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奇渊：中美博弈视角下的全球产业链重构

2021-11-14

【文/徐奇渊】

首先这个研究是我们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团队的共同研究成果，涉及到十几位主要的成员，因为这个题目是一个跨学科研究，比如涉及到国际政治、国际贸易、专利技术、直接投资等等问题。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很荣幸得到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年度课题的资助。

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的区分

讲之前，我想把一些容易混淆的概念做一些区分，因为有时候会不加区别地使用一些概念。比如三链——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我觉得这个区分是有意义的。

首先第一个，价值链是谁关注呢？是研究者关注，因为我们在实际统计的时候，可以统计出贸易流，这个贸易流并不是直接的价值分布，最后是估算出来的对应的价值链数据，比如说OECD贸易当中的增加值，或者是世界投入产出表，这些数据都是由一定假设估算出来的。当然也有统计的，比如苹果手机就是我们经常讲一个典型的例子，苹果手机是几百美元，中国在整个价值链当中分到了几十或十几美元，而美国企业分到了更大一部分。所以价值链是关注贸易中的利益分配。

但是，尽管加工环节在整个价值链条当中占比非常低，比如富士康，但是如果疫情蔓延、富士康停工了，尽管占比很低，但是供应链就断掉了。这就不是价值链的问题了，而是供应链。管理学当中也有一套研究方法，网络的分析方法，网络当中谁处于节点，哪个点是比较重要的，在系统中处于中心的位置，中心程度是怎样的，而当这个网络当中有一个出问题传染到其他环节，这就是网络当中的风险传染，这个在管理学当中有一系列的研究方法，但不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两个视角不太一样。价值链也可以分析冲击的传染，但可能更适合分析需求冲击。而供应链的分析，更适合分析供给冲击。

而且供应链是企业关心的事情，我们经常讲日本的零库存。但在疫情之后、中美冲突以后，零库存虽然效率比较高，但可能风险就比较大，所以这个是供应链、企业的视角。

从国家政府的角度来看，政府关注的是产业链的安全，特别是疫情之后，这个供应链在关键时刻，像医疗，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供应链，能不能稳定供得上货？产业链对于国家来说，强调的是安全，当然在疫情之前，我们也会关注产业升级、效率这样的角度，现在更多关注安全这样的角度。

所以我们会看到三链有的时候是矛盾的，比如价值链关心效率，关心能从价值链分工当中获取多少利益。我希望越多越好，这是利益，按照这个逻辑来看，疫情之前，很多低端的产业，比如说橡胶手套、口罩这些一般的医护用品行业，是更多分布在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但从产业链安全的角度来说，疫情发生以后，我就希望这个产业链能待在自己国家，至少待在本区域。价值链和产业链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关心的人，研究者、学术界、企业界或者政府，出发点也是不同，研究方法有的时候也是不同的。

近期，美国国内遭遇供应链之乱。当地时间2021年10月24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长滩港的集装箱堆积。@视觉中国

从卡脖子视角来分层次观察全球产业链的现状

这里再做进一步区分，我们换一个卡脖子的视角，这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全球产业链的视角。卡脖子卡在哪里了呢？

第一个是贸易流，我们有统计的从美国进口了多少东西、比较依赖于美国，如果美国不卖给我们，这个风险很大，这就是有贸易流的情况，也是讨论比较多的。

第二个是没有贸易流的，美国干脆没有卖给我们，但是我们在这方面也面临比较卡脖子的情况，这就是出口制裁的清单上出口管制的情况，卖给中国比较少，或者是没有卖给中国，我们可以看美国的制裁清单、出口管制清单。

第三个角度是直接投资，我们知道贸易是投资的结果，贸易是国际分工秩序的结果，投资是形成分工、流量上改变国际分工格局的因素。所以，投资也非常重要，美国通过审查委员会进行国家安全理由的审查，禁止中国或者是以一些理由不让中国投资到美国，这就跟投资有关系了。

商品和投资的背后，我们最关心的其实是专利技术，专利技术背后更高一个层次的就是技术标准，就像华为参与5G的标准当中，不但有占比30%多的专利技术，而且参与了制定标准。就像制定规则的人总是最厉害的，技术标准总是比专利技术更高一级。

在商品、资本、技术，特别是技术的背后，我们更加关注的是人才流动，国际之间的人才流动，以及论文学术交流这样的渠道，现在这些方面也都碰到一些问题。如果再往上就有治理规则，这个规则就不但是一个专利技术的技术标准，而且包括了贸易、投资的规则，以及全球治理体系，这就上升到国际政治关系的一些角度来分析了。我们这边会更多侧重于前面一些内容，就是跟贸易、投资、技术相关的分析视角，这个其实涉及面也已经比较广了，我会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分析的一条主线和三条辅线

展开主题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主要逻辑线，这个逻辑线最重要的是刚才题目当中讲到的中美博弈，百年变局当中这也是最重要的主线，其他的三条辅线有数字技术、疫情冲击、气候变化。

为什么中美关系冲击是最主要的线条呢？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没有中美冲突的话，数字技术对中美的产业升级，对各个行业的影响相对是中性的，就只是一个创造性破坏，学术上对各个行业有非对称冲击，新兴行业会发展更快。但是放到中美冲突的背景下，情况就不一样了。

具体地，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放到全球化的三个阶段背景下来观察。我们先把全球化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传统的贸易一体化，就是英国日不落帝国的阶段，当时全球化的东西只是跨境消费，英国把纺织品卖到印度，从印度把茶叶进口回去。也就是说，买卖的、跨境的只是一个消费。到了第二个阶段，跨境资本的投资，带来了跨境生产。第三阶段，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过去的十多年，就不是跨境商品和跨境投资了，而是跨境信息的流动。而信息往往涉及到军民两用技术，就像美国在特朗普时期经常用国家安全的理由来对IT业的巨头进行打击，军民两用技术使得国家的安全边界变得模糊，如果两个国家互信程度是非常高的，这个没问题，如果两个国家互信程度不高的话，就变成一个问题了。所以，信息安全在现在成为非常突出的问题。

所以数字技术发展得越快，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赶超、换道超车的机会，但伴随着互信程度下降，也带来了中美之间更激烈的冲突，甚至反过来还影响和波及到了跨境贸易和跨境生产。当然，这也意味着数字技术、网络空间成为中美之间一个新的竞攀领域。

中美的一阶段协议当中主要涉及的还是第一、二个阶段全球化面临的问题，但是对于信息全球化这个难题，大家都在想怎么样去解决、怎么样去面对。

回过头来看气侯变化，一般来说应对气候变化是有压力的，当然不同行业也面临不对冲的冲击。而在中美冲突的背景下，中美在很多领域有很多的竞争、对抗，但是气侯变化领域是一个少有的可以找到共识、合作点的领域。所以在中美冲突的背景下，我们看待气候变化的视角跟之前也不太一样了。疫情冲击也是类似。所以我们把三个非常重要的冲击结合中美经贸冲突这个主线来讲，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因为刚才说的这些逻辑，全球化可能有这样几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是数字化，第二个趋势是多元化，因为要生产安全，所以要多几条生产线，要复制备份。第三个是低碳化、绿色化，这两天新闻也报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将停止对煤电项目的新建。

这三个趋势对中国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呢？首先多元化，比如说中国+1，日本这样的提法，对中国来说面临一定程度上产业链的外移，这个多元化对中国来说是有挑战的，但是这个“多元化”趋势并不是单向的外移，比如说原来过度集中在其他国家的，现在也可能多元化到中国一部分。疫情之后，中国的疫情防控相对比较好，我了解到一些外资企业，之前外迁得早的还有后悔的，还有往回迁的，往中国再布局的，也存在这些情况。所以多元化是互有进退，两个方向都有。

而数字化和绿色化，这两个方面对中国可能是有利的因素相对更多。比如说中国现在产业链的挑战，主要是前有堵截，比如美国这样的国家，以及后有追兵，比如印度、越南这样的国家。我们在推动低碳化、绿色化的过程当中，欧美主流的标准，特别是欧洲已经确定的碳关税的法案对于发展中国家会有一些豁免，但是这些豁免的对象国家都是很小的岛国，比如马尔代夫这样的，或者是经济体量都非常小的。而对于越南和印度这样的国家，不在豁免之列。碳排放对这些国家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这对于后面赶超的国家可能会形成新的绿色鸿沟。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绿色技术的能力，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有一定的优势。

数字化方面也是这样，数字化可能会改变原来国际投资基于传统要素禀赋优势的逻辑。以前的国际投资主要是寻找廉价的劳动力，从资本充裕的地方去找劳动力相结合。但是数字化背景下，我们看到技术或者是资本对于劳动力的替代性在加强，比如说3D打印，或者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对于劳动力的替代性在上升，不但可以替代最简单的劳动力，甚至可以替代一些比较高技能的劳动力。

结合数字化技术替代劳动力的背景，我们还看到一个现象，疫情之后，因为很多主要的经济体，其国债除以GDP的比例（国债负担率）远高于疫情之前。这也意味着疫情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全球的利率中枢会偏低，难以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虽然美国要退出QE，但是退出的过程不会特别猛烈，不会像2017年、2018年那时候的节奏，因为美国的国债负担更加沉重。在利率长期偏低的情况下，这也意味着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吸引力更强了，这是一个背景。

而且疫情还会持续，我们暂时没看到疫情在全世界受到控制，现在还是在反复爆发、蔓延，有新的变异。使用劳动力的时候，虽然劳动力工资有可能下降了，但是使用劳动力的风险在上升。所以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数字化技术发展会受到刺激。再加上绿色低碳的额外约束，这对于后面赶超的印度和越南这样的国家，压力其实是比较大的。对于中国来说，更多可能是一个机遇。

越南当地制造业受到疫情的巨大冲击

中国供应链的影响力和脆弱性

下面我们回到正题，看一下中国供应链的影响力和脆弱性。

首先看中国的供应链在全球的影响力，我们团队同事崔晓敏博士用前面讲的网络分析方法来观察。我们看到，按照HS6位码，全世界出口的中间品有三千多种。这种产品如果只有少数国家能出口，我们就认为这种产品出口中心度是比较高的，属于比较脆弱的产品。一个国家出口的越多这种高中心度的脆弱产品，它就越有影响力。中国出口的脆弱产品有800多种，美国出口将近900种，我们的数量比美国少一点，但是比其他的国家都多，比德国稍微高一点。中国跟美国单独比较来看，还是可以比一比的。但是如果画一个虚线圈，跟中国比较接近的国家，像德国、日本、韩国、英国这样的国家都在圈当中，跟中国差距也不大。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出来，我们应该更多团结中间的这些国家。

第二个是中国的供应链脆弱性，我们对中国进口的3000多种中间品做了两个维度、四个象限的分类。横轴是进口商品对应的市场集中度，如果中国从很少的国家进口，进口市场集中度就很高，这种产品就比较脆弱。极端情况下，如果只从一个国家进口，集中度就是100%，如果从很多国家进口，这个集中度就比较低。

纵轴是这种产品在全世界的出口中心度有多高，如果出口中心度很高的话，全世界就只有少数国家能出口，这对于中国来说也会比较脆弱。对于中国来说，在这种分类下，最脆弱的产品有62种。这是什么情况呢？也就是说，全世界只有少数国家能出口，同时中国也只能从少数国家来进口。另外一种最安全的，全世界有很多国家出口，同时中国也从很多国家进口，这是最安全的情况。

另外两种可能不太好理解，我们来讲一下，比如说在东南方向的这一类759种商品，这些商品中国从很少的国家进口，所以进口集中度比较高。但是从全世界的出口分布来看，有很多国家都可以出口。为什么我们以前从少数国家来进口呢？因为它可能卖得比较便宜，性价比高、质量比较好。但是如果它不卖给我的话，勉强我替代一下，也可以从别的国家来进口。因为这类产品的全球出口中心度比较低，所以我们就可以转到其他国家进口。所以，这759种商品短期来看有一定风险，但是可以转化到其他国家进口，所以也是比较安全的类别。

另外一种商品潜在是有风险的，这些商品有812种，虽然我们的进口集中度比较低，但是全世界的出口中心度比较高，这是什么情况呢？比如全世界总共有100个这种产品的出口，出口中心度很高。如果我们刚开始进口，只进口10个，那你很容易在10个国家之间分散，从10个出口这种产品的国家中各自买1个，这就买了10个。但是如果你买得越来越多，进口的分布就会趋向于跟全球的出口中心度一致，就会向全世界的高出口中心度去靠拢。全世界，如果你买100件，可能有一个国家就生产了60件、70件，你最后买得多，肯定是往这个方向去走，这些商品我们把它叫做潜在卡脖子。即短期内是从很多国家进口，但是如果你买得越来越多，就会买成这个结果——从更多的、集中的几个卖家手里面买，这是潜在卡脖子的情况。

刚才我也说了，这都是从有贸易流、有统计数据的这些情况来分析的，还有一些没有统计数据的，我们就要结合出口制裁、管制的清单，包括美国那边的，跟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贸易再来做比较分析，所以这是一个维度。

国家产业链的悖论：关于产业链的安全与效率

刚才我们对中国做了体检，看了中国在全世界产业链当中的影响力和脆弱性。同时，我们对十个最主要的发达国家也都做了类似的体检，我们看到一个结果：各个国家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往往也是脆弱度最高的产业。比如，我们知道美国、日本、韩国竞争力很强的行业是电气-电子设备，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的机械设备是这些国家最强的行业。但是这些国家上述行业的脆弱度，恰恰都是排在很靠前的位置。美国最脆弱的行业恰恰是电子电气，日本也是，德国的机械设备也是最脆弱的行业。

我们发现，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它在全世界最有竞争力的行业，往往其脆弱度也非常高。所以我们提出这样一个悖论，或者说假说——一个国家它的这个产业链要在全世界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这是我们希望得到的结果；同时我们也希望这个国家它的这个产业链是完全安全的。怎么定义安全？极端的情况就是不需要进口，或者是进口很少，就能自给自足，这是最安全了。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两者是难以同时兼得的，所以我们把这个称为国家产业链悖论，或者是假说，因为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不过从这十个发达国家的例子来看，最有竞争力的行业往往也是很脆弱的、对外依赖度比较强的行业。

那中国是不是也面临类似的悖论呢？我们又做了一个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技术密集型行业跟前面产业链悖论上一致的。从逻辑上来看，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其实是比较好解释的，从亚当斯密的传统开始就讲分工，分工是经济增长很重要的一个渠道，也是技术进步很重要的渠道，如果没有分工，什么事情都靠一个人来做，这个绣花针一天都做不出来几枚。如果分工，几十个人的厂子，人均产出提高，一天就能生产几千枚绣花针。所以分工会带来技术进步、效率提高。但分工也会带来互相的依赖，国与国之间的分工更加是这样。所以我们会看到，美国的电气-电子设备这个行业在全世界很有竞争力，同时也是脆弱度最高的行业，也高度依赖于进口。

接下来国家产业链的悖论怎么解决？有两种方式可以缓解产业链的悖论。第一个方式是断供能力，可以用价格弹性来体现。或者说，同样这个产品，如果价格上升了你的需求也不会减少太多，说明你非常需要。这就是买方非常依赖于卖方。而反过来你卖的东西，我可以到别人那里买到。这时候双方依赖关系是不对称的。实际上我们数据获得当中，价格弹性并不能直接获得，但我们可以拿到分行业的贸易弹性，这可以作为替代指标。如果你有定价权的话，肯定是这个商品的技术垄断能力比较强。所以就在原来进口（数量占比）依赖度的基础上，再加上断供能力、或者是贸易弹性，这个就更好了。

另外一个维度，还加上政治关系。美国为什么敢把自己的最有优势的产业链条，还做成对外依赖度这么高的状态呢？我们可以看到，欧盟、英国加上日本、韩国这些盟国范围内，美国进口的中间品3000多种，就已经能覆盖90%以上，所以美国可以把自己的产业链脆弱性抓在自己的盟国手里面，因为政治关系是比较可靠的。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我们同事苏庆义在这方面也写了论文，发表在《国际政治科学》。

在可见的双边贸易层面，中美之间怎样开启良性互动呢？

来源：姚曦、赵海、徐奇渊，《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排除机制对产业链的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5期。

我们观察中美之间的关税，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分成四批清单，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第一批清单是340亿美元，后面是160，2000和1200，一共是3700亿美元。前面三批税率是25%，最后一批是7.5%。

虽然是对中国加了关税，但因为有的美国企业非常依赖中国的商品，而且去别的国家买会很贵，或者是买不到。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就会说，你们企业自己申请吧，可以有一些暂时免除征收关税。有些时候媒体上讲得不太严谨，把这个叫“豁免”，这个词用得不太准确，应该叫“排除”。因为一年之后还要审核是不是继续排除。

结果美国企业申请的数量清单一有一万多笔，清单三有三万多笔，贸易代表办公室会对这些申请进行批准，批准了以后，不加惩罚性关税的金额。我们就做了一个估算，这个并不是准确的数，没有直接公布的。我们的估算显示，清单一和清单二的排除比例是1/4多一点点，这其实是比较高的，如果是三千多亿的话，1/4就有900多亿的金额，就非常高了。但很遗憾实际上后面没那么高，在第三和第四笔清单，也就是3200亿的排除金额当中，只有3.6%或者是7.5%这样的比例，比我们当时预先想的远远要低。这意味着关税排除比例其实有很大上升空间。

现在，我们看一看美国有没有这样的需求？拜登政府正在对特朗普时期的经济政策进行评估，这个评估还没有结束，应该也快了。把特朗普的对华经济政策框架打掉，建立起拜登自己的政策框架，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有一定的过渡性政策，关税排除比例提高就是很好的过渡政策，特别是现在美国的通胀压力比较大。美联储在很多次场合都在讲，通胀压力是暂时的，不是持续的，在引导市场的预期，但是通胀现实已经持续快半年了，4月份开始，CPI已经超过5，持续到8月份的数据，一直是在高位，而且是历史上比较少有的水平，特别是08年金融危机以来，没有见过这么高的通胀率。即使是看PCE指标也是比较高的，美联储去年也把通胀率目标调整成了平均通胀率目标，也就是说以前通胀率是很低的，现在偶尔超过一下，超过一段时间也没关系。但是如果再持续下去，特别是持续到明年，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

如果降低对中国的进口关税，这个对于美国立竿见影的缓解通胀率会有一定帮助。这个帮助并不是决定性的，但是会有明显的帮助。我们初步匡算了一下，非常粗略的计算，如果把这些关税都全面降下来，对于美国通胀率往下拉的作用大概在0.25-0.5个百分点，可能比大家想的小一些，这个估计比较保守。但是肯定比较确定的是对通胀率是有帮助的，这个是美国和中国寻找合作的契合点，这是可以找到的。实际上美国企业也在不停的游说美国政府降低关税。

技术领域，中美之间的合作、竞争、与对抗的态势

前面提到的分析视角，除了贸易、投资，还有专利技术、规则、人才各个方面的维度。现在看技术，我们团队的同事董维佳和姚曦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方面，特朗普时期对华进行遏制，我们可以看一个指标，中美之间合作申请专利，占到中国所有国际合作专利的比例是多少。“十三五”之前，或者2015年之前，中美之间合作的专利占到中国和其他国家合作的比例在40%左右，40-42%之间波动。当时中国与德国、日本、法国的合作专利加起来，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一家合作得多。这个比例在2016年中美贸易冲突的前夕已经开始明显的下降，到了2018年的时候，降到了33.9%，下降了8个百分点，而且是从1200多项，到2018年降到了900项，2019年的数据还没有更新，因为更新有一些滞后期，可以想象，应该是更少了。

另外一方面，中国跟美国以外的国家专利技术合作在明显上升，爆发式上升，比如说日本，2016年、2017年跟日本合作专利数量是170多项，到了2018年变成360项，翻了一倍还多一些的情况，包括跟德国、法国也是比较乐观的，这是2018年的情况。但是到了2019年，情况又有一些变化，挑战压力更大了，这里就不提了。

总体上来说有这样一些结论。美国对中国的科技遏制，也对它有一些负面的效应，美国高科技公司的商业利益受到影响，销售额减少，比如说高通，对其研发投入也会受到影响，这个时候日本、韩国的竞争对手可能就起来了。第二个就是对人员交流的限制，也损害了美国自己人力资本的积累。第三个就是美国的国际合作、科技合作的中心位置被弱化。以前大家科技合作都要找美国，现在都不找美国了，中国能找法国就找法国，能找日本就找日本，美国在全世界科技合作网络的中心位置有一定程度的弱化。第四，美国还是最重要的。即使占比降到了中国对外合作的1/3，但仍然是中国首位的最重要的科技合作、专利合作伙伴。

再往下还有一个需要澄清的事实，也就是中国在全世界的科技专利当中的地位，对此我们要有客观的认识。在去年世界专利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的专利数量又是全世界第一、数量是最多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专利都是质量很高。所以我们团队就对核心专利做了一个定义，什么是核心专利？我们有五六个维度。比如说这个专利，经常被人引用，或者是我们可以起诉别人，而且有的专利，别人侵权的时候，只有一种情况会侵权的话，这种专利质量比较低。如果这个专利有九个点，十个点，碰到都是会侵权的，这种要求权比较多的话，这个专利质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提供了多种指标来筛选核心专利。

根据世界专利组织的PCT专利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申请了100个专利，世界专利组织都批了，但实际上只有2.5个专利是核心专利。而其他国家的核心专利比例非常高，澳大利亚有25%左右的比例是核心专利，日本是13.6%，美国也是11%。如果看核心专利数量的多少，我们排到了世界十多位，甚至还在澳大利亚的后面，当然在芬兰的前面。这跟我们的人口量级等指标是不太成比例的。

但是这些年来，中国的进步是非常大。我们前面讲的数值是2000年到2019年过去20年当中的累积，但在同样的时间段中，纵向变化非常激动人心、令人鼓舞。中国的核心专利在全世界的占比份额，从2000年的0.2%，上升到2019年的5.3%，已经超过了德国，排在美国、日本之后，第三位，也是大大高于印度，可以说中国进步非常神速。但是，中国和日本、美国的核心专利总数相比还是有差距，对此要有清晰的认识。

到底差在哪里呢？2019年，中国的PCT核心专利占到全世界的5.3%，而日本占比20%多，美国占比40%左右。这些提到的是总量，我们下面做一个分行业的分析，在34个分行业的核心专利数量当中，中国最强的是数字通信，我们这个行业的专利数量是美国的74%，这就是我们最强行业的专利技术了，其他的行业占比相对来说差距更大。比如说我们经常讲到卡脖子的发动机、涡轮机，这个行业实际上他的专利数量跟美国比的占比，34个行业当中处于中游的位置，也是需要进一步补短板，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我们要对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特别是专利技术当中的位置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并不是说我们的专利数量达到世界第一了，我们的技术就已经是最厉害了。实际上还不是这样，核心专利的质量指标还有大幅提升的空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我们已经进步很快，但还需要继续奋起直追。

我国产业链在空间上的挑战：外移、内迁、国际区域重组

这三个概念都是中性的概念，可能是一件好事，也可能是一件坏事。比如说产业链的外移，如果过度外移可能会导致本土经济的空心化，像日本这样。但是合意的外移，是产业升级自然过程、是市场自己的选择。德国也有产业外移，并没有很严重的空心化，也有助于腾笼换鸟。我们也需要推动合意的外移，有助于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生产网络，这也是提高中国在国际生产网络分工的地位作用。

内迁也是这样，“十四五”规划里面也提到了，做好中西部产业链承接的工作。如果政府干预过多，也会导致资源低效配置问题，如果做得好，在正面的情形当中，发挥区位落差，区位的优势，因势利导，可以实现产业承接、建一些新的产业集群。比如说中部地区，像郑州，或者是成都，在这方面都有一些比较大的发展。

国际区域重组也是这样，做得好可以发挥中国市场技术的优势，以中国为主，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做得不好，比如说日本推动中国+1的策略，这个生产网络可能会减少对于中国的依赖，甚至往北美收缩，这也是有可能的。因此，同样是内迁、同样是外移、同样是区域重组，我们要去做一些区分，把握好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因势利导来推动。

下面我们看看产业外迁的挑战。在这方面大家比较关心越南。越南过去的十几年当中发生了一个巨大变化。我们团队也在关注这个变化，同事杨盼盼和我在写一篇文章就是关注越南。在2005年的时候，中国的出口目的地当中，越南排第二十几位。2020年，越南已经超过韩国，成为中国第三大出口的目的地。这里没有算欧盟这样的经济体的加总，只是观察单个经济体，所以越南已经成为中国仅次于对美国、对日本的出口，越南排到第三位，超过了德国和韩国。

中国把这么多东西卖给越南，实际上也代表双方互补性也在提高，当然越南的出口跟中国也产生了一些竞争。越南也出口电子、服装产品，对中国有一定的竞争压力。我们计算了一下中国和越南双向贸易竞争压力，中国对越南的竞争压力，其实是百分比的数字，这个竞争压力就是越南能生产的产品当中，如果是0.7的话，意味着越南出口的70%的商品，中国都有替代品，这是对越南竞争的压力。现在中国对越南的竞争压力很大，上升到了85%。越南对中国的出口竞争压力也在上升，从原来4%、3%，上升到了9%，但是中国对于越南的贸易竞争压力是压倒性的位置，而越南对于中国的竞争压力有所上升，但是还在很低的水平。

通过互补性指标也可以看到，中国和越南贸易的互补性也在增强，中国把更多的商品卖给了越南，已经超过了出口到韩国的金额，因为我们的产业链关系更加密切，越南需要更多的中间品，需要机械设备，包括原材料，需要从中国进口。一定程度上来说，越南更多地融入到了珠三角，融入到了大湾区的生产网络分工体系当中。这意味着中国对美国的顺差，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为越南对中国的顺差，就像过去韩国、日本在中国做的事情。当然，这个过程中也要防止出现产业链过度外移的情况，所以我们也做了另外的分析。目前来看，我们觉得中国和越南之间的产业链分工，还是在比较可控、合意的范围之内。

最后再讲一下对区域产业链合作的思考。2020年上半年，在疫情冲击欧美期间我们发现，也就是去年的四五月份，欧洲的20多条汽车生产线一度停产了，包括上下游的汽车产业链也不同程度停产了。这个时候，欧洲的汽车产业链停顿，对韩国、日本、中国的冲击是非对称的。对中国的冲击就是，我们断货了，从欧洲进口的变速箱、发动机和整车零部件对方不能提供了，因为它不生产，所以是一个供给冲击。而欧洲对于韩国、日本的冲击是需求冲击，本来欧洲要从韩国、日本进口刚才说的变速箱、整车零部件，但是现在不能进口了，所以对于日本、韩国是一个需求冲击。

这个时候，韩国、日本面临的问题是汽车零部件卖不出去，而中国是买不到，这两个放在一起，很自然有一个联想，韩国和日本卖不出去的零部件可以卖给中国吗？这个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做了调研，韩系、日系的车和德系、法系的车零部件并不直接通用，不同车系的零部件具有专用性。但实际上专用性也不是绝对的。比如，虽然一级供应商不能满足要求，但是到了二级供应商、三级供应商，往上游找，那些供应商可能可以做。只要你给出他一个技术标准、具体规格，他就可以生产。所以可以从更上游的环节来合作。

可见，日本、韩国和中国的汽车产业链有合作空间，有这种可能性。疫情之后也出现了产业链的区域化这样的发展趋势，东亚的产业链合作有较大空间。如果我们看历史，欧洲的货币金融合作、欧盟、欧元区，包括欧洲的银行业监管的联盟，这些上层建筑都是有产业合作基础的。在大约1956年，欧洲的煤钢共同体，是从一个产业开始做的，之后才有欧共体、欧盟等等合作。东亚国家从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我们一上来提的就是东亚货币合作，就是上层建筑，缺少产业之间的密切合作，所以汽车产业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韩国、日本在传统的汽车领域竞争优势非常明显，在全世界都有竞争力。同时，汽车现在是新技术革命的载体，像人工智能、新能源、绿色技术，这些在汽车领域上的应用前景非常广泛，而中国在人工智能和绿色、电池、新能源行业都有很强的竞争力，也有后发优势，而且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所以中国和韩国、日本的汽车产业有很大合作空间，以这个产业为合作基础，再强化区域产业链互补的关系，这是一个具体的建议。

最后的结尾，从前面讲的国家产业链悖论的视角出发，这个悖论告诉我们，还是要坚持最大范围的开放，特别是坚持制度型的开放。我们最近提出来申请加入CPTPP，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中国仍然要坚持最大范围的开放，同时在全世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抓住中美博弈的主线，来利用好刚才说的这些机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当中顺势而为，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