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城市中，深圳为什么性别比最高？

人口作为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晴雨表，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近日，由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图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基本情况》，在2021年第18期《求是》杂志上公布。

处在人口金字塔尖，这些城市人口数量仍在加速膨胀。从城区人口的角度来看，成都的加入，令超大城市的数量增加至7座，而特大城市则从10座迅速扩张至14座。

同时公布的还有21座城市常住人口的性别结构，其中，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排名前五的城市中，广东省占据4席，分别是东莞、深圳、佛山、广州，仅沈阳、大连两座东北城市性别比低于100，即女性人数多于男性。

回顾当下有关人口红利的讨论，主要关注的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及其影响，无论是老年人口还是劳动年龄人口，多以数量和年龄结构表述，鲜有基于性别的分析。

结合此次数据，对比过去十年间不同城市的性别结构变化，看看哪些城市在上升，哪些城市下降，差异因何形成？对地方发展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东莞：性别比第一；西部和东北：更均衡

10年一次的中国人口“摸家底”，从21个城市的性别比变化看，2010年性别比最高的5个城市分别是深圳、东莞、佛山、天津、广州。而到了2020年性别比位居前五的城市中，东莞前进一位，深圳以7.63的差距位居第二，佛山原位不动，广州上升一位，杭州入围第五。

作为性别比最高的城市，2020年东莞全市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591.71万人，占56.53%；女性人口为454.95万人，占43.47%。总人口性别比由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17.81上升为2020年的130.06。

十年来，有12个城市性别比下降，其中下降最多的5个城市分别是天津、哈尔滨、南京、沈阳以及大连。从数据上看，2010年排名第4的天津，2020年下降了4个位次，在此次超、特大城市性别比排名中位列第8。

如果将观察单位放大到各省，也能得出类似结论。同样以“七普”数据为指标，省内超、特大城市性别比靠前的广东、浙江、上海等，省份性别比排名同样较为靠前；而城市性别比靠后的东北省份以及四川、重庆等西部省份，也处于类似的靠后位置。

反过来，性别比例更为均衡、甚至女多男少的城市，大都位于西部和东北。其中，重庆、成都性别比接近100。大连、沈阳、哈尔滨三座东北城市包揽了2020年性别比最低的三位，成为女性占比最多的城市。

受人口流动及城市产业结构影响

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性别比受人口流动变化影响，且和城市产业结构密切相关。

东莞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曾提到，东莞常住人口性别比升高主要是受流动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影响。

东莞作为制造业名城，制造业从业人员数量庞大。从东莞市的产业经济发展情况来看，传统产业持续升级转型，新兴产业、高技术、先进制造业等新动能加速发展对用工需求结构产生较大影响，对男性劳动力需求量增加。

提出相同概念的还有制造业大市佛山，佛山的性别比为119.12，仅低于东莞（130.06）、深圳（122.43），排名第三。对此，佛山市统计局发布的分析指出，佛山常住人口性别比升高主要是受外市流入人口性别比较高的影响。

从户籍人口来看，2020年佛山户籍总人口性别比为94.05，比2010年下降5.17个百分点，户籍人口性别比呈女性偏多状态。但外市流入人口性别比则从2010年的134.66大幅提高到2020年的146.94。

作为一线城市中性别比最高的城市，深圳并非是典型的制造业大市，其性别比较高主要是由于中心区与外围区的产业结构差异导致。

有专家指出，福田等几个主城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男女性别比相对均衡。但原来关外的几个区域，以制造业为主，男性工作岗位更多。

制造业工厂的招工需求不仅吸引了大量男性劳动力涌入，而且还增加了这些城市的流动人口数量。根据“七普”数据，东莞、深圳、佛山三座城市的流动人口占比均超过了50%，东莞更是达到75.98%。

相比之下，省会广州虽然流入人口规模也很大，性别比也比较高，但广州的性别比为111.98，相对莞深佛三市还是低了不少。究其原因，与广州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相关。有专家举例表示，作为千年商都，广州批发市场很多，女性岗位也会多一些。

此外，还有研究指出，性别比会随年龄增高而逐渐下降——根据出生和死亡的规律，一般年龄小的时候男性多，到婚龄的时候男女基本平衡，然后年龄越大女性越多，因此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往往性别比比较低。

东北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较早，老龄化程度较高。而在产业结构方面，东北的能源重化工业近年来面临的下行压力较大，这种情况下，也会导致从业人员外流。

释放女性生产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劳动力

早在“七普”结果公布后，关于“人口红利”是否消失的问题引发关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表示，我们目前需要尽可能开发人才红利、老年红利和性别红利，以新型红利代替原有的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红利。

所谓“性别红利”是指通过对既有的女性人口劳动能力和劳动技能的利用、特别是对其潜能的充分开发，挖掘有效的人力资本，补充劳动力资源和劳动生产力，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资源库。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主任石智雷等人在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性别红利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他们在女性主义、女性经济学和人口红利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从经济发展维度来看，通过女性参与社会劳动促进各行业和各层级的性别平衡，可以有效释放女性生产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早在2016年发布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指出，在国家统计局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情况调查表中体现的19个行业分类中，有五个行业的女性就业人员占比超过了50%，分别为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教育、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卫生和社会工作，第三产业正在成为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主要“阵地”。

眼下，随着社会劳动分工的细化，大城市出现更多服务业就业岗位。从现有情况看，不同城市性别比例的表现，似乎已然受到城市间经济分工的影响。

省会城市更倾向于承担全省乃至一个区域内服务业中心的角色，也需要更多的女性参与其中；而一些传统制造业功能在向周边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可能会同时造成男性人口的流出。

作为此次性别结构中女性占比上升的省会城市之一，长沙已在今年1月首次提出建设女性友好型城市，并将其纳入“十四五”规划。具体措施包括长沙市政府支持“她经济”，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实行共同育儿假等。

（中国妇女报 杨弃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