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贝卡·斯潘：美国债务上限危机本质上是一场宪法危机

【文/丽贝卡·斯潘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至少就目前而言，美国参议院已经避免了联邦债务上限危机发生。参议院的一些共和党人已勉强同意帮助民主党人将债务上限延期到12月。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对抗在美国国会反复上演，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这种对抗会在寥寥数周后再次上演，正如许多其他评论员指出的那样，这种对抗荒唐透顶。如果你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时期，有一份稳定的好工作，你需要钱来让你漂亮的老房子变得安全舒适，你会不会去贷款？尤其是此时你还发现贷款人正急于以0%左右的利息借钱给你？

美国不是这样的一个房主，但它完全有能力去借钱。国会设定的债务上限如果不能提高就等于美国不会兑现自己已经作出的还款承诺。这场完全没必要出现的破产危机就会永远若隐若现，出现这样的危机不是因为这个国家无力支付账单，而是因为这个国家有太多有权势的人不让它去付账。在过去，类似的错误已引发了大灾难。

耶伦声称延长债务上限问题可能引发美国政治危机

作为一名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我不禁联想到了1780年代末的法国，那时的法国正是因为国家即将破产才陷入了危机。就“经济基础”而言，革命前的法国状况良好：它拥有欧洲最多的人口，还有繁荣的农业和制造业，其有效税率远低于英国。然而围绕着中央政府的规模和作用问题，法国人几十年来冲突不断，这就意味着有关预算赤字和国债问题的争论成了法国公共辩论的主题。多年来，法国王室一直积极向超级富豪征税；作为回应，很多与普通人不同，传统上并不缴纳人头税的贵族却谴责这种行为是暴政。声称代表全体法国人的一小部分特权精英阻止了所有向他们征税的计划，而且他们还借助公共舆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除了他们，还有谁会来捍卫法国全体国民的权利，防止不断扩张的“大政府”侵犯民众权利和贪得无厌？

我们可以这样说，众多诺曼贵族和巴黎行政官员就是当时的豪门：他们决心通过煽动草根阶层的民粹主义来维护自己的地位。

他们成功地把法国王室的财政危机归咎于王室的奢侈无度（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不还是认为法国的钱都用在为玛丽•安托瓦内特购买衣服和蛋糕上了吗？），这就使国家财政问题变成了一个道德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像今天美国的许多批评家一样，那些批评中央集权君主制的人也在用一些看起来事关财政或预算的字眼去表达政治观点。这些自私自利的贵族原本并未打算发起革命。但通过阻挠必要的税收改革，他们挑起了一次政治摊牌，最终将1789年的夏天变成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危机。 当然，18世纪的法国与21世纪的美国有无数不同之处。美国已经建立了一系列机制，包括建立联邦储备系统（译注：即美联储）和设置基本预算法案必须通过的规定，以稳定经济运行和保护政府正常运作。但只有在官员有意识地激活这些机制的情况下，它们才能发挥作用。

最近，似乎发生了相反的情况，尤其是共和党人正把以前例行的行政举措变成了追求党派支持的机会。（共和党竭力避免确认总统选举结果是另一个相似的例子。）这些事态发展不仅威胁着民主，也在威胁着那些旨在保护民主的程序护栏。几乎所有人，包括数百万不在意债务上限问题，将其视为“不过是政治问题”的人，都认为美国最终会避免灾难发生。这种假设实际上增加了风险。危机只有在发生前才能得到控制，所有美国人都应该提防那些推诿责任的政治活动人士，他们认为避免最坏结果发生是别人的工作。

事实上，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远远好于那些可以无成本借钱的虚构房主。美国不是一个寿命有限的活人，它不需要为退休后的生活储蓄资金；它是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宪法誓言要建立公正的秩序和促进普通民众的福利。只要这个国家的民众能在政治上团结一致，按时付款，大型机构投资者就会非常乐意借钱给它。

设定债务上限是传统做法，从美国首次尝试向民众发售债券时就开始了，即1917-1918年的自由公债运动。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成本远远超过了以往所有的冲突，而进步派的新税收提案在国会又难以获得通过，于是美国转而兜售债券（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成功地销售了本国债券）。对出售债券的总值设定一个上限是为了创造出稀缺性，从而激发人们的购买热情。在杂志上做债券广告，通过妇女俱乐部和童子军销售债券，在电影院和百货公司贩卖债券，要把战争出售给普通美国人，自由公债是最重要的一环。（回想一下，当时的社会党领袖尤金•德布斯因发表反对公债的言论而入狱。）自由公债帮政府付清了战争账单，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债券衡量出了民众对战争的态度并使民众广泛支持这场战争。更大的政府债务规模反映出国家正变得日益繁荣（谁能想到如此多的债券竟可以这么快地销售一空），这反过来又意味着人民拥有更大的爱国热情。

美国政府在1917-1918年采用各种手段推销自由公债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国会一再提高国家的债务上限。从2019年至今，议员们连续两年暂停审议该问题；前些天，共和党人同意临时延长债务上限。在一个半月后，更令公众哗然的经济损失会很严重；一旦发生债务违约，社会保障福利、联邦雇员工资、医保公司账单以及更多其它款项的发放会被立即掐断。因为，正如法律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克里斯•德桑（Chris Desan）喜欢说的那样，货币是保证政体形成的关键机制之一，一再就债务上限问题摆弄政治姿态也反映出这是一场真正的宪法危机——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与镇压选民或将政府三权几乎完全以党派划线进行重组一样严重。宪法第一条第8款赋予国会“以美国名义借钱”的权力，但国会里的共和党人却一直拒绝政府使用这项超级权力。

如今，没有任何经济或金融障碍阻挠美国进一步借款，有的只是政治和法律障碍，这或许可以让人松一口气，但这也说明美国越来越有能力自己对自己施加经济伤害。反复无常的外交政策、国家无力应对新冠疫情以及数不胜数持续不断的民权危机已经严重玷污了美国的声誉。如果在12月初出现款项拖欠支付，即使后来出台补救措施，也会进一步损害美国的信誉。恢复美国的信誉将变得非常困难。不幸的是，现在做出政治姿态和以我划线的吸引力又一次变得与1789年时一样大——或者说，由于媒体生态系统和注意力经济的大肆扩张，这种吸引力甚至可能变得更大。

卡尔•马克思认为，革命必须借用未来的诗句，因为革命会带来一个从未出现过的世界。说来奇怪，钱的价值也来自于未来——来自于你在借用了明天、下个月、明年的钱后能够做什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说货币是价值储藏载体以及长期恶性通货膨胀为何会如此可怕。无论钱的物理形式是什么（硬币、纸张、金属块、计算机代码或贝壳），它只有在被别人接受的情况下才有价值。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愿意接受美元，美国国库券（就像以前的自由公债）仍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安全的投资。如果美国真的违约，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发生永久性变化。

货币和货币体系总是在发生变化，即使做出变化的理由是为了一劳永逸地创造稳定。1900年美国采用金本位制并没有阻止1907年的危机发生，创建美联储也没有阻止银行在大萧条时期倒闭，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协定（美元以黄金定价，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也无法承受全球化和1945年后全球经济空前增长带来的压力。

与政治制度一样，货币制度也在不断发展；货币的价值，与民主一样，也处于不断建设中。但民主至少具有一项自负的本钱（人民选举领导人是为了让他们以人民的名义来为民众谋取福利），这就是它允许情况可能出现变化。在同意延长债务上限的同时，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也已做好准备去引发另一场宪法危机并对国家的现实运作造成更多的破坏。但有一个更好的方案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一劳永逸地取消债务上限。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大西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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