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康令：“乒乓外交”50年，我们也要向美方讲明白什么叫“礼尚往来”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康令】

1971年7月中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做形势报告，在谈到第31届世乒赛时，他问在场的庄则栋和乒乓球队队员：“这次美国乒乓球队第一次来中国访问，小庄，让你和乒乓球队的同志们去美国访问，你们敢不敢去？”“我们敢去！”乒乓健儿齐声回答。周恩来笑着说：“好嘛，应当是礼尚往来嘛！”

中方用“礼尚往来”的思维和手段来处理极为复杂的中美关系，“乒乓外交”是个经典例子，但并非孤例。新中国建立初期，在中美两国敌对的情况下，曾经出现过美国驻丹麦武官主动走过来要和中方武官握手，但遭到当场拒绝，使得主人和美方非常尴尬。此事后来经外交部领导研究请示了总理后规定：今后我外交人员在公共场合不要这样生硬。第一，我们不主动和美国人握手；第二，如果他们主动来握手，礼尚往来，我们不要拒绝。

庄则栋与美国兵乓球运动员科恩（资料图）

50年后，中美选手将组队出战休斯敦世乒赛混双比赛，延续“小球推动大球”的外交佳话。这也被解读为是继中美领导人视频会晤后，中美关系向好的一个标志。

《礼记·曲礼上》有云：“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近年来，中国外交话语中频频出现的“礼尚往来”引发了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关注。有些观点认为，中国在国际关系往来中进行“礼尚往来”就是软弱和退缩，这显然是误解了概念或是忽视了历史。相反，我们恰恰看到了中国外交自信的一种回归乃至跃迁。不妨先看看这几年外交部对中美关系的表态中，分别在什么情境中提到“礼尚往来”，背后又体现了中国人怎样的经典智慧、力量和气度：

2017年，中美领导进行了友好互访，外交部发言人在11月9日对美国领导人即将访华的说明是：“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海湖庄园时，特朗普总统夫妇对习近平主席夫妇予以热情周到的接待，各方面都作了高规格的精心安排。中国是礼仪之邦，讲究礼尚往来。中方高度重视特朗普总统本次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我们当然要尽地主之谊，予以热情周到的接待。”

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甚至对你更好，这种“以德报德”和“投桃报李”是“礼尚往来”当中的“示好”，可以翻译成“return favors”。

2018年，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基于301调查报告指令有关部门对中国采取限制措施，美国鲁莽和危险地对华挑起贸易战。中方在3月23日对此明确表态并做出相应回击：“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会奉陪到底。希望美方认真严肃对待中方立场，理性慎重决策，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既损人更害己。”

对于“畏威而不怀德”的情况，那就要使出“以直报怨”和“先礼后兵”，是“礼尚往来”当中的“示威”，可以翻译成“reciprocate”。

2019年，在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前夕的12月13日，路透社记者提问：“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方面今天发表的相对‘带有进攻性’的讲话？”外交部发言人并没有掉入“话语圈套”，而是继续从“以我为主”的角度进行阐发：“中国人是讲究礼尚往来的，我们愿意跟各国，包括美国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但同时，对于损害我们主权安全利益的行为，我们必须要做出坚决有力的回应。”

“礼尚往来”并不是一味忍让

将“示好”和“示威”合起来讲，就是“礼尚往来”当中的“示范”，典型的辩证思维，也可以在更高层面上看出中国努力将中美关系引向平等互尊、包容互鉴、合作互信、良性互动、共赢互利的新境界。

近些年来，中国的“抗疫外交”“反制外交”“民心外交”还有“乒乓外交2.0”等外交新形式着实令世人眼前一亮，其实都蕴含了“礼尚往来”的理念、话语和实践，我们可以进一步归纳为“过程式对弈”“领域间互惠”“文明型共生”等运用方式，显示出的是“三位一体”的复合逻辑：利益上“示好”，力量上“示威”，理念上“示范”。

“礼尚往来”本身是个很有趣的词。“礼”蕴含的是价值和规范，“往来”强调的是交流和互动，两者结合起来便产生了积极的化学反应：“礼”的施行离不开“往来”的复杂过程，“往来”的持续则要将“礼”贯彻始终。

中国人从小到大都会接触“礼尚往来”这个词，以至于我们常常习惯从“送礼”或者“人情”这些极为日常琐碎的视角来理解。于是，“他者”的观察反而可以帮助我们切换视角。

例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中国的立法者们主要的目标，是要使他们的人民能够平静地过生活。他们要人人互相尊重，要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感到对他人负有许多义务；要每个公民在某个方面都依赖其他公民。”

根据彭林、陈来、杨向奎等学者的总结，礼之精神和要义之中的“礼尚往来”，其实主要包含这么三层古典含义：一是主张来往双方保持相互尊重，二是要求自我和他人之间交往平等，三是讲求公平合理的施报平衡原则，最终指向的是普遍、持久、和谐的理想化人类秩序。中国传统外交中的“礼尚往来”具体表现为“以敬为重”的理念和“礼和天下”的实践。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一方面努力坚守“礼尚往来”的经典意涵，一方面创新发展了“礼尚往来”的外交意义。在“同等尊重”“平等互利”“对等斗争”这三种外交观念及其实践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礼尚往来”的浓厚印迹。比如，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在驻外使节会议上这样阐述“礼尚往来”外交方针：

“‘礼尚往来’。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针锋相对，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总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你来一手我也来一手。不怕它先动手，实际上它一先动手就马上陷于被动。开国后我们用‘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两手，在整个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至于在具体事情上，是可以后发制人的。”

从毛泽东1945年在党的七大会议上讲“礼尚往来”的斗争方针和自卫原则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相融合，实现了认识论上的守正创新，用“礼尚往来”的认知丰富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斗争思想。要让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在形势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站稳脚跟”甚至“突出重围”，我们外交的“礼尚往来”既体现原则坚定性又显示策略灵活性，通过时间空间的适度转圜来换取更多应对的余地，从而在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实现“平衡”与“对等”：

一方面是在战略层面“主动出击”和树立底线思维，充分表明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是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代表和坚持的是公平正义的大势。同时强调中国保持独立自主的坚定爱国立场，绝不会像曾经的北洋政府或国民党政府那样卑躬屈膝地卖国求荣、挟洋自重。

一方面是在战术层面“以静制动”和讲究“转守为攻”等斗争艺术，在较大程度上保存自身实力的同时，要有长期打算和足够耐心，集中力量孤立最顽固的敌人，给摇摆不定的国家留有一定观察空间，使我们可以主动根据对手的态度和政策变化来进行具体的分析研判和做出妥善应对，最终目的是保证核心利益不受损失。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礼尚往来范式”的整体发展脉络愈发清晰，是以追求包容、开放和进步为主旨，体现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等对外关系的许多方面，在继承和发展中逐步实现了思维方式、表达形式、行为模式的有机结合，体现出以下三大特征：

**一是“重沟通”，**就外交的形式而言，中国外交倡导的“礼尚往来”不是“一厢情愿”也不是“一意孤行”，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应在彼此尊重、平等联系的基础上，保持稳定交流、密切沟通，以实现互通有无、加强互信。通过运用好“关系”和“过程”等国际体系中的社会要素和链结枢纽可以孕育国际规范、培养国家情感、催生集体认同，并且积极促进国家的身份向好的方向转化。

**二是“保增量”，**就外交的内容而言，中国外交倡导的“礼尚往来”不是“等价交换”或者“我赢你输”，对斗争既要坚决出击又要留有空间，对合作既有各取所需又有积极援助。这种互动形式并不是西方冲突秩序观所指向的“自助”与“争夺”，而是中国和谐秩序观所指向的“互助”与“礼遇”。增加国际交往中的“余地”就是增添世界进步和各国发展的资源，可以更好实现国家之间的互利共赢与全球治理的增量改进。

**三是“促大同”，**就外交的目标而言，中国外交倡导的“礼尚往来”不是“同而不和”也不是“拉帮结派”，国家和文明之间应坚持开放包容、更多地成人之美而非成人之恶，大国尤其带头应求同存异，并引领各国积极公正地捍卫人类共同利益、应对全球共有挑战，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0年后，再度续写“乒乓外交”。图片来源：WTT世界乒联

中国外交的“礼尚往来范式”是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有效途径，能给更好走出国家之间交往的新路提供示范意义。同时，作为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的“礼尚往来”，既能与当今国际政治主流概念和实践的普遍意义相对接，也基于中华文明特色实现了对西方相近概念的价值超越。在此试举几个西方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相近概念进行比较：

1）“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

人们传统行为模式中的“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也是经过复杂的计算机模拟而筛选出的最佳合作策略，双方如果具备对于关系长期稳定性的预期，那么采取积极正反馈式的合作就会进一步增加双方的信任。

这基本与“礼尚往来”的逻辑一致，但“礼尚往来”还要突出自身主动做出利他的举动，从而等待他者的回应。新中国建立初期就有“退避三舍”“友好当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承袭中国“敬人”传统的外交品格，并且传承至今，这就是典型的“示好”态度和“示范”举措。

2）“人情交易”（quid pro quo）

福山在政治学分析中提到的“人情交易”（quid pro quo）概念，倒像一种游走在法律和道德边缘的精明政治手段，在美国政治中往往被包装成礼物授受的人情往来，因为可以避开“禁止市场交易”的惩罚而成为美国游说业的核心，近年来频频出现在美国与乌克兰的幕后交易等国际事件中。显然，这种虚假伪善的做法与彰显道义和担当的“礼尚往来”的本意格格不入，是很不值得提倡和推广的。

3）“对等/互惠”（reciprocity）

国际法和国际贸易中的“对等/互惠”（reciprocity）本质上是规定国家之间权利义务要互相对应，以及适当对现有的利益分配机制进行改进。尽管可以确认国家地位的平等和利益的互惠，但仍可能伤害一些实力较弱的国家，比如发达国家有动机和能力去设计和实施保护自己的有效制裁发展中国家的手段。中国认为的“礼尚往来”则不仅仅注重“形式对等”和“形式互惠”，也要尽力推动和实现“实质对等”和“实质互惠”，讲求持续地互动与回报的良性循环，指向的正是各国一道实现长远利益。

4）“交往”（communication）

全球史和文明史视角下的“交往”（communication）概念源于拉丁语中单词“分享”（communis）。西方世界从殖民时代起就盛行的“文明优越论”如今只是略有淡化，而没发生本质转变，指出与其他文明的“多元交往”更多是为了加强西方文明的自我认同，以及强调全球化的实现是由于西方的主导。

相比之下，中华文明从古至今都保持着更为谦和内敛的姿态，具有“富而不骄，强而好礼”的文明观，通过“礼尚往来”式的文明互鉴推动形成了“怀柔远人”“协和万邦”“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宽广的世界观，这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依据。

“礼尚往来”作为“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反映了中国人的战略思维，在当代仍然具有鲜活生命力，对理解当代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具有重要指导价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缺失的国际关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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