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泉：面对感恩节，美国媒体开始修正历史叙事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李泉】
在新冠疫情、供应链危机和通胀压力下，美国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去年这个时候，特朗普和拜登还处在选举后的缠斗中。11月24日道琼斯指数升到了3万点以上，25日马拉多纳去世，27日是“黑五”……笔者没赶热闹购物，只是去超市买了些日用品。人很少，冷清到完全不用担心保持距离。
今年各种打折信息现在也出来了。中国代工生产的一款50寸4K高清电视在沃尔玛卖199美元，另一款70寸的卖448美元。百思百店里一款三星的70寸4k卖599.99美元。亚马逊上LG的一款65寸OLED电视原价2499.99，现在1796.99美元。
历年这个时候，总会有新闻报道一些地方彻夜排队的民众在开门后蜂拥而入，甚至为了争抢数量有限的特价商品而大打出手的，今年倒是出现了不少打砸抢的“零元购”。这种事我倒没撞见过，但当年做学生的时候，三五好友相约凌晨4点去排队，然后分头行动抢购电子产品的事却也干过。
和往年不同，去年和今年的“感恩节”，因为美国国内局势变化，而有了特殊的含义。2020年是“五月花号”抵达北美大陆400周年，今年则是“五月花号”上的幸存者首次庆祝“感恩节”400周年。
特朗普昔日“赦免火鸡”的仪式
“五月花号”作为美国主流历史叙事中的标志性符号，按常理在这样重大的节点年份都会被隆重纪念一番。但从去年到现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不仅做了冷处理，发布的还都是一些修正叙事。比如《华盛顿邮报》在11月4日就刊发了一篇澄清“感恩节”本源的文章[1]。
与教科书里描绘的清教徒和印第安原住民其乐融融共同庆祝丰收的景况不同，1621年“五月花号”上幸存的57个人在举办庆祝之初，根本没有邀请教会他们培育玉米等本土作物的万帕诺部落。反而是部落酋长在听到拓殖者们的庆祝枪声之后，以为将要发生冲突，带着人前来。消除误会之后双方才聚在一起庆祝。
文章从印第安部落的视角出发，讲到“感恩节”出现之后的历史就是一部印第安部落加速消亡史。北美原住民和欧洲殖民者最早的接触可以追溯到比“五月花号”更早的1524年，万帕诺这样的部落因为对传入的天花和黄热病抵抗力低，1616至1619年期间就曾出现大批死亡的现象。
到了1789年美国建国之后，马萨诸塞州通过了一项法律，给万帕诺部落传授读写技能的人最高可以被判死刑。他们要么被从祖居地赶走，要么被强迫皈依基督教。1879美国开始建立印第安寄宿学校，万帕诺等部落的儿童被送到这里，实行强制同化。
当年“五月花号”到达的时候，万帕诺部落的人口大约在3万到10万之间，今天就只剩下5000人左右，而“五月花号”在美国的后代有一种说法则是达到了1000万人[2]。所以从1970年开始，万帕诺部落的后代就把“感恩节”这一天定为了“哀悼日”。他们直到2007年才被联邦政府正式承认为部落，现在还在为要保住1.2平方公里的保留地而在法院打官司。
类似这样的报道这些年在美国一直都有，但一直都没有激起太大的波澜。这次因为疫情的冲击，加上疫情期间爆发的“弗洛伊德事件”和特朗普从2016年挑起的种族身份政治，逐渐就从思想认识领域过渡到了社会运动阶段。外在的表现就是美国一些州和县开始移除哥伦布的塑像，并且把“哥伦布日”改成“原住民日”。
2010年1月25日，一位印第安小伙子带领参观者参观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的阿科马印第安人部落一个村落。（新华社记者 谷欣容摄）
除了历史反思，“感恩节”在美国更多引起争论的是关于“消费主义”对于社会和人的侵蚀。媒体上的反思浅显一些，主要集中于哀叹过度消费对美国传统清教伦理的冲击。学术界的角度多样化一些，凡勃伦、马尔库塞、福斯特、莱斯、本格尔、波德里亚、杜宁、以及贝尔等众多学者从生产、需求、媒介、文化、和制度的视角都展开了详尽的论述。
“消费主义”甚至在地缘政治中也一度扮演了重要角色。1959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展览会期间，尼克松和赫鲁晓夫之间发生了著名的“厨房辩论”。根据后来公布的档案，当时美国的秘密政策指导文件为这次展览会定下了两个目标：
表面上希望加强苏联民众对美国生活方式的了解，背地里则希望突出美国的成就，让苏联民众产生对美国的普遍向往。为此美国把一整套全比例厨房样本搬到了展览会上，并且在里面配置了在美国市场上都还没有销售的各种厨房电器[3]。
“厨房辩论”资料图
按照凯瑟琳·霍华德的观点和设计，现代厨房不仅是心理战中最有价值的武器之一，还能特意展示出美国女性已经从日常的家庭劳作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充足的闲暇时间。艾森豪威尔创立的美国新闻署甚至推出了“人民资本主义”的宣传主题，将美国的高水平生活“描述为努力工作、精神完满和服务家庭、社会的价值观的结果”[4]。
虽然工业革命发端于英国，但大众消费和消费文化则始于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对“消费主义”的抨击和反思也往往和对美国的批判相纠缠。弗雷德里克·艾伦的《仅仅是昨天》就形象地刻画了柯立芝繁荣和喧嚣的1920年代如何颠覆性地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道德判断。
1919年美国保有的轿车数量大约为677万辆，到了1929年就多达2312万辆（118页）。1919年美国女性的正统装束还是长达脚踝，离地仅15厘米的裙装。但是到了1921年，新潮女郎们就开始穿着单薄的短袖连衣裙和无袖晚装了。
《了不起的盖茨比》剧照
风靡一时的跳舞方式也让卫道士们惊慌失措。辛辛那提的《天主教电讯报》就写到：“音乐固然美妙动人，舞伴的拥抱却有伤风化。女舞伴竟然衣着暴露。舞蹈的动作简直难以形容，没有半点规矩而言。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专门跳这种舞的舞厅—这种地方早就应该依法关闭”。（66页）
对“消费主义”的道德批判远远赶不上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有力。归纳前述学者们的研究，“消费主义”最突出的特征就在于消费的量和质不仅成为人生幸福和意义的唯一来源，而且就是这所谓幸福和意义也大部分来自于资本的建构，日益呈现出其虚无的本质。支撑这种生活形态的有两个主要支柱：一个是生产世界和消费世界的分离，一个是异化劳动与异化消费的相互强化。
就前者而言，“消费世界的存在往往抹杀了人类在创造它时所做出的贡献和承受的痛苦”。埃德蒙·威尔逊在上世纪30年代就指出，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距离“导致感官麻木和社会隔离，使工业社区的生活变得贫乏无比。那些‘获得红利’的人很少或根本就不关心那些‘为红利付出劳动’的人。资本主义制度更容易让人们意识不到他们在做什么，不知道他们的生活方式对其他人意味着什么样的危险、困难、绝望和羞辱”[5]
威尔逊观察到的这个现象在全球化的今天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因为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延长而愈演愈烈。
我经常在课上使用的一个例子来自于美联社2015年的一项获奖调查，针对当时位于东南亚的奴隶工厂如何迫使工人们在危险的环境中为美国超市提供水产品。当美国的消费者们从货架上轻松购买去了壳，包装好的一袋袋虾仁，享受高蛋白营养和便利的同时，却没有多少人能意识到这些虾仁当时有很多就来自于这些奴隶工厂工人们双手在冰水里的超时手工劳动。
2019年11月28日，人们在美国纽约的梅西百货商店购物。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但仅仅去简单地谴责美国普通消费者就会忽视美国在过去一百年中异化消费和异化劳动相互强化的机制。异化劳动让生产背离了人的本质，只能依靠异化消费来获得暂时的麻醉和解脱。但扩大异化消费的唯一途径却来自于更多的异化劳动，由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当消费成了个人自我实现的唯一途径，也就丧失了探索其他途径的所有可能性。
如果我们借用波德里亚的符号价值批判理论和媒介批判理论去观察最近甚嚣尘上的“元宇宙”概念，不由要思考：
在由扩展现实技术和数字孪生技术建构的这个人类第二空间或者说超现实空间中，消费物在现实世界中尚不完整的符号化过程是否将在超现实世界中完成其最后的惊险性跳跃？
彻底符号化，彻底脱离了现实世界使用功能的虚拟消费物会不会进一步加剧生产世界和消费世界的脱离，进而在全球各地制造更多人为的鸿沟？
美国一百年前兴起大众消费文化的时候是排名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今天当脸书改名推广“元宇宙”之际，美国已经是以金融立国的国家。4%的人口，却消耗了全球能源的17%[6]。在现有技术和资源条件下，复制美国的生活方式或者消费主义显然没有出路，任由美国在现在这条路上狂奔更不是出路。
丹尼尔·贝尔给自己国家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限制：限制发展，限制环境开发，限制军备，限制对生物界的干预[7]。面对资本，这样的方案无异于缘木求鱼。也许等到“感恩节”真正被正本清源的那一天，美国人就能想出自己的解决办法。
参考文献：
[1]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history/2021/11/04/thanksgiving-anniversary-wampanoag-indians-pilgrims/
[2]https://www.history.com/topics/colonial-america/mayflower
[3]田地.漫长的一天——尼克松与赫鲁晓夫的三次争论[J].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2018(02):67-81.
[4]埃米莉·S.罗森堡,李珍珍,张玉青.消费资本主义和冷战的终结[J].中外文论,2019(02):229-245，235-237页.
[5]威廉·利奇，《欲望之地：美国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2020， 北京大学出版社.
[6]https://www.eia.gov/tools/faqs/faq.php?id=87&t=1
[7]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89，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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