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望长空：韩国政坛朝着“反女权”方向狂奔？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北望长空】

近日，韩国大选的造势活动正愈演愈烈。在朝野两大党最终敲定了各自的候选人后，票选政治下必不可少的拉票和互相攻击也就随即进入了白热化。

代表执政党的李在明和火线加入最大反对党国民力量党的尹锡烈，在各自的政治表态中都展示出对女性权益的消极态度：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转贴呼吁避免“女权疯狂化”，尹锡烈则承诺在性暴力特别法案中加入避免诬告男性的条例。

一时间，似乎整个韩国政坛都在向着反女权的方向狂奔，引得韩国女权团体激烈反弹。

11月19日韩国女权团体的抗议行动

这样尖锐的对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韩国不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同样不是。

自近代以来，保障女性正当权益一直是一项象征社会进步的重要议题。当然，这项议题的热度经久不衰也说明了推动性别平等是一项多么艰难的事业。近几年来，诸多票选体制下的国家都在拉票期间将女权话题作为一条重要战线加以经营，韩国当然也不例外。

但是韩国的反常之处在于，在多数同类国家对损害女权唯恐避之不及，并以此互相构陷攻击的时候，韩国的两大党候选人却同时表达出了对女权事业的消极态度，这着实是个特殊的现象。

这就引出了这也一个问题：韩国这场大选中爆发的女权风波，仅仅是女权得到保障或者受到侵害的问题吗？也许并不是。

如果我们回溯一下历史，在女权话题尚没有如此热度的若干年前，当我们讨论韩国的女权状况时，我们并不会用“女权”这个词，那时常用的词汇往往是“封建”和“保守”。这一点对于日本，乃至东亚文化圈，甚至全世界都是适用的。

彼时彼刻，当我们看到女性迫于社会文化的压力，不得不承受种种不平等待遇时，我们不会把问题局限于“女权”二字；彼时彼刻，我们尚能认识到女性权益受到侵害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我们知道无论是白毛女和高玉宝，还是芳汀和冉阿让，他们的悲剧都有着超越性别差异的共同内核；彼时彼刻，即便保守派消极对待女权问题，也会拿出宗教和家庭传统之类的理由作为挡箭牌，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以公开挑唆性别对立。

具体到韩国上，情况要更复杂一些。在我们讨论韩国现状时，有一个事实经常被遗忘——韩国并不是一个拥有悠久民主传统的国家。军事独裁与政变贯穿了这个国家的前半段现代史。

如果我们把从光州事件到金泳三当选之间的动乱看作一场颜色革命，那么显然韩国与那些同样经历了颜色革命而实现“转型正义”的国家和地区有着相当多的共性——比如前军人独裁势力转型成为最大保守党，比如保守思想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依然根深蒂固，比如将亲美视为政治正确，比如政坛地震频发，缺乏跨党派共识，以及热衷于街头运动和广场政治。

受到这样的现代史影响，韩国的社会舆论氛围无疑具有趋向保守的底色。毫无疑问，保守的社会氛围带来的封建风气不仅限于“男尊女卑”，职场和学校内森严的等级差异也只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象罢了。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本应在颜色革命中作为“大反派”的保守党反倒如鱼得水。保守派之于文化可以大谈“保卫传统”、“保卫历史”，之于军事可以大谈亲美政策和北方威胁，哪怕是之于女权问题，也可以用“家庭”的名义和稀泥——就比如李明博时期设立的“女性家庭部”。

对于现代女权主义者来说，将“女性”与“家庭”概念捆绑本身就是在强化“家庭主妇”概念，是一种对女权的侵害，毕竟没人会去搞什么“男性家庭部”。当然，即便是“女性家庭部”这一尝试本身如今也岌岌可危，社会舆论倾向于这一部门无能失职，保守党议员则干脆在今年7月提出废止该部。

民调显示，对女性家庭部的运营持负面评价者在男性和女性中都超过七成

那么中左翼的进步党派呢？仅从政治光谱上来说，维护女性权益、推动性别平等无疑是其基本立场之一。但是如今坐在执政党位子上的进步派（即共同民主党，文在寅当局）并非是靠自身政治立场博得多数民众的青睐而上位的。

纵观颜色革命后的韩国历届政府，进步派曾经一度搭着颜色革命的东风占据优势，然而进入新世纪后保守派立刻卷土重来，并建立了相当稳固的政治基盘，获得了两届连任（李明博，朴槿惠）。是朴槿惠的重大丑闻和随即爆发的“烛光革命”给共同民主党和文在寅送来了“执政党+国会六成席位”——这一韩国民主历程中史无前例的大权独揽。

如上文所说，这是在颜色革命国家中常见的运动式政治，象征着民意的选票并没有选贤任能，而是出于对重大丑闻的愤怒，投向了“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方向。

在这样的背景下，共同民主党作为中左翼进步党派却不那么“左翼”或“进步”，也就不难解释了。在新冠疫情和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下，韩国大众的日子并不那么好过。尽管文在寅当局的表现可以说可圈可点，但是选民们显然不会在乎这一切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日子过得不好一定是当局的错”，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社会舆论。票选体制下，选民们不仅会责难执政当局，还会对在野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幻想政权轮替能成为一剂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在这种幻想和偏向保守的社会氛围加持之下，保守派天然拥有舆论优势。更何况保守党总统候选人尹锡烈本身就是因为作为前检察总长期间与文在寅当局激烈对抗才拥有了今天的人气，其鲜明而激进的政治立场对于宣泄民意来说再合适不过了——至于他的执政能力？谁在乎呢？

支持政权交替（即执政党下台）的民意从去年年底开始上升，如今已达接近六成的水平

既然舆论的洪流正在向着保守的方向倾斜，共同民主党为了博取选票也不得不弱化其自身的立场，迎合趋向保守的社会舆论。既然保守的社会舆论觉得女权做得太过了，那就表达一下担忧——这也正是本文开头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所干的事情。

尽管引爆舆论之后，李在明采取了和妻子共同活跃在镜头前之类的动作，但这一行为本身也很难说有多少是真正为了“女权”，从反面的角度思考这完全可以被解读为将妻子视为附属品的行为，这一举措很难说不是被保守的社会舆论牵着鼻子走。

不仅是女权问题，在“萨德”问题上，李在明也一转之前的强烈反对态度，而转为承认现状的态度——这恐怕也是受到竞争对手尹锡烈在“萨德”问题上激烈的主张所影响，尹锡烈认为撤走“萨德”的对等条件是中国撤走在边界的远程雷达。当然，说到底“萨德”是美军基于美国利益而部署在韩国的，韩国的政府和民意对这此有多大影响力还是该打个问号的。

回到我们最初的话题，保守派对女权的消极态度是其政治光谱天然决定的，在经济下行和疫情影响下，充满怨气的韩国民众在韩国舆论固有的保守方向上宣泄则是推了保守党一步。共同民主党作为进步党派出于立场本应对抗这种趋势，奈何李在明大概也知道韩国的大选与立场政策无关，一切都是社会风波、舆论造势、街头运动决定的。

在十月初尚且拥有巨大民调优势的李在明已经因地产贪腐案而丢失了大量支持者了，竞争对手尹锡烈虽然同样丑闻缠身，但是看来舆论风向在保守派这一边——或者说，在反对当局这一边。

既然民意对文在寅当局充满抱怨，那么李在明就不得不和文在寅当局在立场上拉开距离，变得不那么“进步”，不那么“共同民主党”。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自身党派基本立场和个人政治理念的背叛，但是就好像选民们不会过问尹锡烈的执政能力一样，选票面前，谁在乎呢？

“既然讲政治搞不好韩国政治，那就照着舆论风向见风使舵吧。”

或许这更接近这场韩国大选女权风波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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