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培凤、万佳：赢不了就自我美化，印度这点小心思呦

【文/ 关培凤 万佳】

鉴于“边界问题”在印度国内的敏感性与热度，莫迪政府上台以后，印度的智库和主流英文媒体关于此类议题的报道与评论层出不穷，并呈现出以下鲜明特点。

其一，在印度的书写语境中，倾向于将中国塑造成一个在边界问题上“虎视眈眈”的具有“亲略”性的邻国。

莫迪上台以来，中印两国在边境地区多次发生对峙。边境一线的紧张和中印两国整体实力有较大差距的现实与上世纪60年代印度在中印边境战争中的惨败记忆相结合，使印度国内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和正常的边境基础设施建设充满了警惕和怀疑。夸大来自中国的“威胁”，甚至诬蔑中国进行“亲略”，已经成为印度长久以来的习惯性舆论。

加勒万河谷对峙以来，面对几十年来少有的边境严峻形势和中国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定决心和姿态，印度舆论更是反应激烈，刻意诋毁和抹黑中国，塑造中国的“亲略”和“威胁”形象。前国家安全问题组成员马诺伊·乔西（Manoj Joshi）也在边境对峙期间强调“中印边界西段的局势让印军相信，印度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北部邻国，而不是西部邻国”。

“中国威胁论”不仅延伸为“边境入侵威胁论”“中巴两线威胁论”等，还逐渐成为了印度版的政治正确。凡论及印度的周边安全隐患，其舆论往往“言必称中国”。

其二，印度舆论重视追踪报道、评论印度本国边境的基础建设和军事部署，强调以此对抗中国的重要性。

莫迪刚接任印度总理之际，国内安全分析人士尼廷·戈卡莱（Nitin A. Gokhale）就直言道：“尽管在2013年印中两国签订了首份边防合作协定，以期建立双方在边境军事领域的政治互信。但实际上，印度从未放松对于中印边境地区的军事建设。印度军方抽调了更多兵力部署在锡金、‘伪阿邦’（我国藏南地区）和拉达克等地区。”

即便是两国领导人会晤之后，中印关系回暖、升温之时，印度国内舆论也从未放松对本国边境地区尤其是中印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的关注。

2019年4月，即武汉会晤结束一周年之际，《印度时报》大篇幅报道了印度军方主办的由比平·拉瓦特将军主持、为期一周的军事指挥官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强调印度政府目前迫切需要加强从拉达克东部到“伪阿邦”（我国藏南地区）与中国边境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

加勒万河谷对峙以来，印度舆论在大肆攻讦中国的同时，也不乏强调加强中印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对抗中国创造更有力有利条件的报道和评论。《印度斯坦时报》就曾对印度军队在边境增兵进行大篇幅报道：“陆军方面的消息人士表示，印度军队已经向印中边境西段派遣三个师与几个中队的坦克部队、火炮与机械化步兵，加强军队部署以应对中国在中印边境地区军事存在的强化。”

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疑似去年加勒万河谷事件中“被俘”印度士兵的图片

其三，印度国内舆论带有明显自我美化的色彩——突出表现为对峙期间鼓吹对华强硬，对峙结束后宣扬“印方胜利”。

印度前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阿肖克·赛詹（Ashok Sajjanhar）在洞朗对峙后第三天就在国内大张旗鼓地宣称印度在此次对峙中取得了“胜利”，他认为“洞朗对峙是印度在政治、外交和道义上的巨大胜利。印度政府在极端挑衅面前坚定不移，这一事件将极大地提升印度作为全球舞台上负责任、果断和可靠大国的形象”。

2021年2月，印度陆军北部战区司令乔希（Joshi）在接受印度New18电视台专访，就中印边境对峙以来的情况进行全景梳理时，除表示当前脱离接触过程进展顺利外，还不断鼓吹“印度的成功”，宣称“中国丢脸”。此类论调的盛行不仅暴露了印度精英群体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印度失败的事实，也折射出印度大部分民众对中印边界争端形成演变的无知。

作为中印关系中最敏感的部分，边界问题被称为悬在两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制约着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一旦发生边境对峙，印度国内舆论就习惯性地放大两国关系中的负面因素，并由此强化了这柄利剑的危害性。

印度国内围绕中印边界争端的前述舆论及其特点的形成，既有历史因素的影响，又受当下印度决策层外交战略的规范，还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盛行和印度媒体自身的特殊性密切相关。

第一，印度对中印边境战争的记忆，为其国内在有关中印边界问题上特定舆论的形成提供了历史底色。罗伯特·杰维斯指出：“一般来说，对人们影响最大的不是从前的战争，而是最近一次重大战争。因为重大战争在一代人身上也就发生一次，大部分人亲身经历的也是最近的一次重大战争。”这一判断显然适用于印度。印度国内主流英文媒体和智库学者之所以对中印边界问题如此敏感和态度消极，很大程度上与上世纪60年代中印边境战争的历史记忆有关。

印度在美苏冷战已经拉开帷幕的背景下实现了独立，并因积极倡导“不结盟运动”而拥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受到美苏两国的争相拉拢。同一时期的中国则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封锁包围中。中印建交后，双边友好关系迅速发展，印度不但大力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还积极支持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印度因此自认为对中国颇多“恩惠”，中国应该“知恩图报”，在边界问题上对印度“投桃报李”。

然而，中印边境战争的爆发不仅打破了两国的“蜜月”，也摧毁了印度在边界和领土争端问题上一厢情愿的对华幻想，战争的结果尤其加剧了印度对中国的怨愤之情。战争结束后，中印关系跌至冰点，印度开始将中国视为其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并在媒体上大肆炮制和渲染中国对印度的“‘侵略’行为”。

讽刺的是，这种虚假的宣传报道客观上成为印度政府凝聚民心、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绝佳素材，时至今日，仍屡试不爽。印度的政治精英和主流媒体在特定时期对这场战争的“印度式”反思宣传，使这种被刻意歪曲的战争记忆得以不断加深，并最终演变为“中国背叛并‘侵略’了印度”的荒谬文本而得以传承。印度始终认为中国“背叛”了印度，中国对印度的“‘侵略’战争”是其挥之不去的历史耻辱。尽管中印边境战争早已成为历史，但印度民众对边界争端的历史和边境战争的错误认知一直影响着其国内的对华舆论，制约着印度民众客观理性地看待当前的中印边界争端。

第二，大变局下印度政府的战略转向，为印度国内有关中印边界问题舆论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上的对印优势越来越大，直至现在中国的GDP是印度的5倍之多，这造成了印度国内政客和中上层群体巨大的心理落差。印度战略层甚至认为“中国已经超越巴基斯坦，成为本国的头号威胁”。

与此同时，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让印度看到了遏制中国、扩大印度战略空间和战略利益的另一种途径，即交好美国，借美国之势来压制中国，对冲中国在中印双边关系和地区事务中不断扩大的优势和影响力。印度向美西方国家的不断靠拢从两个方面助长了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反华舆论的形成。一方面，印度国内对华舆论的强硬顽固能够凸显印度这个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兴经济体、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中美竞争中的战略价值，从而有效抬升印美关系；另一方面，在边界问题上渲染“中国威胁”既能为美西方国家抹黑、诋毁和打压中国提供素材和借口，又有助于争取美西方国家对印度的同情和支持。

加勒万河谷对峙以来，美国部分官员就曾公开表态支持印度。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在犹他州发表讲话时指出，“中国在中印边界明显的‘侵略’行为表明，其正在试图通过武力夺取实控线的控制权”。2020年10月27日，印美两国召开“2+2”外长防长会议，签署了有关地理空间合作的《基本交流合作协议》，这份军事合作文件可以说是美国与其防务伙伴的“ 标准配置”，文件的签署事实上表明印美“准盟友”关系的建立，这反过来壮大了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奉行错误认知和实践的底气。

大好河山，寸土不让！

第三，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的盛行，为印度国内有关中印边界问题舆论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群众基础。宗教民族主义，是指民族宗教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使本民族神圣化，使宗教为本民族或本国家的一切利益服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社会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印度人民党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国内政治中越来越占据重要位置。2014年莫迪执政以来，印度人民党采取了一种比以往历届政府都更强硬、更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逐步成为印度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强势外交理念与莫迪时期的“大国梦”正相契合，印度外交的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头不断上升。

2015年2月，莫迪声称要带领印度发展成为“全球领导大国”（a leading power），而不只是一支制衡力量（a balancing power）。2016年皮尤研究中心发表的《印度与莫迪：仍旧处于蜜月之中》指出，“就党派而言，具有印人党背景的人士比具有国大党背景的人士更多地认为中国是威胁”。2019年，莫迪政府取得压倒性胜利，再次获得连任。斩获印度人民院的绝大多数席位后，新一届莫迪政府在外交战略上变得更加雄心勃勃，在对华交往中也更多奉行强硬政策。在数次中印边境对峙中，印度不仅坚称“印度军队没有越境行为”，其军队高层还多次在国内采访中指责中国的正常边界巡逻行为，宣称印军行为的“合理性”与“正义性”。洞朗对峙中印军的非法越境行为在事后更是被视为印军的“果断”和“坚决”而大加赞赏和鼓励。正所谓“上行下效”，印度政府和军方的一系列举动刺激和催生了印度国内在边界问题上对华负面舆论的盛行。

第四，印度媒体刻意歪曲和掩盖中印边界问题真相为印度国内相关舆论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土壤。“中印边界问题”之所以能成为席卷印度上下的热门议题，与印度国内媒体的刻意推波助澜不无关系。在全球范围传统大众媒体萎缩的态势下，印度却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报纸读者群体。印度全国有超过10万种报刊和出版物，其中150种主要报纸每天发行量超过1亿份。据印度媒体使用者委员会（MRUC）的调研，印度报纸的读者群体已超过4.25亿人。

印度的报纸主要分为英文媒体和印度语言媒体，英文媒体的数量和受众量虽然有限，但熟识英文的多为印度中上阶层，他们对印度的外交决策具有重要的舆论影响力。印度媒体多为私营企业，在市场化和商业化环境下，读者、订阅量和广告数量的多寡决定着一份报纸的“生死存亡”。博得大众眼、满足国内民族主义的需要，往往是一份报纸获得高销量和理想排名的重要法宝,，而中印边界问题就是博眼球的天然话题，在该问题上迎合印度的“政治正确”自然是占据较高市场份额的“秘诀”。大众传媒娱乐化的现在，加之民族主义情感的盛行，印度媒体涉华报道的标题越是耸人听闻，内容越是对中方强硬，越能赢得读者关注并获得各类企业投放广告的青睐。换言之，印度主流媒体在争夺观众和利润追求的双重压力下，在涉华边界问题报道中常常会主动背离客观与公正，炮制错误信息，误导舆论。

除了以上四种因素外，公民交往与文化合作因素也对印度国内涉华边界舆论的形成造成了影响。中印文化交流不理想，民间往来不充分，阻碍了两国广大民众和知识精英培育彼此间的文化亲和与友谊互信，这自然也会影响到印度媒体、学者的心态立场及具体的报道手法和行文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