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洪君：“一带一路”遇上新挑战，该如何管理预期？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从2013年到现在，我们提出这个“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或者“一带一路”世纪行动，是大变局中牵动世界经济关系、影响国际战略格局，改变全球治理方向的一个重大事项。

8年来，由于我们中国的大力推动和引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成了中国与世界联动发展的新路径，成了世界各国共同繁荣进步的新范式，成了不同发展战略相互对接的新创举。“一带一路”成就显著，积累了很多经验，展现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我用三个“新”概括它的特点：

第一， “一带一路”合作提出了中国影响力，也给伙伴国带来了发展利益和机遇。

观察“一带一路”合作的成就与经验，可以有很多角度。从我们自身来说，最大成果是树立了我们中国政府、中华民族，包括我们执政党开明开放，包容合作的一个建设者形象。现在有人说西方如何阻碍我们，如何制裁我们，这个声音在上升。正是因为我们的作用在提高，才有那样一种反作用力出现。要不然它对你不以为然，不会有遏制中国发展和诋毁中国形象出现。这是成长进步自然而然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带一路”8年的实践，为世界各国打造双边、多边相辅相成的合作格局，实现区域一体化与普惠式的全球化协同发展新境界开辟了现实的可能。国际社会通过“一带一路”的合作，找到了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超越社会制度差异，超越地缘利益纷争，超越发展水平鸿沟，共谋发展进步的新方向、新目标。“一带一路”实际是推动人类社会，推动我们世界各国实现了四个超越，或者说正在实现四个超越，就是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超越社会制度差异，超越地缘利益纷争，共同发展，走向一个美好的未来。

国际社会也有公论，澳大利亚一个教授指出中国企业正在提供就业岗位出口预算收入和技术类支持，他讲了中国公司在中亚，特别是在吉尔吉斯斯坦，中国的公司在外本土化的程度实际很高的。美国有些智库也承认，我们推动“一带一路”合作，给参与国带来了诸多的利益。麦肯锡在非洲1000多个公司调查，这些公司80%到90%都是非洲人。

现在外界舆论对“一带一路”批评主要是关于基础建设，说中国制造了“债务陷阱”。霍普金斯学会有一个调查，评论我们和东盟国家的合作，指责我们搞债务外交。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他们所调查的“外债与国民收入之比”的数据看，几乎所有东盟国家情况都是良好的，中国并没有给他们制造多少债务陷阱。

波士顿大学也有报告，2016年以来，中国政策性银行对其他国家新贷款承诺大幅度减少。永鼎咨询报告称，新冠肺炎大流行以来，中国向其他国家提供对全球的贷款在减少。我们没有利用“一带一路”，把很多国家推向举债的边缘。

总的来讲，“一带一路”在国际上是受欢迎的。世界银行有个测算，到2030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可以帮助全球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帮助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按照这个势头下去，真正受益的还不止是世界银行测算的人数，可能还更多一些。

第二，“一带一路”合作积累了丰富经验与成果，同时也面临多种风险和挑战。

面对“一带一路”的风险挑战，我们领导人一开始就有清醒的认识和估计。早在2013年莫斯科，当时还没有提出“一带一路”，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及中华民族崛起会面临困难、风险和挑战。今年4月在博鳌论坛上习主席发言提到，

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加入进来，共同参与、共同合作、共同受益。共建“一带一路”追求的是发展，崇尚的是共赢，传递的是希望。

面向未来，我们将同各方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弘扬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

针对卫生合作互联互通，绿色发展开放包容，习主席提出了建设更为紧密的伙伴关系的新建议。这些正面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质疑和责难。

4月20日上午，博鳌亚洲论坛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发表题为《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的主旨演讲 图源自新华社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务实合作符合当今时代潮流，也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甚至符合我们自身的融合发展需要。支持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现在是成为了全球经济运行和人类进步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后一段时期，基础设施建设与联通，产能跨国转移与合作，社会民生工程与福祉，还有数字经济合作与管控，甚至包括支付方式的改变和创新，都将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新亮点。这大大超越了我们8年前对“一带一路”的认识、理解。新的经济现象、数字经济问题、智慧城市问题，都纳入到“一带一路”的合作中来。

“十四五”提出新基建，与“一带一路”合作相互协调，统筹推进，是大有可为的。当然问题和挑战是如影随形，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一点，百年未有大变局涉及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安全态势、文明共存等诸多方面，所以它的深刻性、复杂性、不可预测性，某些方面的不可控性超出想象，这一切都会对“一带一路”的合作持续推进，造成多方面的深重影响，有的是负面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影响，必须有一个冷静的估计。现在欧美一些国家害怕中国和平崛起，干扰我们跟世界的良性互动，这是一个方面。我们看得很清楚，估计得很充分，也做了一些政策的解读，甚至正面去回击。

去年年底我们和一些国家搞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成了，为“一带一路”在东亚、东南亚地区推进提供了新机遇，但现在看这15个签字国中，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我们的关系到底怎么样？中日韩区域合作是推而不动。所以还是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行稳才能致远。

第二个方面是国际恐怖势力，还有新冠疫情这类的灾难性事件接连发生，这个可能超出我们想象和预期。不得不承认，恐怖势力袭击大多发生在和我们关系最为密切、“一带一路”工程项目最多的那些合作国，比如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冷静的估计、充分的准备，去应对挑战。

恶性犯罪事件对“一带一路”的冲击和破坏不容忽视。虽然非洲国家不一定有恐怖袭击，但有很多恶性犯罪，劫持人质、抢夺财物。在“一带一路”的中欧班列上，抢劫班列货物，焚烧列车上物资的事发生了不少。现在网络袭击对中欧班列的威胁越来越大，他能准确定位你拉的货物，甚至在哪个货柜都知道，这些威胁会越来越大。这些威胁和破坏造成的危害同样不可低估。

第三个方面，我们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经验不足，能力不足，包括人手不足等等。而我们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有关单位在管理境外资产能力和手段上略微滞后，它毕竟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事。

还有一点，企业用自己的行为习惯去对待境外合作，这不符合国际合作行为规范。我们在讲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还要大力强调两种规则，讲合规经营，合规经营也考验着我们的企业。所以这些问题也会长期存在。

甚至在文化、风俗、习俗上存在一些挑战。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前，我们曾在波兰修几十公里路。路还没修完就赔得一塌糊涂，被人家告了。我们的企业、国家、民族都受到了伤害。我们不太理解人家的做法，用国内一些方式去处理环保问题、民生诉求问题，引发越来越多的矛盾。

在沙特阿拉伯我们也曾遇到过问题，穆斯林国家不准非穆斯林工人进入“宗教圣地”，但是我们不知道，去了发现工人都不让进，只好世界各地招穆斯林工人，重新培训。

在乌兹别克斯坦，我们的员工喜欢住工棚，弄个简易房就住上了。那边说不行，工人必须体面地生活和工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带来的挑战和风险。

另外，美国和日本甚至包括印度，为了对冲“一带一路”，搞了很多合作项目。对于G7提出的B3W计划，我们还不要对它有过多诋毁，它拿出钱来帮助发展中国家，意图在于瓦解我们或者冲击我们。它未必做得成，但对发展中国家的诱惑力很大的，它是占领道义制高点的行为。所以我们打破西方对“一带一路”的干扰和破坏，要找准切入点。如果在这方面做太多的文章，或者做得不够恰当，很多发展中国家就会对我们有疑虑。

我们必要的时候要参与国际竞争，参与国际合作，要按国际规则办事，要建立适当的索赔机制。有些国家背信弃义，随意毁约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我们不能就这么把苦果吞了，要研究建立合理的索赔追责机制。如果非洲的铁路说要打官司，乌兹别克的隧道要重查，还有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等，那么毁掉的东西就多了。

第三，应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风险挑战我们要做好长期准备。

我们的企业，尤其是地方领导，有的还会想把中国的钱拿到国外去了值不值得。但我们要看到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是不能动摇的，我们的意志不会改变的。

但做好这个工作要积极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要继续启动务实合作，造福民生的项目，但要调整着力点，要重新进行布局。

有些项目做不成就不要勉为其难了，宣传要适度，做不成也不要强人所难。我们要和合作伙伴共同努力，跟踪国际形势发展变化，适时调整“一带一路”合作的方向和资源配置。政治关系稳定、经济效益可控，信誉相对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应当成为今后我们注入资金、投入技术的重点方向。政治外交稳定，经济效益就好。像几内亚最近出事了，对我们确实会造成一些损失。

今年，中企中标了几内亚西芒杜铁矿项目的铁路，预计未来几年会为中国运输更多的铁矿石，但该国9月发生的政变让项目的收益变得不确定

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千万不能强加于人；也不能怀着良好愿景，我们的公司到外面一看，这块没有路，那个港口比较破，这边机场不行，就倒逼我们政府去给人家做工作。做这种事情企业会有利益，但是最后会绑架我们的政府，甚至绑架对方的政府。不能留下那种隐患与隐忧，我们要不断完善风险评估机制，要努力与相关各方研究建立依法依规经营，以及合理索赔，及时发现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另外要借“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持续推进，特别是贸易合作持续走强的有利时机，顺势而为，因势利导，加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计价功能和结算规模。一点点做，但也不可操之过急，欲速不达。要妥善处理人民币支付体系构建与继续参与美元全球结算体系的关系问题，我们还退不出来。不要把话说得太过，我们一方面推动人民币计价、人民币结算的规模，一方面还得必须保持与全球美元结算关系的合作模式。

还要继续研究探讨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密切相关的金融合作平台建设和机制规则运行问题，继续引导亚投行、丝路基金还有各种双边、多边基金在“一带一路”中发挥更大作用，努力解决中外资金效益不高等各种实际问题。我们成立了几十个很多基金，有国别的，有区域的，有全球的。有的效果不尽人意，有的钱根本花不出去，要好好总结一下。

刚才提到了中欧班列，要研究总结中欧班列开行经验，同时重视“一带一路”班列开行遇到的问题。我们和中欧班列沿途国家的合作是个大问题。进入到西班牙、葡萄牙、德国，那纯粹是欧洲国家了，理念和规则都不一样了。有时候，我们的理念和规则和人家相对，比如与俄罗斯的通关便利化问题，中方经常谈简化通关手续。但在俄罗斯，谁要简化一分钟，你就损害了国家利益。俄罗斯有规定，不能太快过去。检查车箱也是，我们5分钟就抽查看完了，跟1小时、20分钟过完的这种理念怎么沟通？所以“一带一路”班列遇到问题，要注意机制、观念的协调。

对我们企业特别是民企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要加强政治指导和多边的必要支持，有效化解企业不当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们有些民企在外边造成的负面影响还是挺大的，要引导民营企业。

甚至还有的企业在国内不行就到香港注册，几百万、几千万注册多少亿，到国外签完东西以后，拿来卖合同，卖不出去就违约了，然后成了外交事件。要引导、管理、约束民营企业，使民营企业成为“一带一路”合作中的建设性力量，而不是破坏性力量。地方政府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你能拿来合同，有签约仪式就可以，至于以后怎么样，以后再说。

最后就是关于人文合作，要坚持不懈开展对外传播和释疑解惑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常建常新地做下去，要不断注意消除境外某些势力抹黑、歪曲“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负面影响，持续不断提高“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民心相通工作的质量水平。

观察者网刘典： “一带一路”在国际舆情和舆论方面有很大的挑战。目前，中央特别重视国际传播等相关工作。从国家的视角，包括从市场和从事“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些具体企业，中国应该如何避免在一些所在国负面舆情的发酵呢？对于我们国家形象的建构，您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于洪君：**简单谈一点，我觉得我们现在做得更多的还是说给国内听，针对国际，针对我们合作伙伴做的释疑解惑工作还不到位。首先我们的白皮书应该更新了，当时白皮书出得就比较迟，晚了一年半才出来，现在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实际上“一带一路”建设已经不仅仅是五通的问题了，“一带一路”的意义和价值也不是我们当初认识的水平，所以要有一本新的白皮书出来。

另外我们的驻外机构，首先我们的驻外使馆要因国而宜推进“一带一路”的宣传工作。笼统地讲，你在阿塞拜疆讲“一带一路”和在埃塞俄比亚讲“一带一路”是不一样的，每个使馆都要根据我们在那里的合作项目，根据我们在那个地区推进“一带一路”的意图和结果做好宣传工作。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央媒体，在外边都有记者站，要配合我们国家做好舆论宣传工作，要特别做好这些具体项目的解读工作。刚才讲到在国外做工程、做项目涉及环境问题，涉及民生问题，涉及风俗文化问题，我们有的时候把国内的思路简单拿出去，造成水土不服，引发很多负面影响。所以针对具体项目这个工作媒体要做，参与具体项目的企业尤其要做。

另外要做好相关国家的工作，到塔吉克修电站，乌兹别克斯坦总理跳起来反对。我们愿意和相关国家共同合作，研究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使用问题，人家马上就敲桌子了，不让你来当协调人。所以我们搞“一带一路”项目，一定要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释疑解惑。不是光讲道理，一定要针对具体项目、具体问题，要“问题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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