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访四达时代：方言电视台如何帮助中国电视内容落地非洲农村
【文/观察者网 周远方】
11月29日-30日，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正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如火如荼地举行。
而在达喀尔近郊，新华社记者拍摄到一组辛迪亚小学的同学聚在教室观看动画片的场景。
11月22日，在塞内加尔达喀尔近郊的辛迪亚村，村民使用“万村通”项目的电视机顶盒观看电视节目。新华社记者 李琰 摄
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可能对电视早已司空见惯。但在广袤的非洲大陆，尤其是中心城市之外，由于无法接收到电视塔发出的（DTT数字地面广播电视）信号，有线电视（Cable）又因为铜线盗割问题几乎无法运营，人们只能依靠价格相对昂贵的“大锅”卫星直播电视（DTH）。在无法确保电力供应的广大农村，观看电视节目是一种奢侈享受。
非洲农村卫星电视所需整套设备：卫星天线、液晶电视机（或投影机）、光伏板、储能电池、机顶盒，观察者网摄
“万村通”项目是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提出的中非人文领域合作举措之一，旨在为非洲30多个国家的1万个村落接入卫星数字电视信号，并向20万个非洲家庭捐赠机顶盒。来自中国的企业四达时代集团作为实施方承建该项目。
6年以后的今天，“万村通”项目在塞内加尔落地开花，一期项目已完成该国14个省300个村落的卫星电视接收终端安装工作，并为项目村落培训本地工程师；二期项目将再为塞内加尔300个村落的公共区域和家庭安装太阳能电视机、太阳能投影设备、数字机顶盒等。
四达时代集团海外公关负责人马绍勇向观察者网介绍，“大多数非洲国家执政党对‘万村通’电视信号覆盖农村是欢迎的，因为它加强了国家的组织能力。以往非洲农村受当地酋长、土王影响大，还有不少非洲农村地区在不自觉地被西方NGO组织进行文化渗透，此类组织甚至利用该国内部民族、宗教等矛盾煽动民众挑战执政党的权威，这在没有执政党宣传渠道的广大农村地区，势必会影响执政党的社会根基。万村通的到来改变了这一现状，在每个落地的地方，‘万村通’都承载该国的国家电视台，能够让执政党向农村选民宣讲自己的执政纲领”。
四达时代北京总部播控中心，观察者网摄
观察者网在四达时代北京总部的播控中心看到，CGTN、CCTV-4、CNC等23个中国主流媒体频道；功夫频道、中国影视剧外语频道等43个四达自办频道；探索频道、FOX、半岛电视台等国际知名频道，都同时在同一面巨大的电视墙上呈现。
“我们既是电视网络运营商，也是电视频道内容提供者”，马绍勇介绍，“不同于一般国家的广电内容只能覆盖本国，我们在整个撒哈拉以南的30多个非洲国家，城市里有DTT数字地面广播电视网络，农村有DTH卫星直播电视网络，再加上手机电视网络和Facebook官方账号，能够触达约1300万非洲家庭用户……非洲的家庭比较大，每户平均5口人，再加上2600万手机端互联网电视OTT用户和1300万Facebook官方账号粉丝，保守估计覆盖了近7000万人口。”
在播控中心的电视墙上，正在播放中国电视剧的斯瓦希里语（kiswahili）和豪萨语频道（ST DADIN KOWA）引起我们注意。
“虽然说英语、法语、葡语是非洲很多国家的官方语言，但其实走出了主要城市，甚至出了主要城市的那些现代化大楼，绝大多数非洲老百姓不说这些语言”，马绍勇介绍，“我去南非推动‘万村通’落地的时候，就跟一位村长聊，他就说我们这个村，只有几个人会说英语，大部分人都说祖鲁语。我们本地员工之间的日常交流，也优先使用方言。”
四达时代北京总部播控中心，观察者网摄
“非洲的一些国家，民族很多，尼日利亚有200多个民族，刚果金有270多个民族，他们的原始状态都说自己的方言。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只有英语、法语、葡语、汉语节目，在广大的非洲农村，大家是听不懂我们的内容的”，马绍勇说，“万村通解决中国内容对外传播的渠道问题，而方言频道解决听得懂、愿意看的问题”。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方言众多，斯瓦希里语和豪萨语是最主要的代表者。在非洲历史上，各西方殖民宗主国为了更好地进行“直接或间接统治”，普遍将西方语言定为官方语言。
非洲官方语言地图（左）与方言地图（右），图源，维基百科
既便如此如此，中东非的民族通用语斯瓦希里语和西非地区的商业交际语豪萨语也凭借强大的生命力蓬勃生长。
斯瓦希里语属于班图语族，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流行区域最广跨国境、跨民族的语言，在中东非、西亚、甚至印度巴基斯坦等地都有使用者，使用人数达一亿多。历史上，非洲尼格罗班图黑人约公元一世纪起从西非逐渐迁移到东部沿海地区，在与跟随印度洋季风而来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的语言文化交往中，在 12-16 世纪之间逐渐形成了以班图人的语言为主体的斯瓦希里语。
西非的豪萨语属于闪含语系（亚非语系）乍得语族，是西非地区公认的一种商业交际语。目前世界上能够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有5000多万，但它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和区域或次区域组织的官方语言，也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国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豪萨语和斯瓦希里语是两个可能成为非洲民族共同语的竞争者。
英语，还是斯瓦希里语？在东非的坦桑尼亚，曾经发生过小学授课语言之争。
早于17世纪德国殖民统治期间，斯瓦希里语就是坦桑尼亚官方语言。19世纪，基督教传教士在坦桑尼亚建立西方式学校，斯瓦希里语和英语并用为授课语言。1964年坦桑尼亚独立，1967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曾规定斯瓦希里语为小学教育唯一的授课语言，但上世纪80年代末，坦桑尼亚国内产生许多新矛盾，开始采用市场经济体制，私有化渗透到每一个领域。90年代，许多私立学校建立起来。再加上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小学授课语言的抉择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政府想努力保护民族语言地位，发展斯瓦希里语教育；另一方面又要照顾精英阶层适应全球化的需要，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鼓励英语教育。
正因为如此，在广大的非洲农村“下沉市场”，西方国家没有动力去推广方言电视台。
四达时代在非洲农村的“影视大篷车”活动，四达时代供图
“欧美公司的管理，本地化程度是不高的，没有方言电视节目，因为这需要不菲的投入和复杂的本地执行能力”，马绍勇说，“
我们在英语区的主要竞争对手基本不在所在国设立办公机构或直营营业厅，只提供卫星信号覆盖，由代理商推进业务。”
但是在非洲农村这样一片原始的土地上，要落地电视节目，必须挨家挨户去沟通，从生产设备、电力保障、安装天线、运营维护、提供节目，事无巨细都要亲力亲为。
“我们的本地频道是怎么来的？首先我们认识到有这样的需求，但是我们又很难从中国找到一批非洲方言说得非常地道的人才，无论是北语还是二外，相关专业人才都很少”，马绍勇介绍。
四达时代坦桑尼亚公司市场总监唐竞宇是天津外国语大学斯瓦希里语毕业生，他在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介绍，天津外国语大学的斯瓦希里语专业是两年招一届，每届招10个人，北外和中国传媒大学都是4年招一届，每届也只有10个人。“我们那届刚毕业的时候，有4、5个人来坦桑，其他人就留在国内，有的当老师，有的考公务员，还有的继承家里的生意。来坦桑的一般都是去中企做翻译，但是现在还在坦桑的就只有我和另一位同学两个人。在非洲呆两三年如果不是很习惯的话，一般都会选择回国”，唐竞宇说。
“没有怎么办？我们就在这些国家，搞本地语配音大赛，把中国的影视剧先编译成英语、法语，再把它翻译成本地语”，马绍勇说，“组织比赛让有才能的当地年轻人尝试，把这样层层选拔出来的人才请到北京来，这样就既解决我们内容译配能力的业务需要，也满足了非洲执政党保护当地语言和文化的政治需要，当然，这只有基于非常本地化的运营体系才能做到。”
26岁的坦桑尼亚小伙小艾（Alex Herbert）是一位斯瓦希里语配音演员和活动主持人，他在采访中向观察者网分享了自己来到北京的故事。
小艾（右二）参加配音大賽，四达时代供图
“我最开始在大学学习历史，但在内心深处，我始终觉得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小艾说，“我的两位老师也从我身上看到了一些天赋，学校或当地有演出和活动，都让我来主持。当得知四达有这么一场配音比赛时，老师们说，你必须参加，一定要试试。”
那是在2017年，刚刚从历史教育专业毕业不久的小艾一路杀到十强，最终进入四达工作。
谈及对中国的印象，小艾表示，在他的家乡，大家认为每个中国人都会功夫，女人裹小脚，吃蛇，很多坦桑尼亚相信中国人一直穿着传统服饰，类似唐装和旗袍，他们认为那是中国人的日常衣着。
“这些印象来自西方媒体的长期宣传，这也是四达时代要深入非洲的一个原因”，马绍勇说，有了“万村通”，中国的声音和现代中国的形象才有渠道传播。
现在，给小艾印象最深的是科技、文化、建筑以及中国人的勤劳，在他的家乡，很多铁路都是中国建造的，包括乌本戈立交桥项目、达累斯萨拉姆港泊位扩建工程以及一些水电站项目。“看见中国人如此努力工作时，我开始真正意识到，我非常热爱中国这个国家。他们在为非洲建造铁路，桥梁，港泊等等建筑，他们在为建设非洲出力，而且一直工作到深夜。我内心很感激。我也喜欢工作，每天都很拼，因为我也想做到完美”。
小艾配过“鸡毛飞上天”的主角，他也非常喜欢这部剧，“有时我觉得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出色。但家人会鼓励我说：不，你做得很好，再试一试吧。”
不过，小艾觉得语言仍然是个问题。“对我来说，这是个真正的挑战，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小艾说，“因为有时我想要一些东西，但无法沟通，只能使用手机上的翻译软件来和人交流，但说实话，用手机和人交谈有点奇怪。有时我想用肢体语言表达我的意思，但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中国，也有人在学斯瓦希里语”，小艾说，“当我来北京时，他们带我去参观斯瓦希里语的教学，让我真的很惊讶，所以我真的很欣赏中国人的这一点。
“今天宝拉不在”，马绍勇说，“她的中文非常好，是一位非洲网红”。
宝拉生活照，四达时代供图
宝拉来自加蓬，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目前在四达时代担任法语频道电视节目主持人和配音演员，偶尔还会客串出现在新华社《你好非洲》栏目。宝拉是她的中文小名，大名是周埃乐，两个名字都取自本名“Bolabola Jolle Zita”的音译。
来到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也很符合小艾历史教育的专业方向，他表示“这是亲眼见证正在发生的历史的机会，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坦桑尼亚人和中国人，我想告诉他们，中国和非洲的合作很早以前就开始了，1965年，坦桑尼亚总统到访中国，会见了毛主席，请求中国援建铁路，毛主席同意了，很多中国人就来帮助我们建设家园”。
“自那以后，中非之间有很多大的合作项目，我们有很多建筑都是中国人帮助我们建造的，比如街道和体育场，在桑给巴尔市有一座毛泽东体育场（Mau Sentung Stadium），这是一座巨大的体育场，这样命名是为了感谢毛主席和所有中国人对坦桑尼亚的帮助。”
11月26日，中国援非“万村通”乌干达项目第900村援助设备启动仪式在乌中部瓦基索区举行，至此，“万村通”项目的进程距离10112个村落的既定的目标又定了一步，截至2021年8月，“万村通”项目已顺利完成非洲20个国家项目验收，覆盖非洲大陆8612个村落，直接受益家庭超过17.2万户，实现覆盖的民众超过650万。预计2022年将全部完成23个国家的项目验收。
参考资料：
阳利，论斯瓦西里语的非洲民族国家建构作用
莫海文，英语还是斯瓦西里语？———坦桑尼亚小学授课语言的两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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