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一：教育改革该重普惠，还是重选拔？
【文/陆一】
问题的提出
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高考改革是中国教育研究领域的两个热点议题。经过多年研究积累，各自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研讨路径，然而两个议题之间的正面对话并不多见。从中国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与顶层设计视角来看，两者都是直接关乎中国教育体系结构的重要问题。本文试图跨越边界，将两者贯通起来讨论，从而更加有效地解释民众在教育变革中累积起来的不适与困惑，以便更好地回应国家教育改革的决策需求。
高考改革研究具有鲜明的本土属性和政策指向。恢复高考以来，每当经济发展对教育供给产生新的需求，抑或社会观念变迁对学校教育模式提出新的要求，便会催生新一轮高考改革，而每一轮高考改革前后都会掀起一波学术界与公共知识界的热议。
高考改革类的研究多数是为改革政策做学理论证或效果验证，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工具性。也有研究采取史学范式，着眼于中国历代考试制度的考证，旨在揭示中国的政治、社会、教育与考试之间错综复杂的规律。
大体上，政策研究直面当前的改革呼声，却不如历史研究那样深思熟虑，而历史研究则不免陷于“古识”，在政策建言方面力有不逮。
还有研究出于对平等权利的关切，沿袭美国教育社会学的主流范式，采用量化实证的方法揭示：当一个社会的高等教育机会显著增加，具有怎样身份的人更有可能获得如此这般的入学机会。
已有研究显示，中国数据样本可以验证著名的“不平等最大化”理论，或者说中国近20年的大学扩招过程存在有效扩大不平等现象。然而，中国的高考选拔制度的建立与改革并不以“平权”为最高价值依据，也没有证据说明中国的现代学校教育体系的建设目标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教育平权”。
相反，平权观念下对入学者身份背景的高度关注与不问出身的高考制度存在矛盾。因此，用平权程度的增减变化衡量高考改革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前后的入学机会分配，只是采取了一种特定立场的视角观察解读社会现象，并不致力于必须兼顾全局的政策制定或优化改革举措。并且，高考制度所追求的公平竞争与有效选才等价值原则与美国教育平权的理论基础具有本质性分歧。
笔者认为，若要以历史的、发展的、全局性眼光来思考今天的高考改革，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不容忽视的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特罗（Trow, M.）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壮大所隐含的质与量的变化规律做出有效概括，其理论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力。随后，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被全面译介到中国，毛入学率超过50%被正式设定为标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指标。
在国家教育发展目标制定之后，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就成了热门研究课题。课题的主要方向是研究关于高等教育量的增长如何影响质的问题、高等教育中的精英性与大众性的问题、大众化前后高等教育系统的变化问题以及大众化如何促使大学教育教学发生变革等问题。研究此领域的学者与美国、日本、欧洲等国际学界展开了充分对话，在可比的要素（如高教发展阶段、数量、性质、结构、财政等）上实现了成效性的国际比较。
然而总体而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的论域没有超出高等教育的范围，几乎没有研究专门讨论高等教育大众化对基础教育乃至全教育系统的影响。即立足中国教育体系来看，对于高考制度如何受到高等教育大众化影响，我们的认识上还存在许多理论空白。
国际上公认的规律是，高等教育扩张隐含着大学、学生和教师的全面多样化与层次化变革。这种多元与分化对于一个由国家统一组织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招生制度所规定的教育系统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扩张对高考制度施加了怎样的改革压力？这个体制性问题超出了欧美学者提供的理论准备。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高考制度是结构性的论题，而高等教育大众化不只影响高等教育，更是深刻地重构了整个社会教育系统，牵引着每个家庭的教育观念。
本文拟围绕中国高等教育扩张中的两个关键变化进行讨论。一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的升学竞争性质的变化，二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的高考功能属性的变化，并将其还原到社会发展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展开分析，以期为陷于理论与实践困局中的高考改革开辟新的思路。
报名率：高等教育扩张与大众升学热情
为了确切描述我国高等教育扩张的实际态势，笔者整理了1985—2019年官方统计的适龄人口数、高考报名人数、高等教育本科入学人数和本科入学人数。（见图1）
图1 扩招过程中高考“报名率”的变化
从图1可以直观地看到，1999年是个重要的分水岭，此前（1985—1998年）18岁人口数量庞大，多数年份超过2 000万，但报名高考人数大体稳定在200~300万之间。期间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则从60万稳步上升至100万人。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稳步扩大阶段，也是精英高等教育时期。
从1999年开始，高等教育政策性大幅扩招，本科和专科入学人数均急剧增长。扩招政策与人口变化同步，18岁人口在2005年达到1986年后的第二次高峰。这一时期高考报名人数的增长也很剧烈，2007年突破1000万，以至于2007年前后几年每年落榜人数比此前各阶段都更多。2010年后，由于人口回落等原因，高考报名人数不再急剧增长，高等教育扩招速度也有所缓和。2017年后，本科扩招增长率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专科急速扩招，可能受此影响，高考报名人数又一次呈现增长趋势，而落榜人数则进一步减少。
由于每年适龄人口数变化较大，为了更好地刻画人们升学意愿，本文采用高考报名人数与18岁人口数的比值进行观测，该比值对应的是右侧纵坐标标尺，下文简称为“报名率”。虽然数值含义不够严格，该比值在不同年份的相对变化仍可以代表人们对参与高考的热情增减程度，其数值越大，说明这一时期的升学热情越高。同时，本文操作化地定义：上线率=入学人数/升学考试报名人数，以此代表考试的筛选强度。
进一步观察图1中各项数据趋势，特别是其中反映升学心态的报名率的变化，可以将1978年至今分为三期四个阶段（第三期有2个政策性阶段）。
（一）1978—1998年：“读书的料”上大学
这个阶段，高考的报名人数年均250万，本科上线率低于20%，加上专科的高等教育上线率均值是30%。高中的毛入学率虽然大幅增长，但1998年前都没有高过四成，适龄人口中只有少数会参加高考，大多数年轻人并不考虑要接受高等教育。能够考中接受高等教育者凤毛麟角，被认为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大学毕业“包分配”制度具有鲜明的精英教育属性。
由于当时国民经济水平不高，18岁劳动力不从事生产本身会给家庭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在初等、中等教育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是多数人的常规选择。当然，随着家庭经济条件改善和适龄人口的相对减少，报名率稳步提升，到1998年最高点不过18%。
虽然高考报名是开放的，但要真正参与高考竞争的现实门槛很高。一方面，在当时能够上大学不仅意味着这名青年学术性才智出众，还隐含着家庭人口数与经济状况等背景条件。家庭能够供养得起他继续升学，又没有繁重的家庭劳动任务，如照料年迈和年幼的家人。可以说，当时的高考并没有实现全面筛选，有许多“漏网之鱼”。除非被长辈、学校和社会均认为是“读书的料”，才会得到支持去报名高考，能够为了能上大学供养子女“复读”的家庭更为稀少。另一方面，当时没能上大学的青年中也不乏会读书、爱读书的青年，他们由于生活的负担或条件的限制而不得不放弃升学。得益于近40年来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才需求旺盛，此类人才在后续的职业生涯中没有完全被埋没，凭着天生的才智能力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一些人在多年后通过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取得了大学文凭，从另一条路径也取得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红利，获得了事业成功。
(二)1999—2009年：独生子女争先搭上“升学电梯”
随着1999年高等学校急剧扩招拉开序幕，直到2009年左右扩招速度减慢为止，人们的升学热情发生了明显变化。这10年间，高考报名人数从288万猛增至1 020万，增幅达354%，本科实际录取人数与报名人数同步增长，也实现了约350%的增幅，每年的本科上线率稳定在29%左右。2009年，本科录取326万人，加上专科录取人数，高等教育录取总人数为640万人。
这一时期的18岁人口先增后减，而报考人数有增无减。高等学校猛烈扩招得到了充分积极的报考响应，这种升学热情背后有其社会性动因。1980年开始我国全面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第一批独生子女在1998年满18岁。中国文化虽然历来崇尚考学出世，但过去多子女的家庭并不会全力以赴地支持每一个孩子上大学，独生子女政策下，每一个孩子都成了家里唯一的希望。同时，21世纪初中国迎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从不到6 000元上升到近3倍的1.7万元以上，越来越多的家庭摆脱了因经济条件制约而无法支持孩子上大学的困境。这些因素都强化了高中后继续升学的愿望。
自1998年起，报考大学的主体人群成了独生子女，恰逢高等学校扩招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考学难度不如过去大，特别是1999—2004年的落榜率显著较低。几年间，大学生不再是凤毛麟角，身边许多普通人只要努力、得要领，都有机会上大学。观念率先转变的家长着手拜师补课、针对性应试、支持复读、在扩招机会中找门路，其子女从中得到了显著的变革红利。入学门径也空前开放，2008年后，许多高等学校的自主招生权大幅扩张，过去严守5%的名额限制拓展到“原则上不超过10%”，个别名校比例更高，降分幅度也可高达30分乃至60分。当一些看起来资质平平者也如愿上了大学、上了名校，其他家长更加意识到在经历结构性变化之时“抢跑道”的必要性。
这些现象进一步刺激了升学热情，报名率于2009年达到空前的高点。在大扩招的变革过程中，由于评价机制也处于摸索试点阶段，决定许多孩子能否上大学、能上什么大学有不少机运成分，眼界、经济、社会权力、信息资源方面具优势的家庭更有能力帮助孩子抓住机会。和前一时期相比，这批高中毕业生可谓生逢其时，他们如能敏捷地把握住扩招机遇，就好像幸运地坐上了上升电梯，与自行走楼梯或止步不前的同龄人分道扬镳。
(三)2010—2020年：竞争持续升温形成“高压锅”
2010年后，18岁人口数量连年减少，高等教育的扩招继续，而速度明显放缓。这一时期，前几年高考报名人数略有下降，2014年后又开始上升，2017年后增幅明显。另外，2019年开始高职大幅扩招，开启了新一轮结构性增长。值得关注的是2010—2020年图1中高考报名率曲线的变化：前5年，报名率先抑后扬，总体在48%上下。2015年后报名率从50%一路攀升至60%以上。在18岁人口显著下降的情况下，高考报名人数不降反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18岁人口中六成以上都报名高考，因为报名者中有了越来越多的复读生，这反映出10年间人们对高等教育升学态度变化。因此，进一步划分2010—2014年为第一阶段，2015—2020年为第二阶段，即以报名率超过50%的2015年为分界。
第一阶段，急速的扩招带来的副作用逐步显露，最直接的反映是毕业生总量在短时间内成倍增加，大学生就业压力剧增。大学毕业生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社会经济增长与结构提升的速度。大学生就业局面由过去的“卖方”市场演变为“买方”市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面临失业危机。然而，这不能单纯地归因于高等教育总量过剩，因为经济产业界对专业技术人才仍然供不应求，职位空缺和失业现象并存。由于人才培养模式与教育内容固有其传承的稳定性，高等教育机构难以在短期内根据社会需求改造教学定位，大学生的观念也大多停留于过去的大学精英的印象，就业期待与岗位现实差距较大。高等教育的扩张总体上有其积极意义，然而急剧的扩张导致劳动力供求结构不协调，造成了大学生结构性失业。
一方面，这种就业压力传导回大学教育阶段，便造成了“文凭贬值”观念，并进一步引起大学的学习变质。文凭贬值在消极的方面引起了“读书无用论”，一些就业受挫者怀疑高等教育文凭无法带来预期的高收益，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使升学热情有所降温。
另一方面，人们发现过去大学生在初入就业市场上能享有的优厚待遇现在只有少数名校大学生才可能拥有。在高等教育扩张前，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的收入回报无显著差别，都显著高于高中教育，进入高教大众化时代，劳动力市场对高等教育内部做出区分，重点大学与非重点大学的回报差异大于大学与高中两阶段之间的差异。
于是，为了维持住一定的就业竞争力和经济上的收益优势，争取上一本、上名校的考学努力被激发起来。不接受仅仅取得一个普通高等教育文凭，而主动投身“地狱”备考模式，家里不惜“砸锅卖铁”、全力陪读，也要力争一个更好的大学文凭，此类现象在近10年越发多见。
《小舍得》片段
安徽六安毛坦厂中学可谓时代的缩影，该校以每年帮助成千上万的复读生考上更好的大学而著称。2010年后，在高考中分分计较的竞争日益白热化，为了上个更好的大学而选择复读的群体愈发扩大，课外补习产业也越来越成规模。
第二阶段，2015年起高考报名人数和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均不断上升，这与2010年以来的趋势保持一致，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总基调没有变化。不过，与前期数据趋势不同的是，这一时期适龄人口数降幅扩大，高考报名人数增幅又很明显，以至于图1中高考报名率曲线呈现急剧上升趋势，升学热情第二次高涨。起初，人们感到上个普通大学不合算，不如不上，但局势很快发展到了不接受高等教育就难以找到工作的境地。根据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随着扩招的推进，接受高等教育将越来越成为一种难以轻易拒绝的普遍“义务”。
数据显示，2017年起，高考报名人数与18岁人口比值超过50%。机会越开放，竞争越激烈，升学之路变得更加狭窄艰难。社会学研究有力地佐证了人们在升学过程中的体验，重点高中毕业生更可能被重点大学录取，基础教育阶段是否获得优质教育对后续教育的路径分流有决定性的影响，教育机会具有明显的累积性优势效应，并且，近年来的高等教育扩招进一步加大了差异。这就使得考试竞争不仅发生在高中，而是向前一阶段层层传递至初中、小学。
随之，对学习功利化，以及只为了考试而学习的应试教育弊病的批判成为教育系统的全局性问题。在不断积聚的教育批判与考试改革的呼声中，2014年后全国高考政策进入了频繁的改革期，试点政策的更迭、招考规则的复杂化、从中央到地方教育信息释读的不充分等因素都在客观上使许多考生及家庭产生“改革性焦虑”，考生在面临选择时感到无比迷茫。至今为止，考试竞争的严峻气氛有增无减，不仅笼罩着每个考生，把背后的家庭都裹挟其中。
虽然自从恢复高考以来，高考报名资格不问出身，始终向大众开放，但真正“高考竞争的大众化”到了2015年后才实质发生，其标志是报名率超过50%。随着高等教育进一步扩张、文凭贬值，以及高考的影响力扩大，学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
然而，竞争的目标资源，如优质高等教育、名校文凭、高端岗位等并没有实现与高等教育扩张等量齐观的改善和增长。高等教育的供给、大学文凭的效用、社会分层的结构和产业发展的进度都有各自的前进步调和内在规律，变革增值不可能如扩招般一蹴而就，这就形成了一种对有限资源与身份的剧烈竞争态势。至此，学校的教育考试系统几乎成了大众竞争“高压锅”。
适龄人口升学率与考生上线率：高考功能应势而变
前面讨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高等教育扩张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民众升学态度的变化，高考报名率为核心观测值。下面依旧针对这一历史时期，使用同样的原始数据，从另一个视角展开分析。（见图2）
首先，图2中的折线定义为“高考升学率”，它是当年高考录取人数与18岁人口之比值。这条折线反映了“扩招”的过程，也就是有多少比例的适龄青年根据高考的分配得到了高等教育升学机会。
其次，以当年高考录取人数与当年高考报名人数之比值的百分制来定义的本、专科上线率及落榜率，在图2中以三种纹理区域表示。
这组数据代表着高考的选拔强度和分层功能，也就是这场考试将考生区分为怎样分布的三个层次。通过两组数据的同时段历时对比可以直观地看到高考总容量的变化与分层结构的变化。
图2 扩招过程中高考筛选功能变化
（一）从“英才选拔”到“大众升学”
图2可见，1978—1998年，即前文所述的“读书的料”上大学时期，高考的基本特征是升学率低，上线率也很低，具有鲜明的选拔属性。高考在二三百万报名学生中筛选出更出类拔萃的20%进入大学本科，其次10%进入专科，淘汰70%。这一时期考试科目较多，命题对于当时的学生总体水平而言有相当的深度、广度与难度，以至于分数上拉开较大差距。
因此，当时高考命题针对的是少数学术优势型学生。当时各科高分都很稀少。一些才华出众的考生能够凭借一两门科目取得高分，而其余科目仅有平均分左右，其总分仍足以进入国内最好的大学，作为“偏科”的拔尖人才，得以就读擅长领域的专业；也有一些学生各科成绩均衡较高，总分脱颖而出。这种选拔效能对两类优秀学生都较能够识别招录。
1999—2009年，高考报名人数大幅增加，从适龄人口的14%增长至45%，十年间高考的相对受众容量扩大3倍。同时图2可见高考升学率也猛增近5倍。值得注意的是，2000—2010年的18岁人口数在2000～2500万的区间内先增长后减少，而报名率和升学率双双连年大增的情况下，每一年高考考生中本科上线、专科上线和落榜生的比例大体稳定在3:3:4。
从300万考生中遴选100万人达到本科线以上，到从1 000万考生中遴选300万达到本科线以上，看似筛选的比率差别不大，但必须注意到，300万和1 000万的基数含义大不相同。扩招前的300万考生并非随机产生，而是同龄人中在初高中里成绩较优，家庭条件较好，更有学术能力与学术追求，也被家庭、学校和社会赋予更大升学期许的群体。而1 000万人的基数则已经超过我国近年18岁人口数的一半以上，新增的700多万考生群体并不会均匀地分布于各个分数段，而是相对集中于较低分段（相比300万考生规模时）（见图2）。
在这个扩张过程中，高考的实际功能发生了质的转变，过去需要高考发挥“英才选拔”功能，2000年以后则越来越服务于“大众升学”的目的，筛选机制势必发生“重心”下移。
那么高考的内容、筛选的方式实质上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在这十年中，一本、二三本和专科都发生了大幅扩招，而18岁人口有增有减，扰动不太大。我们可以推测，如果命题难度维持不变，且历年学生学业水平总体稳定，那么为了实现扩招，在高考总分不变的省份，主要分数线都会相应降低以便录取更多学生。
事实上通过统计历史数据可知，1999—2009年，高考不仅维持住了本科、专科、落榜大致3:3:4的分层功能，多数省份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也大体维持在了一定的区间水平，一本线和二本线几乎略有上升，仅专科线有所降低。为了解释这种现象，我们提出三种猜测：
一种可能是，通过大规模的基础教育教学努力，我国18岁人口的学业水平发生了全面显著提升；
第二种可能是，高考整体命题难度显著降低，以便更好地区分庞大群体而非较优秀的小群体；
第三种可能是，有较大规模的学生没有通过高考统考，而得到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或凭借大幅加分入学干扰了分数线。
三种可能的变化对应的教育现象，其一是真正的教育提质升级，其二是高考本身选拔性减弱，作为“指挥棒”所代表的学业内容与标准的下降，其三则是以“自主招生”为代表的一系列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是对高考统招制度另辟蹊径式的双轨制改革探索。
回看这段历史现实，有理由相信，以上三种情况都发生了。第一种变化无疑是最令人乐见的，不过基础教育的全面提质依赖教育规律，总是发生得缓慢而艰难，不可能完全适应急速扩招的步伐，第二、第三种变化则属于为了快速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高考制度所付出的改革成本，放权。
高考悄然地完成了命题难度降低与筛选功能的转型，从只关注遴选少数学术精英苗子的选拔性考试，转变为“大众的高考”。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急剧的高等教育扩招中，纵然高考看起来还是那个“高考”，教育和考试体系的实质却已然改变。
（二） 普惠性增强，选拔功能钝化
在急剧的教育扩张要求面前，高考逐渐演变为“大众的高考”，包括使命题定位更加标准化、平易化，在考试技术和组织手段上适应了超大规模下的实施保障和公平监管要求，还为弱势群体提供了更多的倾斜性的优惠等。应该说，这些只是使高考能够顺利地容纳更多考生，体现了教育机会分配的普惠性，但是这种静态的“大众化”没能首尾相顾，不足以使高考积极地统领教育系统。
为了进一步分析高考命题的普惠性变化，以河北省理科为例，根据其历年高考的一本、二本、专科等几条分数线做图（见图3）。其中，为了表示最高层次的选拔要求，采用历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校在河北省的理科录取分数线的平均值来做出最高的分数线（下文简称“清北线”）。
图3 河北省历年高考分数线（理科）
首先，从下向上依次观察，图3中以2010年为界专科录取分数线发生了鲜明的变化，此前在300—400分之间移动，此后大幅下降至200分。750分满分的考试中得到200分的得分率仅为27%，而高考各科命题中都有相当的分值是用来检验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的，200分意味着掌握基本知识方面存在明显疏漏。这条分数线近10年几乎没有随历年命题难度的波动而变化。综合这些情况来看，200分看似为“门槛”一般的分数线，实则是降无可降的合格线。分数线定在200分意味着这项考试对专科入学而言已经没有了筛选功能，决定入学与否更多取决于学生的意愿——他是否愿意完成最基本的学习任务，愿意参加完考试，报到入学。
从录取分数线演变为准入合格线，说明2010年后专科文凭在社会上不再具有相对的符号优势。对学生而言，这种高等教育学历的价值更多在于受教育、涨技能本身，而再不能够满足人们借此出人头地的进取心。可见，在高教扩招过程中，首先丢失选拔性的是专科教育。
其次，以2014年为界，此前一本分数线基本平稳，二本线略有所下降，此后，一本、二本线显著大幅下降，二本线的下降幅度之大，与五年前的专科线大有同步趋势。
在高等教育进一步扩张而适龄人口显著下降的大背景下，2014年以后，一、二本分数线难以维持在原先的分数段而大幅下跌，说明高考全国卷维持一定的命题难度的前提下，又要保证足够数量的招生录取，呈现的结果便是降低分数线。录取分数线的大幅下降意味着更多考生得到了继续升学的机会，体现了普惠性，同时也暴露了扩招中大学生源质量的劣化。
更值得关注的是，近20年来在顶尖高等学校招生数大体稳定的前提下，“清北线”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近5到10年间上升了近50分（见图3）。2015年以来，每年超过700分的都有数十人，他们离满分仅一步之遥。大量高分考试、接近满分考生的批量出现，意味着这项考试在高学业挑战度方面的区分度已经非常低，没有足够的难题来识别选才。
确实，大众化高考对命题的要求是题型标准化，第几题考哪一部分知识点几乎是固定的，出题涉及的知识范围受到教学大纲严格约束。要避免“偏”、“难”、“怪”题，不能太过灵活机巧，出题“超纲”会成为一种失误，因此考题的平庸化势所难免。
这种情况非常不利于拔尖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对才智出众，基础扎实的学生而言，没有足够的难题来展露才华，能够应接高挑战的才智潜能无用武之地，只能退而求其次，在避免丢分上跟自己较劲，久而久之消磨了锐气，把自己训练成在较低难度水平上快速精准答题的机器人。在高考统招制度下，顶尖大学空有形式上“优中选优”的优势，却受困于平庸的大众化命题，实质上已经丧失了灵敏有效的选材工具。
目前的高考高分更多体现为在才智中上的群体中精选那些更加谨小慎微、按部就班或者更有运气的学生。高考分数难以告诉我们在才智优良的前20%的考生中，谁才是更有潜力肩负国家前途、影响人类命运的1%。同理，所有特长都难以显露，各科均接近满分的分数无助于识别某些学生有强烈倾向性的才华特质。
大众化的高考命题无法识别前文描述的早期那种“偏科”的拔尖人才，学科竞赛因而成为别无他选的关键性补充。然而，由于全社会缺乏其他支撑性、辅助性的识别选拔机制，学科竞赛等又被泛化为大众竞争。
（三）社会性考试厌倦的产生
对当前学校教育与考试体系反感的并不只是参与其中的学生，招不到拔尖学生的高等学校，还有大量家长、教育工作者和社会成功人士。常见的公共讨论中，一些人认为教育考试“越改越乱”、“不如回到过去”，另一些人认为整个体系有问题需要彻底变轨。
实际上，他们自己的学校经历和社会阅历都从来没有被如此深地卷入考试竞争，两种观点都折射出成年人在情感上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现行学校教育体系运行规律的不适应。中国高等教育扩招之迅猛，情势在一代人之内发生了骤然的变化，父母辈的经验已经不起作用，更不用说祖父母辈。
原本属于成人的漫长的社会竞争被急剧挤压、提前到青少年阶段。家长中流传的“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之类的言论常常遭到“反教育”的批评，其中却也不乏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的洞察，学校教育的终点成为步入社会竞争长跑的起跑线，带着怎样的学历背景进入社会，作为成人的人生道路起点完全不同。
当社会竞争越激烈，贫富差距越大，家长就会越重视教育竞争，而教育竞争本身也有显著的积累效应，前一阶段的优势能够被后一阶段放大。于是，成人的竞争焦虑与不安一路传导到教育的最初阶段，恨不得在小学、初中就决出胜负。
其中有两种南辕北辙的教育观点比较流行：一边是守候成长静待花开，一边是争先恐后“抢跑道”。本着为孩子负责的态度，高度理性而冷静的家长不得不要求孩子在本应探索、试错、发展自我的成长阶段就参与到成人化的，不近人情的竞争中去——现实中的两难处境使成人倍感愧疚。（然而，这种教育上的异化现象问题并不出在学校教育本身，甚至也不是考试造成的，而是社会竞争提前所带来的。）
可见，假设考试制度和考试命题内容都没有改变，人们看待考试的情绪也会随着高等教育不断扩张而发生转变。理解考试厌倦的缘由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考试的内容、形式或科目选择无论怎样改革都难以避免这种情绪。考试厌倦已不单是考生的个人情绪，正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观点，堪称教育普及后一个考试制度社会固有的大众文化。
从社会变迁认识教育考试问题
近几年的教育考试改革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共识。2014 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了社会反应强烈的教育与考试中存在的弊病，如“一考定终身”、“学习负担过重”、“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等，多数改革方略便专门针对这些问题来提出对策。然而，正因为高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体制性制度，局部对症的方式不仅难以真正解决问题，还会因忽视整体而使为了解决问题的举措背离体制，造成制度内在的矛盾冲突，制造始料未及的新问题。
本文提出，与其从弊病或理念入手，不如回到社会现实并通观全局，试问：我们的教育与社会生态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发生了怎样的变革？新形势对考试制度提出了怎样的新要求？
（一）学业竞争大众化
在中国社会高速发展过程中，高考制度全面左右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这一点十分特殊。在精英高等教育阶段，高考能够不问出身，从基层拔擢才智突出者。由于机会稀少，竞争没有扩大化，许多青年的才智潜力没有被有针对性地充分发掘，还有许多青年由于家庭经济限制而主动放弃升学道路。
当时能上大学固然很好，上不了也不代表某种失败，考试升学不至于成为唯一的成功途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竞争是逐步展开的，往往要到成人以后，在工作岗位上才显露高下分殊。
到了高等教育急速大众化的阶段，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扩大与经济高速发展中城市中产阶层群体的扩大同步发生，而高考继续承担着大规模升学机会分配的关键责任。
上大学被认为是一种具备中上才智水平者通过努力可以把握的优势机会，也是一条相对能够避免坑洼崎岖的人生坦途，通过早期努力取得学业竞争优势，能够为后续社会竞争占据先机。这种观念逐渐被事实验证为一种明智的预判。这种经验判断在发达国家早有理论阐释。
吉登斯（Giddens,A.）在《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一书刻画出西方产业社会形成了上中下三层，三阶层分别对应占有生产资料、教育或技术，以及体力劳动三种市场能力（Market Capacity）。2000年以来，进取的普通人得以通过掌握教育或技术成为中产阶层，这条形式上绝对平等竞争的渠道正是超大规模的高考制度赋予的。
此后，随着义务教育实现全覆盖，高等教育迈向普及，几乎所有人的青少年时期都在学校里渡过，学校教育成为所有人的筛选装置，学校教育的优势积累效应变得越发显著，社会各行各业的选人用人都比过去更看重学历因素。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在早期的学校教育选拔中没能占据优势地位，后续就越来越难以“翻盘”，学校中的“掉队者”要在日后“逆袭”成功（成为中上阶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进程恐怕不可逆转。现代学校最大限度地支撑并拓展了人类理性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发达的产业社会无不是高度倚重学校教育的筛选机制和培养成果。学校教育的整体性扩张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要成为未来的成功人士、国家社会的栋梁之才，是否必须首先在学校教育中脱颖而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未必”变成“必然”在中国大约只花了10年时间。
社会的骤变令人措手不及，激烈的考试竞争令人望而生畏，“读书无用论”和考试批判论迎合了某种侥幸心理和旧观念，当一些人还在反思学校教育、书本知识与考试筛选背离了“真正的教育”，社会结构已经快速地从混沌无序发展成层，成为社会精英之路眼看着就被学历精英所垄断。
衡水中学校服上印着追求卓越。中国青年网通讯员 赵柏钧摄
（二）前置社会性分流消失后的改革要求
在不“反智”、不放弃严格的公平竞争与起点机会平等原则的前提下，学业考试竞争无可避免，而教育机会的大众化又造成学业竞争的大众化。人人都要经历学业筛选的时代已经到来。问题在于，学业筛选的普遍化不只意味着扩容筛选量，而要通过全面立体地理解变化，把握发展态势，积极构建新的筛选机制。
笔者认为，中央政府力主推进高考改革的动因不应简单归于这项制度存在一些弊端，事实上任何制度都不可能达到完美无缺，而是在社会快速的发展中，要使教育考试系统驾驭住新的局面：高考要从为精英教育体系提供竞争机会，转变为支撑起大众教育体系并容纳精英选拔所必须的竞争。
在精英高等教育时代，高考的存在并不像今天这样全面支配大众的基础教育。曾经，在有限的学校教育机会，拮据的家庭经济条件，以及人口和社会发展阶段等因素综合作用下，18岁人口在高考前就实现了自然或自觉的分流。
虽然90年代初有“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说法，其所谓“千军万马”描绘的还是精英教育系统中的学业竞争，毕竟当时的“报名率”不到15%。可以说，那时的高考实质上并不是大众化的高考，考试竞争的压力也没有过度泛化。
随着学校教育普及，家庭子女人口减少，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每年参与高考的人数超过18岁人口数的一半，并不断继续攀升。目前除了中考，全体系没有其他分流机制像过去那样在高考之前率先完成分流，也就是说，前置的社会性分流的消失，标志着高考竞争的大众化。
一方面，由于参与高考且被高考决定升学去路的学生人数极为庞大，高考不得不承担起超大的社会责任，以至于成为了裹挟全民，影响笼罩基础教育全过程的令人“畏惧”的制度。结果，多数人从小的学习便不得不以此为指归，一切难以落实为高考分数的，哪怕十分有益的教育和学习都成为不必要的。于是“应试教育”愈演愈烈，成为众矢之的。
另一方面，考试本身也为了适应大众需求发生质变，选拔功能钝化，筛选效率大打折扣，导致在当前人们的观念里，高考要维持“公平”的价值就会与“高效”的优势构成矛盾。
通过前述历史分析可以推断，作为基础教育“指挥棒”和人才“筛选器”的高考存在一个有效容量区间，大幅扩容或者说威胁到高考的效能，表现为“高考竞争大众化”。由于基础教育升学机会的开放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前置的社会性分流几乎消失。要使这种局面发生变化，立足于教育本身，现阶段改革的核心问题是：
如何重构我们的教育考试升学系统，使每个人的学业竞争都限定在必要的限度和范围之内，从而避免竞争的彻底泛化：即每个人与每个人在所有学习阶段展开竞争，以至于在竞争中耗尽学生时代。
以及，对于必要的学业竞争，能否通过考试形式与命题的优化放大其对国民素质的积极作用而限制其消极作用的无序蔓延？
当然，曾经起到分流作用的社会条件可能在未来以不同的方式再次施加影响。在教育考试改革中仍需留意，诸如人口与家庭结构的变化、财富分配与阶层结构的变革、产业技术革命、新农村与城市化、青少年文化风潮，还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等许多外部因素在未来可能会重新形成显著的社会性分流。届时教育内部的压力将在多大程度上自动消解，有待进一步的讨论。
（三）“新高考”:构建宽严有界、一体多径的升学系统
过去，“一考定终身”的提法往往被个体化地解读，用于反映一个人的前途命运被高考所左右的焦虑情绪。暂且不论这种焦虑是否存在部分正当性，在尝试了多种改革试点后我们发现，只要考试结果“说了算”，不论是“多次考试”、“选择性考试”还是“复读”，都不可能解决这种焦虑，甚至还会放大竞争性弊病。
同时，在历次改革中，考试公平得到了一贯的坚持，公平性保障得到不断的加强。可以说，教育机会的分配由考试结果所决定，这构成了中国高考制度与高考精神的本质。
关键在于，“一考定终身”所揭示的改革动因不能只从个体感受层面来理解，它真正的问题是结构性的。如果存在前置的社会性分流，“精英教育社会”的高考可以是高等教育入学前的一次考试。
当教育机会开放消除了社会性分流，那么要能够驾驭“大众教育社会”的高考却不能只是那一次，还要为大众的教育需求开辟更加多元的升学路径。更重要的是，如果充分理解了“大众教育社会”的本质，就会意识到改革成败将取决于教育系统能否恰当地为各阶段学业竞争设置边界，从而扭转教育系统在扩张中因无序扩容接纳而造成的边界模糊、目标混淆，相互遏制。
至此，高考改革的目标与挑战可以设置为：构建起兼容“英才选拔纵向分层”和“大众升学多元适配”两种功能定位的考试升学系统。
前者要求严格的选拔性考试与代表国家教育指挥棒的统一性，它不仅要坚持考试公平，还要维持一种道德秩序。即根据可见的统考分数来秉公分配竞争性的公办教育资源，其选拔和分配最终不是为了满足私利，而是为了培养能够承担国家与社会责任的精英人才。
后者诉求宽容的普惠性考试与多元适配的路径选择，它倾向于市场的供需原理，即根据个人偏好、学业能力与经济支付能力提供与之相称的教育服务，旨在普遍满足个性化的高等教育需求。成功的“新高考”改革将成为这套“宽严有界、一体多径”系统的总称。
眼下，由于统一考试招生制度已经得到巩固强化，市面上杂多的考试竞赛受到清理和约束，“强基计划”为自主招生、特长保送生等制度翻开了新一页，改革还需继续致力于如何在一个“大众考试竞争社会”中为拔尖创新人才“冒”出来提供机会，开辟通道。
当前的教育体系迫切需要政府力主扩大广义上的选拔供给，让更多元的才能、多样的需求都能在公平的舞台上展露出来，既可以为高考在早期实现“硬分流”，也可以向学生家长和学校释放信号，调整预期，避免学业竞争大众化趋势带来的选拔性压抑。
本文的建议与未关注到大众化结构性变革的策略之间决定性的区别在于，强调要使一个教育体系包容两种性质迥异的升学路径，能够依据社会民情和经济技术条件设置通路与边界。“先粗筛,后细筛”便是据此初步提出的一种改革思路。
总之，在大众教育社会的转型中，高考改革需要全局性的举措，有赖于国家考试主管部门、基础教育界与社会一起，共同再造适应新局面的教育选拔与分流机制，从基础性的选拔与分流制度供给入手，提供丰富多样的教育机会与发展途径，这将成为中国教育治理能力的最佳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