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如何力避全员核酸？吴凡：超长潜伏期不是科学结论，多一个不要少一个不行
“尽管上海面临全国最大的境外输入风险，但‘14+7’就足够了。”12月3日至4日，第五届“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间隙，上海市疫情防控公共卫生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教授，接受了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的专访。
医院学校涉及面广 防控手势会紧一点
记者：很多人既感慨也好奇，上海在历次疫情应对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全员核酸检测，也没有一个区、甚至一个街道全员核酸检测。究竟如何做到精准防控、循证施策？
吴凡：精准是建立在科学循证基础上的，要根据每一起疫情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疫情发现早，就有精准施策的余地；如果发现比较晚，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全员核酸检测，也是及时控制疫情的重要举措。我们有一支高质量的疾病预防控制队伍。一说起医师，很多人想到的是临床医生、牙医和中医，很少有人知道公共卫生医师。一说起流调工作，很多人觉得不就打个电话嘛，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流调工作跟破案差不多，一定要面对面，否则连这个人的表情都看不到，怎么知道是否还有隐瞒的信息？
上海持续强化全市流调梯队建设，全天候做好应急处置准备，接报后立即响应，2小时内出动流调队伍快速采样检测，4小时完成核心信息流调、落实临时管控措施，24小时做到轨迹“应查尽查”、人员“应管尽管”、场所“应消尽消”，确保对城市运行影响最小化。
记者：最近，上海出现零星本土确诊病例。有的医院或学校需闭环管理两天，12月2日发现确诊病例的仁济医院浦东院区门急诊却照常运营，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吴凡：我们是围绕确诊病例来进行排摸，根据密接或次密接到过的地方，来判断风险人群和管控范围。由于医院、学校涉及的面比较广，防控手势会紧一点。
确诊病例是在仁济医院浦东院区的发热门诊就诊，并未到过医院其他区域，而发热门诊是严格按传染病诊治要求做好隔离措施的。确诊病例检测异常后未离开发热门诊，由闭环转运至定点医院。因此，仁济医院门急诊及住院等医疗服务始终正常运行，发热门诊经过全面消毒后，也已正常开放。
记者：疫情至今，哪一次流调最难？
吴凡：今年1月黄浦区昭通路的疫情处置。为什么说它难？因为涉及中心城区的居民小区、两家医院、商业综合楼、宾馆和娱乐场所等。1月22号，我带领一个流调专班，在15个小时内，锁定100余名密接，3300余名高风险人员，30余辆网约车，22个餐厅等风险场所。
就是在这次流调中，我提出“多一个不要，少一个不行”。昭通路居民区在即将结束闭环管理时，发现新增疑似病例，这一新病例是已经隔离的密接，也就是我们说的在“圈内”，所以居民社区最终按时结束闭环管理，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这个决策的背后，正是之前的流调已掌握了病例具体情况，并提前将其纳入管理，使得继续发生感染的风险为零。由此可见，通过专业和精准的防控，是可以将对城市运行产生的影响最小化的。
我特别想要说的是，除了精准，上海的疫情防控也是有温度的。我们在流调中率先隐去了病例的年龄、性别、职业等敏感信息，注重隐私保护。昭通路居民集中隔离时，家中的宠物也可以一同前往，让大家能够安心隔离。
记者：上海面临全国最大的境外输入风险，现在又出现了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有人担心“14+7”的健康管理措施是否不够？
吴凡： 我手头正好有些数据，去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4350万标准箱，全国、全球第一；去年进境航班4.7万架次，进境人员190万人次，全国第一。自去年2月18日至今，上海本土病例只有52例，但境外输入病例已有2469例，占全国四分之一。
尽管上海面临全国最大的境外输入风险，但“14+7”就足够了。所谓“超长潜伏期”是个现象，不是一个结果，更不是一个科学结论，至少现在尚无十足证据来证明超长潜伏期的存在，因此无限制地“+7”是不科学的，也会增加社会成本。
上海疫情防控做得比较好 绝不只是几个专家的功劳
记者：每次上海出现疫情，您作为懂技术的专家，是否在决策中被充分地尊重和信赖？
吴凡：是的，毋庸置疑。两年来，上海市领导一直强调，一个专家抵上千军万马，要充分发挥专家的智慧。也正是因为尊重专业性，上海一直在探索精准防控之路，希望用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效应，尽可能少地影响市民生活和经济发展，让生活在上海的人们感到安全和踏实。
记者：您曾经说过，控制疫情的决策远远不只是技术方法和路径的选择，还有什么呢？
吴凡：我一直说，上海疫情防控做得比较好，绝不只是几个专家的功劳。专家只是提供专业意见，需要有人拍板、决策。在上海，疫情防控工作的一整套决策指挥体系是最关键的，疫情处置中有担当的决策力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大家都对“烟花下最浪漫的核酸检测”记忆犹新吧！10月31日下午接到外省市协查信息，当地确诊的一例本土病例曾在30日前往上海迪士尼游玩。尽管该病例被确诊时正处于高度传染性，但我们充分评估了31日身处迪士尼的游客风险，在对离园游客进行核酸检测后，就让他们自行回家了。有人说，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而这一决策恰恰是建立在“四方责任”落实的基础之上，即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单位责任和个人责任，这是我们常态化防控的关键。我当时全程参与了这一过程，流调本身就是围绕确诊病例一个个圈往外拓展，对于这些低风险人群，先原地“暂停”，筛查后没问题就开放了，万一有问题也不会涉及更宽的范围，通过筛查就是把这种不确定性变得更确定。
除了决策力，还要有执行力。能否做到事不过夜？各部门是守着边界还是跨前一步？烟花下的核酸检测固然浪漫，但这背后是卫生健康部门集结近600名检测人员在1小时内到达迪士尼，公安部门集结1000多名警力维持秩序。晚上23时30分园区游客全部完成检测，相关人员共66460人次，就在大家担心地铁停运怎么回家之时，交通部门已安排220辆临时接驳公交车，等在出口。
如今，上海日最大核酸检测能力单人单管91万份，构建了多点触发的监测预警网络，127家医院发热门诊，22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诊室，高风险岗位人员筛查，食品冷链监测，药店高风险购药人员监测，这些都共同构建了一个可溯源的“网络”。
防疫没有局外人。我们一直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和良好卫生习惯，让每个人穿上抵御疾病的“无形防护服”，让每个人都觉得他也在努力。有不少国外的朋友问我，为何我们的老百姓这么配合，我告诉他们，因为我们的文化传承就是这样的，在我们的骨子里有着集体主义精神，舍小家为大家，这是我们文化的精髓，也在支撑着我们进行疫情防控。
在我看来，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不仅是公共卫生问题，更是社会治理问题，需要政治意愿和决策力、完善的社会治理架构、协同合作运行的机制、先进科技的应用、优秀文化的传承、个体赋能和社会参与。
正研发广谱抗体药物和X疫苗
记者：您还有一个身份，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院院长。11月30日正好是研究院成立一周年，听说已经启动重大传染病防控关键核心技术储备，能具体介绍一下是哪些技术吗？
吴凡：目前研究院正在研发新的广谱抗体药物，我们期待它不仅仅可以治疗新冠肺炎，还可以对肝炎等疾病有用。
我们还在进行疫苗研制，姑且将其称之为X疫苗。现在我们面对的是新冠病毒，但未来也许会有其他病毒，因此我们通过设计“假病毒”，为疫苗研发构建技术平台。
流行病的预警预测，为后一步决策提供了循证基础，它对于上海去年复工复产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研究院在做的一项重点工作。这两天，满洲里的疫情引发大家对陆路口岸的关注。不久前，我刚去了一趟云南瑞丽。同为口岸城市，该如何保证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不牺牲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我们对此提了很多建议，接下来大家很快就会看到，中国对陆路口岸的管理将会有一种全新的模式。
记者：与其他研究机构相比，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院有何不同？
吴凡：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但我相信“会有来者”。研究院本身就是一个创新之举。它是独立的法人单位，编制全部来自复旦大学。实行研究人员双聘制，不为所有但为所用。
它不仅仅是一个新机构，更是一个无缝衔接的“全链条式”科研平台，整合了上海优势研究力量和资源，克服了点状研发机构的短板，打通了科研应急攻关的上下游。除了上海共性技术平台，我们接下来还要做全国网络和世界联盟。
下一次公共卫生风险不知何时会再来，要想从容应对，不是光砸钱就能够做到的。我经常说“应急是一时，功夫在平时”。平时一定要有技术储备。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院是要建设成为一个“人才蓄水池、技术储备库、创新策源地”，目标是要建成国家的战略储备力量。
记者：这一年，您给自己打几分？
吴凡：80分吧！
记者：连“优秀”都没有吗？
吴凡：那就85分！（爽朗地笑了）
记者：您喜欢“疾控女侠”这个称呼吗？
吴凡：不错，侠之大义，为国为民。
记者：您的嗓子哑了，看上去也很憔悴，每天忙到几点睡觉呢？
吴凡：两年来，每天都是凌晨一点多睡觉。
记者：您的微信头像是一朵红玫瑰？
吴凡：是的，这是我亲手种的玫瑰花。疫情常态化，生活还是要继续。
（黄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