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中国为何形成长达百年的男性美妆风潮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最近一个吐槽古装偶像剧男主颜值拉胯的段子，火了：

“如果我有罪，法律会制裁我，而不是让古装丑男屠我的屏！”

剧情掉链子，主演颜值、演技不到位……观众们长期积蓄的不满又一次爆发了。

抛开“古装丑男”的梗，有个问题很值得探讨，那就是——古人如何定义男性之“美”？

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化妆不止是女性的专利，男性也有化妆的权力。比起今天的“精致男孩”，古代热衷于化妆的男性不在少数。在中国历史上，甚至有过一段长达几百年的男性美妆风潮。

男人化妆，自古有之

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男性涂脂抹粉、化妆打扮的情况。

《汉书》记载，汉高帝的宠臣籍孺和汉惠帝的宠臣闳孺都是化妆高手。不过，这两人的身份稍微有点特殊，他们不止是皇帝的宠臣，还是皇帝的男宠，精心打扮自然格外必要。秦汉时期的普通官员没必要那么精细装饰，但也少不了打理容颜。

长沙马王堆三号墓的主人是西汉初期长沙国的高级将领，按理说应当是钢铁硬汉，但也少不了梳妆打扮。墓葬出土了保存完好的梳妆器物，各种设备颇为齐全，包括有一盒残迹尚存的脂粉，可见当时的男性已经有了一套梳妆打扮的方式。

双层九子奁 马王堆一号墓出土

较之于女性繁复的妆容，古代男性化妆大体上也有几种形式。

首先是敷粉，自汉代以来，抹粉就在士大夫中长期流行，比如东汉名臣李固，是一个用粉高手，《后汉书》用“搔头弄姿”来形容李固抹上胡粉之后的的风姿，想来应当是颇为妩媚。

魏晋南朝，敷粉更为盛行，《世说新语》记载何晏“美姿仪，面至白”，之所以能这么白，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脂粉。许多士族公子早上起来要抹粉、出门之前要抹粉，走在路上也要带着粉。如同今天女生出门包里带着粉饼，那时的公子们也要带着粉盒，随时补妆。

另一种打扮是熏香剃面。所谓熏香，就是用各种香料熏衣服，还有佩戴塞满了香料的香囊。许多名贵的香料需要从东南亚进口，价格非常昂贵，因此熏香也成为身价的象征，越是世家大族，衣服越要熏得香气扑鼻。

剃面是刮胡子，中国人向来重视身体发肤，过去只有僧侣、宦官等少数男性会剃去胡须。然而，抹再厚的粉、穿再香的衣，如果配上满脸大胡子，无论如何也算不上精致。于是，魏晋南朝时期，许多热衷打扮的男性开始修剪胡须，将美观作为第一位的追求。

还有一种打扮是涂脂。在唐代，每逢特殊节日，皇帝会赏赐大臣口脂、面脂，这是一种特殊的恩赐，王侯将相们也乐于涂抹。当时的口脂用动物油、矿物蜡，以及各种香料混合制成，既能起到润唇防干的作用，也能有口齿留香的效果，在官场、民间都很受欢迎。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中，还有过各种形形色色的男性美妆，特别是在思想开放、风气自由的年代，一些人的打扮更能别出心裁。比如有爱好文身的，有喜欢染头发的，甚至还有给自己裹小脚的。

可以确定地说，自古以来化妆就不只是女人的专利，中国古代的男人们不仅会化妆，而且玩出了很多花样。

古人为何要化妆

在中国古代，男人化妆的巅峰是魏晋南朝。曹操的儿子曹植就是一位化妆高手。每当要会见客人的时候，曹植都要先洗澡，然后傅粉，一定要把自己抹得又白又香，方才出来见人。

在今天看来，曹植的行为颇有些“娘炮”的感觉，但在当时，文人士大夫非但不反感，反而将曹植视为文人圈里的颜面担当。

事实上，曹植还不是最会打扮的。前文提到的何晏，是曹操的养子兼驸马，说起来和曹植还有点亲戚关系，他才是真正的美妆达人。

何晏非常重视自己的容貌，常常拿着粉盒，时不时就要补个妆。有一次，魏明帝怀疑何晏的风姿全靠化妆，想看看他素颜究竟如何。于是故意在盛夏时节赏赐何晏吃面汤，热得他汗流浃背，脸上的粉都花了。没想到，何晏不仅会化妆，还善于保养皮肤，素颜依旧耐看。从此，何晏美颜男子的名声传得更广了。

其实，无论是曹植还是何晏，真正让他们留名史书的都不是颜值，而是他们在文学、思想方面的业绩。曹植的诗词歌赋不必多说，何晏也是当时思想界的大家，他与夏侯玄、王弼等人倡导玄学，并称“正始名士”，是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影响了此后数百年南朝思想文化之风气。

《世说新语》书影

文学界的大咖、思想界的大佬都是“美妆达人”，文人士大夫学者学着化妆也就不足为奇了。更何况，自东汉以来，一个人想要进入官场，名人品题往往必不可少。为了让操控舆论的美妆达人“一见便识”，给自己写几句好评语，许多年轻人都很重视自己的容貌外表，化妆也就成了必备技能。

从今天的视角看，魏晋文人做出的反常举动远不止于化妆。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都能干出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西晋就有刘伶、王平子等人纵酒放荡，在屋里裸奔。到东晋时期，谢鲲、阮放等人把裸奔发展到了户外运动，再配合上五石散之类的药物，其所作所为经常令人深感荒诞。然而，就是这些荒唐无稽的人，既是当时名士，也是后人推崇的文学家、思想家。

顶级知识分子为何行为有如此行为？恐怕还与当时的环境有关。

一方面，魏晋以来思想文化领域弥漫着浓厚的危机意识，特别是永嘉南渡以后，面对磨刀霍霍的北朝，南朝文人颇有朝不保夕的恐惧感。再加上汉末以来儒术衰微，人心动摇，知识分子陷入了迷茫，其行为也开始怪诞起来。

另一方面，东汉以来世族豪门逐渐兴起，至东晋发展至巅峰，乃至于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那些涂脂抹粉的风流名士，几乎全部出自于一流的豪门，这些人含着金汤勺出生，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完全没有拼搏的压力与动力。久而久之，纵情享受就成了他们的生活主题。

还有，这一时期佛、道等宗教的影响明显增强，特别是在南朝，佛教的永生与来世、虚无和缥缈，这些儒家不曾关注的思想灌入了文人的脑海，激发了一些人的共鸣。

那些出身士族门阀的文人，本来就没有多少奋斗的动力，多看几卷佛经，就更无意于进取了，与其勤勤恳恳工作，不如化妆打扮，当个风流名士，谈玄论道、快活一生。

以上之外，还有诸多原因。总而言之，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魏晋南朝的文人呈现出异乎寻常的表现，这一时期男性的美妆热情、化妆技术、梳妆风气，都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

审美变化与佛陀“化妆”

如果魏晋文人只是打扮自己，那么历经千年岁月之后，他们能留给后人的，恐怕只有几段文字、几幅残卷，最多再加上考古发现的几个胭脂盒而已。

因为隋唐以后，人们的审美风气发生了变化，虽然依旧有化妆的习惯，但绝大多数官宦贵戚都不再热衷于涂脂抹粉，开疆拓土的将军们更不会剃面熏香，把自己打扮成文弱书生的模样。

魏晋南朝的美妆风气，看似在隋唐帝国宏远辽阔的气势下偃旗息鼓。但历史的影响从来都不只是胜负而已，北朝终结了大分裂，南朝在文化层面的影响却依旧深远持久。持续数百年的美妆风气，就浸透到了隋唐以后的中国文化中。一个最为直观的例子，是审美观对佛陀造像的影响。

龙门石窟

魏晋之前，阳刚勇武是男性审美的主流取向，即便是在南方也是如此。比如《楚辞》里的“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显然不是美妆达人能有的样貌。

三国时期虽然有了曹植、何晏等美男子，但雄壮的体魄依然受人称赞，比如“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的诸葛亮。但进入魏晋南朝，男子审美的形象开始转变，越发趋于女性化。这时候的美男子如王恭“濯濯如春月柳”，或陆云“文弱可爱”，都具有明显女性的特点。

典型的例子是东晋美男卫玠，有一种说法，由于卫玠长得太帅，引发众人围观，“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只是被人拥堵围观，居然就给累死了，可见他有多虚弱。

《世说新语》记载，王羲之夸赞当时的美男杜弘治，说他“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这用词，放在今天怎么看都像是“神仙姐姐”，而不是“神仙哥哥”。

审美女性化势必影响到艺术创作，当时的佛像艺术，就受到了这种审美取向的影响。众所周知，佛陀本是男子，有“三十二大丈夫相”和“八十种随形好”。佛教传入中国早期，造像大多是雄壮的男性。但在南朝，佛教造像明显呈现出“秀骨清像”的特点。

南朝认同的佛陀“相好”具有了许多女性化的特点，比如“面净如满月”、“口出无上香”、“身柔软”、“皮薄细滑不受尘垢”、“指长纤圆”、“手足赤白如莲花”，这些描述与当时流行的女性化审美基本一致。

今天保留的南朝佛像清晰地呈现了这种面貌特点，许多造像明显具有女性的容貌特点，或者干脆就是女性的容颜。佛教造像的变化，与魏晋南朝男性热衷于女性化装饰有着明显的关联，美男子应当具有女性的样貌特点，于是佛陀也被迫“化妆”，经过一道道的“美颜”，增添了许多女性化的柔美色彩。

南北朝的历史以北朝南下而终结，但南朝审美对佛像的改造，却逆势北上，甚至早在统一完成之前就影响到了北方。对比存留至今的四大石窟造像，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佛像容颜的变化，而这种改变一直影响到了今天。

常有人说美丽具有改变世界的能力，比如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的鼻子，似乎短一些都会改变世界的面貌。事实上，所谓的历史影响，大多是各种因素交错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中国男人的美妆，也不只是奇谈怪论或八卦轶事，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那些涂脂抹粉的男人们同样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乃至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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