真是在无意中帮了CIA的忙。但这事需要与中国人民的知情权仔细平衡，为自己国家的成就骄傲也是公民权，尤其是在不违反保密条例的情况下。
至于假情报，公开情报的广源性反而使得假情报难以得逞。假情报最大的问题就是经不起交叉核实，再精心的假情报也是要露馅的。
CIA的“警笛服务器”可以提前3到5天预测社会动荡。来源：sociable
技术情报包括空间图像、电信侦听、网络截获。美国在这些方面是领先的，但图像情报是需要解读的，常常需要与公开或者秘密情报相对照才能有效解读。电信侦听和网络截获则回到语言瓶颈的问题。
技术情报对于掌握对方的能力非常重要，比如清点对方装备数量，确认战备状态，等等。珍珠港之后的美国情报传统是：对手的能力为主，对手的意向为辅。了解对方的能力就能准确估计对方的最高威胁能力，但对手的意向是容易误判的，对手的意向更是随时可变的，因此不能过分拘泥。
这样的情报哲学是有道理的，但也是有条件的。从最坏情况出发只有在实力依然具有优势的时候才有意义，在实力不具备优势的时候，从最可能情况出发更有现实意义。在美国实力相对滑落的现在，美国已经不确定是否能确保优势了，因此对不理解中国意向尤其焦虑。其实中国并不掩盖意向，和平崛起包括和平与崛起两部分，但美国既不相信中国的和平意向，更不相信中国能不靠美国的“批准”而崛起。这就不是中国的问题了。
判断对方意向不仅是情报收集问题，更是情报分析问题。说到底，情报局最大的任务不是收集情报，或者策动政变，而是向最高当局提供可以作为决策依据的情报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这正是情报分析的事情。
在某种意义上，情报分析比情报收集更难。优质情报来之不易，但即使无米之炊或者少米之炊，情报分析还是要按时揭锅上菜，因为国家决策不等人，更不能没有情报输入。
美国空军飞行员 (左) 和审查员 (右) 从秘密空军基地的地面控制站发射MQ-1B Predator无人机。来源：商业内幕
在情报的三要素里，完整、可核实和及时不仅不易兼顾，有时统统做不到。假以时日，完整和可核实或许做得到，但那就错过了决策所需要的时间窗口了。越及时的情报，完整性和可核实性越低。这就需要情报分析部门根据不完整、难以核实的情报及时做出准确的判断，这需要对中国具有不带意识形态偏见的深刻理解。美国没有这样的人才。
CIA的苦恼，只能隔靴挠痒
CIA组建了中国行动中心，网罗大批人力，但美国根本没有那么多中国问题的真正人才可以网罗，这不是读一大堆智库报告和《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文章就能解决的。CIA能信任的人不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人CIA不信任，这是一个死结。
在反苏年代，美国有乔治·凯南和他的围堵理论。凯南的叔祖父就是俄罗斯专家，本人深入沙俄内地探险，著述的《西伯利亚和流放》是俄罗斯研究的重要文献。凯南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学历史，加入国务院外交官团队（US Foreign Service）后，在柏林大学公费读研，主攻历史、政治、文化和俄语。在拉脱维亚当三秘期间，从邻国角度研究苏联。30年代中期转赴莫斯科担任美国使团副团长。长期积累和深入考察才导致了《长电报》和《苏联行为的根源》。
凯南是外交官，不是情报官，但外交官和情报官只有一纸之隔。老布什就是从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中美建交前事实上的大使馆）主任调任CIA局长的，蓬佩奥则是从CIA局长调任国务卿的。
长期以来，出于文化傲慢，中国并不是美国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中国只是个充满海外奇谈的地方，研究中国和研究高棉、印加、毛利没有太大的不同。研究中国的重要性是在中国崛起后才“突然发现”的，而且重点不再是传统中国学重点研究的语言、历史、传统文化，而是中国经济、军事、政治、现代文化，尤其是现代中国的人心。
CIA创立“中国任务中心”。来源：华盛顿邮报
在中国大学和研究机关里，研究现代美国的教授、博士不说成灾，至少成堆。每一个教授、博士的成就不好说，但这是聚沙成塔的过程。这不是唯学历论，但人类的智慧来自于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小聪明和急智的作用最终是有限的。对于美国来说，如果说苏联是同村里的异数，伊斯兰是外乡的异质文明，中国差不多就是外星文明了：不可理喻，但又成就卓著。对于复杂、深厚的异质文明的理解更需要踩在很多前人的肩上。美国根本没有这么多前人的肩膀可踩，业余化不可避免，盲人摸象、牵强附会不可避免。
在科技方面也是一样。在很多时候，美国对中国科技突破感到突然和不可思议，可能不是出于中国的保密，而是对中国的公开文献不得其门而入。比如说，对2021年夏的高超音速飞行试验，中国公开说明这是可重复使用航天器，高超音速条件下的航天器分离也有文献依据。但美国执意要往高超音速导弹的方向想，还在冥思苦想为什么中国要费超高音速诱饵弹的事。这也是情报分析能力不足导致的。
CIA早早培养人才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但在反苏和反恐时代没有这个必要，等有必要的时候来不及了，而且政治气氛的高度毒化使得认真的中国学也不可能了。
改革开放后，虽然有考克斯报告这样的逆流，中国与美国的交流大大增加。这是双向的，互益的。但在奥巴马时代后期开始，美国朝野的反华气氛越来越浓烈，正常的交流越来越困难。疫情进一步阻碍了留学生交流和学术会议交流，使得美国学术界在认真考虑如何在无法进入中国的情况下研究中国。
中国是开放的，但中国也反对泛政治化和妖魔化，对中国的研究应该是研究鸡蛋，而不是专注于鸡蛋壳上的缝。然而，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群体中，依然有人把研究中国、向世界介绍中国看作对中国的恩惠。这种交流和合作，中止也罢。
中国学研究的脱钩对美国和中国的影响是个有意思的问题，但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形成双循环，发展步伐不会慢下来。现在的问题是世界需要理解中国，而不是中国需要向世界推销。
美国对中国经济间谍活动的打击是一团糟。来源：麻省理工学院
新麦卡锡主义的政治大气候也使得美国学术机构不再支持与中国的学术交流。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调查表明，91%的教授认为校方在2018年前支持与中国的学术交流，在2021年，只有12%的教授认为校方依然支持。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对欧洲大学的调查也是类似的结果。
在冷战年代，美国从未放弃过“改造苏联”。后冷战时代的最大政治文化冲击就是美国被迫放弃改造中国。这种脱钩心态和美国媒体歇斯底里的妖魔化也大大降低了美国人学习和研究中国的动力，这一切都是不利于CIA增加对华情报分析人才库的。
至于秘密行动，CIA从来没有闲着。不说远的，支持香港黑衣人暴乱，用耸人听闻的“情报发现”诱导欧美媒体关于新冠溯源抗疫的议题，制造莫须有的新疆棉、强迫劳动议题，煽动抵制冬奥，都少不了CIA的身影。美国与印度签订的情报交换协议肯定涉及中印边界地区和西藏、南疆，对中国在非洲的采矿、筑路的攻击甚至人身伤害也很可能有CIA的黑手。
但CIA秘密行动的苦恼在于只能隔靴挠痒，进不了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CIA的组建是为了统筹美国的情报行动，提供统一的决策依据，但CIA没有做到。美国现有17个公开的情报机构，其中包括陆军、海军、空军、太空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6个军兵种情报局、国务院、FBI、反毒局、NSA、NRO、NGA、DIA、国土安全部、能源部、财政部的情报部门，当然还有与各部并列的CIA。然而，在2004年，小布什还是另外设立了国家情报总监的职位。这原本应该是CIA局长的任务，但CIA自己也下场竞争，其他情报局就不乐意了，所以只好叠床架屋。
这解决了情报协调问题吗？没有，要不然美国也不会对中国的“突然崛起”大吃一惊了。这样的大吃一惊本身就意味着美国的战略情报失败。
中国如今是美国情报界的重中之重。这样的压倒性关注对中国既是压力，也是机会。美国在世界上的敌人很多。中国是压不倒的，但美国对其他敌对势力放弃关注，结果只有一个：被趁虚而入。911就发生在小布什把中国定位于“战略竞争对手”的时候，还记得南海撞机和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8艘常规潜艇吗？这才是大卫·科恩那句“我们是中央情报局，不是中国情报局”的意思。但美国“事必扯中国”已经歇斯底里了，CIA能独善其身吗？未必。
在CIA继续学中文的时候，奉送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这节课免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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