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伊文：在大变局中的固守僵化观念的危机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尹伊文】
长久以来，很多美国人持有坚定的自信，相信“美国的制度是最好的”、“美国是最强大的”。最近两年连续发生了几件事情，直接冲击了这些坚定的自信。
在新冠疫情中，美国在感染人数、死亡人数方面是全球表现最差的，从自信满满的“最好”“最强”榜首，直接跌入了“最差”“最弱”的榜尾。
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后，发生了“国会山事件”。在美国人心中，这样的事情是发生在落后国家、“邪恶”国家的，譬如委内瑞拉，想不到具有“最好制度”的美国也会发生。
今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不仅极度混乱，而且美军还没有完全撤出，它扶植了20年的亲美“民主”政府就垮台了。而当年苏联从阿富汗完全撤军后三年，扶植了10年的亲苏“不民主”政府才垮台。最强大的美国竟然表现得不如解体前夕的苏联。
面对这些冲击自信的现实，美国人感到震惊困惑。为了解释现实和自信之间的不相符，多数美国人是在表层找原因，譬如把防疫不利归咎于某些官员专家，把冲击国会归咎于特朗普支持者的鲁莽，把阿富汗问题归咎于“帝国坟场”和一些具体负责的官僚。
也有少数人会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反省这些问题背后深层的政策形成与执行过程。极少数人会深入到价值观层面，反思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体系是否有问题，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上构建的制度是否有问题。
当自己的观念和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多数人往往盲目地固守自己的观念，找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来解释冲突；只有很少数人有勇气和能力挑战自己的观念，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方法来修正自己的观念，使自己的观念能够与时俱进地发展，进而指导自己在实践中不断取得进步。
为什么大多数人会盲目地固守自己的僵化观念呢？少数人是如何能够克服这种盲目性的呢？当一个国家固守僵化观念的时候，会对这个国家的发展造成什么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需要用什么方法来克服？目前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中的各种巨大变化对人的固有观念造成的冲击是极为强大的，个人应该如何适应这种大变局？国家又该如何应对这种大变局呢？
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关于固守观念的现象，政治学、社会学有过很多分析探讨，但我想先从神经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更为“科学”地分析这个现象，然后再以此反观这个现象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以及探讨如何解决其负面影响的问题。
固守观念的神经渊源
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神经学教授史蒂芬·诺韦拉[1]，从神经科学和心理科学的角度，指出人类思维的一大特点是“模式识别”（pattern recognition）。这种思维特点，既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进生存，但也含有陷阱，其中一大陷阱就是使人在剧变的世界中不能作出相应的观念改变，而是固守观念。
所谓“模式识别”，就是人可以在杂乱无章的信息中识别出“模式”来。譬如，树叶飘落，苹果坠地，石头滚动……这些杂乱无章的运动，被人通过“重力”“加速度”“质量”“引力”“摩擦力”等等的力学模式化，变得易于认识了。人通过这样的模式识别来认识世界，还利用这些认识进行创造性的活动，譬如根据力学理论创造各种工具，改进人类的生产和生活。
在模式识别的过程中，人会对模式产生真实的感觉，认为这些模式确实存在于现实之中。这些模式化的信息经过大脑的处理，会在人脑中构建出一个“内在现实模式”（internal model of reality），这是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人自己认为的现实，人相信这个“内构现实”就是客观现实。
如果这个“内构现实”非常接近客观现实，它可以帮助人们应对现实中的问题，有助于人类的生存发展。但是，如果“内构现实”远离客观现实，那么它不仅不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还会将人导入歧途，跌入陷阱。
譬如化学中的“燃素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17世纪时，人们认为燃烧的火是由细小活跃的微粒“燃素”构成的。但这种“内构现实”不符合现实，人们被导入歧途，忽视燃烧时空气成分的变化，无法解释金属燃烧后重量增加的现实。在这样的陷阱中，人无法用燃烧理论来指导有关燃烧的生产活动，改善人类的生活。
要想避免陷阱，需要对头脑中形成的自认为现实的“内构现实”进行“现实测试”（reality test），以便否定“不现实的认识”，从而构建更接近现实的“内构现实”。诺韦拉指出，否定头脑中的“不现实的认识”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他从神经学、心理学、生存适应进化等多种角度展现了“不容易”的原因。
形成“内构现实”的大脑活动主要是在新皮质（neocortex）的额叶（frontal lobe）部分进行的。新皮质是生物从低等向高等进化过程中最晚出现的大脑皮质，额叶更是智力进化的高级活动领域。理性思维是在这里进行的，它也负责调控更原始的情绪管理中心“杏仁核”等结构。
这里只是谈到额叶功能的几个方面，整个的图景更为复杂，图片来源：Handbook of Clinical Neurology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情绪有更加古老久远的历史，是更为原始的脑活动，有更强大的影响力和更高的效率。这种高效率很多时候可以产生有利于人类生存的结果。譬如，人在遇到危险时会产生“害怕”情绪，使人能够立刻快速采取行动，逃避危险。
在狩猎时代，快速逃避猛兽能够大大提高生存的机会。当看到丛林中草木异常晃动，害怕里面藏着老虎的情绪会使人立刻逃跑，而那些缺少害怕情绪、理性思考是否真有老虎的人，则不会立刻逃跑。如果里面真是藏着老虎，受情绪驱动的人得以逃跑生存，而受理性驱动的人则很可能丧生。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时代，能在情绪驱动下快速逃跑的人获得了更大的生存机会，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基因，通过“适者生存”的规律，深深影响着后来的人类。
情绪驱动的强大力和高效率，还和情绪能够产生的满足感相关。当人情绪活跃的时候，人脑中与情绪相关的神经元释放的某些神经递质就会增加，使人得到“满足”的感觉。这就使得情绪驱动行为具有了生理动机，而理性驱动行为则缺乏这样的生理动机，因此情绪具有了更强的行为驱动力。
有的时候，人还会突然“丧失理智”，直接为情绪支配。耶鲁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艾米·安斯顿（Amy Arnsten）等发现，面对压力时，人脑过度释放各种应激激素，阻碍前额叶调控“杏仁核”等与情绪相关的脑区。
图片来源：Linkreseach.com
诺韦拉认为，在形成“内构现实”时，一方面理性思维进行了构建，另一方面大脑会赋予其“意义”，会获得“情绪化”的感觉，成为了“信念”（belief），也使人对其执着。
信念中的理性与情绪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信念”（belief）是人类的心理需要，当人持有一种信念、相信一个理论的时候，人可以摆脱“不确定”的心理焦虑，可以产生对事物、对生活“有把握”的可控制感。
信念本应该是理性的产物，是应该通过理性思维形成的，但是由于信念是人的心理需要，信念的形成及其维持也就会受到情绪的深刻影响。
诺韦拉引用了“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的心理学理论来解释这种心理需要。认知失调是一种不愉快的情绪，是由于两个互相冲突的信念同时存在而引起的，譬如某人原来相信“地球是平的”，但新的现实信息形成了“地球是圆的”新观念，此人就会产生认知失调的不愉快情绪。
结合安斯顿等人的发现，信念受到“侵犯”所产生的压力与激素变化，也许就是其难以动摇，坠入“情绪化坚守”在神经与分子层面的原因之一。
人具有强烈的心理需要，渴求摆脱认知失调的不愉快感觉。为了克服认知失调的这种不愉快情绪，人很可能会抵制新观念。因此，很多人就会抑制、回避、扭曲对自己信念进行的现实测试，以便克服因信念冲突引起的认知失调感。
人们甚至可以反过来用理性为自己的信念辩护，使自己的信念“合理化”。譬如，人们选择性地进行“数据挖掘”（data mining），专挖那些符合自己信念的数据，忽视那些与信念矛盾的现实，回避现实测试，用挖掘出的偏见数据把自己的信念合理化。
阻碍理性思维的障碍
诺韦拉指出，绝大多数的时候（高达95%），人不能够仅仅凭借理性来改变自己固有的行为，因为那古老而原始的情绪力量太过强大，而进化后期才形成的理性思维，需要耗费很大的心理警觉和能量消耗才能进行，因此，人很容易跟着情绪走，只有保持高度的理性自觉，才能抵御情绪的控制。
关于人类思维的重情绪、轻理性现象，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作过很多研究，他也指出，人往往会受情绪的影响而对自己的理念结论过度自信，以至犯下种种错误。[2]
诺韦拉列举了很多受情绪影响而对自己的理念结论过度自信、因而犯下巨大错误的例子，其中有不少是著名科学家所为。譬如热力学之父、“开尔文男爵”威廉·汤姆森，曾根据地球形成初期的炽热状态到目前的冷却程度所需要的时间来计算地球的年龄。他测算出来的地球年龄远远短于当时根据地质学、生物学等实证性研究所估算的时间，但他抵制和回避那些实证的现实信息，执着于自己的计算公式估测的结论。
开尔文勋爵
结果，当放射性现象被发现之后，科学界发展出了更为科学的放射测年法，用这种方法估算的地球年龄很接近地质学和生物学的估测，开尔文的计算公式估测结论显然是错误的。
放射性现象还从理论上解释了开尔文失误的一大原因，由于地球中的放射性物质在衰变过程中会释放出热量，因此减慢了地球的冷却速度，加长了所需要的冷却时间。
如果开尔文当时能够更为理性地面对现实，不抵制地质学和生物学提供的实证信息，即使他对放射性没有研究，也可以对自己的公式采取怀疑和开放的态度，留下进一步修正的空间。
犯这种错误的科学家并不只是单独的个人，有时会是一大批科学家同时执着于一种“内构现实”，譬如N射线。当X射线被发现之后，法国物理学家布朗德洛特宣布又发现了一种新射线——N射线，其后有30多个科学家小组都宣称能够通过实验产生N射线，有300多篇论文相继发表，有100多位科研工作者卷入，他们都执着于N射线存在的“内构现实”。
N射线事件的“内构现实”还有一个特殊之处：“成功”研究N射线的绝大部分是法国科学家，英国、德国科学家（包括刚才提到的开尔文勋爵）的重复实验没有成功，最后是美国科学家实地探访，偷换了一些关键部件，法国科学家仍宣称成功观察到N射线，才彻底推翻了这一“内构现实”。图为N射线在一个小电火花上产生的动作摄影，布朗德洛特1904年，图片来源：wiki
但也有一批科学家否认N射线的存在，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辩论，尤其是对“产生N射线”的实验进行了反复的检验，终于确定了N射线是不存在的，那些所谓产生了N射线的实验都是有纰漏的。其实这些纰漏都不难辨认和避免，但当科学家执着于自己的“内构现实”时，他们就会对此视而不见，有偏见地进行“数据挖掘”，以便自己情绪上喜欢的结论能够被合理化。
在人文社会的学科中，情绪左右理念要比在自然科学中更加容易。一是因为这些学科往往涉及许多主观的元素，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去做客观的实验；二是因为这些学科的内容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更容易唤起情绪，譬如“射线”那样的问题与一般人的生活相距甚远，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自由”“民主”却与人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人对其有着天然的牵挂，因此情绪也就更加容易侵入这些理念。
在情绪侵入这些理念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理念还被“价值化”了，成为了必须捍卫的“价值观”“价值信念”，这更是从根本上切断了“现实测试”之路，使理论观念的修正完全不可能了。理念是理论观念，社会科学理论也需要现实检验；价值则是一种信仰，不是理论观念。把理念与价值捆绑在一起，虽然可以使理念获得神圣信仰的光辉，但却使其丧失了改良进步的可能性。
目前，西方的很多理念和价值捆绑在一起，这些理念使西方在疫情袭来的世界剧变中手足无措。面对剧变的挑战，很多西方学者却坚持要捍卫价值观，譬如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新冠疫情正在改变世界，“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需要捍卫和维持他们的启蒙价值观。”（观察者网已刊发该文《新冠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很多西方学者进行“捍卫”时公然拒绝实证数据，通过想象来“创造事实”，譬如英国知名历史学者尼尔·弗格森，他坚称武汉封城后飞中国国内的武汉航班停航了，但武汉飞欧洲美国的航班却持续着，言外之意是病毒因而传播到欧美。加拿大学者贝淡宁通过民航实证数据向弗格森指出，“武汉飞欧美的航班持续”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但弗格森“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观察者网已刊发贝淡宁的相关文章）。
如此的价值捍卫、理念固守，使得西方的很多理念丧失了修正进步的可能，使西方的衰落加剧。
大变局中的观念固守与体制问题
面对人类的“观念固守”的心理特点，社会群体应该有意识地进行理性应对。应对得好，这个社会群体就可以发展崛起；应对得不好，就可能衰败没落。
在人类进化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重情绪而不重理性的行为，在原始社会时期曾经有过积极的意义，使人可以快速逃避猛兽；在发展变化缓慢的传统社会时期，重情绪而不重理性的行为，积极意义虽然不大，但消极意义也不太明显，因为外在现实的变化很慢，固守的观念并不需要经常修正。
但在工业社会，尤其是在瞬息万变的后工业社会，重情绪而不重理性的观念固守的危害就非常大。此时的人类，需要高度自觉地使用理性思维，来管控大脑中更为原始部位发来的情绪冲动引起的问题。
人类有数十万年的历史，其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原始社会状态，农业只是在一万多年前才出现原始的萌芽，而工业革命是18世纪才产生的，真正的工业社会只有二百多年的时间。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原始社会占了95%以上的时间，真正的工业社会所占的时间只有约千分之一。由于人类的大脑是在漫长的过程中逐渐进化的，原始社会占据的时间非常长，对大脑的影响非常大，工业社会的时间太短了，还来不及表现在大脑的结构进化上。
当代变化飞快的生活环境，大脑进化滞后的重情绪轻理性的思维习惯，这是人类目前必须面对的两个现实。使思维习惯适应变化的环境，是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得好，社会就能够更好地发展。
要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个人来说，需要有意识地自觉使用“现实测试”的理性思维方法，抵制情绪的影响。作为社会来说，需要构建机制，帮助人们进行重理性的思维。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要构建机制，选拔重理性思维的人作决策者、领导者。毕竟人类中的大多数，还是不可能很快就改变数十万年形成的思维习惯。但是其中会有一部分人，在改变思维习惯方面表现得相对优秀，让这部分优秀的人来领导国家作决策，可以使国家获得更好的发展。
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西方现代自由民主体制，存在着结构性的原因，不利于解决这个思维习惯改变的问题。
其中的选举制是一大原因。在目前的西方选举中可以观察到，政客们广泛利用大众的情绪思维习惯来拉选票，而且还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煽情”方法，鼓励大众的情绪思维，而不是帮助大众改变情绪思维的习惯。
譬如“身份政治”，让人情绪化地认同一种身份，而不是鼓励人理性地思考。还有花样创新的竞选广告，诸如抓眼球的画面、碎片化的信息、耸人听闻的故事……都是“煽情”，而不是“重智”，是鼓励情绪化思维，是抑制理性思维。
西方选举强调“大多数”，而大多数恰恰未必是思维习惯改变得好的优秀者，那些思维习惯改变得好的少数优秀者，往往不能获得未改变的大多数的认同，因此难以当选。西方的民主制“从众”“从多数”，而不是像中国的“从贤”“从优”的选贤任能。
原本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西方选举是部分精于“理性思维”的政客对大众情绪的利用，选举完后无民主，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政治的理性运转；但特朗普的当选和四年任期，无疑深深动摇了这样的说法，更凸显重情绪轻理性的问题。
西方自由主义的市场，同样蕴含着很多鼓励情绪化思维的元素，商业广告就是一大元素。为了利润最大化，生产商千方百计让人购买他们的产品，情绪化的商业广告是诱导消费行为的有力工具。在商业推销的大潮中，人们的情绪化思维被激发得越来越强。
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中的这些结构性因素，使其与目前加速变化的大环境越来越不匹配。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候，西方现代体制曾经表现出一定的优越性，因为传统社会的观念固守的结构性因素更为强大、更不容忍观念改变的行为，而在启蒙运动后出现的西方现代体制，允许了一些观念改变的行为，因此更适应时代变化。
但是，目前的大环境对观念改变有了更高的要求，西方体制出现了很多不匹配的问题，若不进行有效的改变观念的反省，西方的“价值捍卫”会导向自我衰败。
回想30年前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今天美国的相对衰败已经很明显。这从“强”至“弱”的衰败，并不是由于遭受了外敌的军事打击，而是它自己体制中的问题造成的。
美国在叙利亚的势力衰弱是一个典型例子，2011年阿拉伯之春初起时，美国强势要求阿萨德下台，那时它是叙利亚问题上最强大的声音，但是今天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最重要国际会议却排除了美国，这是它自己一系列错误政策导致的。美国并非没有人提出理性正确的政策，但美国的体制却使它不断地排斥正确政策、选择错误政策，排除重理性的政策、选择重情绪的政策，使它自我衰败。关于美国在叙利亚的这些错误抉择和衰败的来龙去脉，请参阅《优主治国》的第三章（尹伊文：《优主治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目前的大环境，中国正在这大环境中崛起。中国的体制表现出不同于西方的特质，并且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对于后工业化时代所要解决的“重视理性思维”“防止观念固守”的问题，中国可以利用自己的体制特长来应对。
譬如在“从贤”“从优”的选贤任能体制中，可以强调被选拨的人需要具有“重理性思维”“善用‘现实测试’‘实践检验’来改进观念”的素质，这样就可以使政府的领导团队中有更多的思维习惯进化得好的优者。虽然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优贤”并不明确强调“理性”“观念改进”，但是“选贤任能”的体制框架，可以加入后工业化时代所需要的新内容、新条件。
又譬如，中国的体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长，中国可以利用这个特长大力推广“理性思维”“现实测试”的思维方法，使国民重视思维习惯的改进，提高国民的思维素质。这些都可以给中国在后工业化时代的发展提供强大优势。
注释：
1. 史蒂芬·诺韦拉（Steven Novella，1964-）美国神经学家。请参阅他的《Your Deceptive Mind: A Scientific Guide to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The Great Courses，2012。
2. 关于人类思维的重情绪、轻理性问题，请参阅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1934-）的《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纽约，2011。他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