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善波：香港的问题不是“一国两制”，而是“一制”的内部问题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邵善波】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与社会各界人士欢度国庆。

在香港街头，也有市民自愿组织起来悬挂国旗，为节日增添氛围。

国庆节，香港街头充满喜庆气氛，港铁湾仔站附近的街道栏杆上挂满了国旗和区旗。 中新社记者 张炜 摄

香港回归24年，“国庆”的气氛也越来越浓厚了。这和近年来中央加大整治力度，不断强化中央领导，在香港强调爱国主义密切相关。

香港前年出现的“反修例黑暴事件”，深深反映出“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行20多年来，积聚下来的一大堆问题。长达半年多的街头暴动，任意攻击中央及港府，污辱国家标志，境外势力高调介入，社会出现严重的撕裂及不安，事件迫使中央在去年连续出重手，为香港制定了“港区国家安全法”，及大幅度修改了香港的选举制度。这是香港的“一制”踏入了一个新阶段，“一国两制”在香港出现了一个新版本。

面对这些大变，不少人包括持有不同动机及出发点的人，认为香港的“一国两制”已变质，特别是一些境外的反华势力。但其中也有不少用心良苦，认同及支持中央引入这些措施是必须的人，也对今日的香港提出了各种怀疑及担心。这其中存在不少误读及误解。

中央政府订立《港区国安法》，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均是在行使其国家职权，属“一国”下的正常行为，这并不是“一国”与香港的关系有什么改变。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不可能纯粹是地方的事务。中央回归前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处理态度，是宽松的，中央通过《基本法》“授权”香港在当地立法，以管控这些行为及事务。

但二十多年来的经验、现实证明，香港无法落实这任务，更在这方面出现严重伤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引致社会分裂及动荡，政府施政不能伸张，造成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更影响到国家发展的大环境。这令中央不得不改变原来的安排，在这本属国家的事务上，直接出手解决填补国家安全立法这个漏洞，解决香港面对的困局。

国家安全性质上就是“一国”的事，本来就不属香港“一制”的权责范围。中央出手处理这些事务，并没有改变“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同样，香港的选举制度设计，在单一制的国家体制下，也本属国家的职权范围，不是香港高度自治权力范围内的事务。《基本法》对这方面的规定，对修改这方面的安排做出各种限制及订明中央的角色，亦清楚反映这权力及职责的本质，及中央与特区在这问题上的关系。

香港基本法已经明确说明“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

“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中国已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向国际社会清楚及明确说明。中国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香港的经济制度及生活方式将会不变。中央为香港制定“港区国家安全法”，及调整香港的选举制度，并无违反这“不变”的基本原则。

香港在黑暴事件后出现蓝营与黄营的分野，蓝营被定性为保守、亲建制，因为西方国家近来的表现，对西方体制感到失望的人，这并不正确。同样，将黄营定性为那些怀念英殖，希望香港与内地持续分隔的人，也不正确。虽然这些标准可以用来分辨香港社会上不同的群组及思潮，但这并不是近年来香港社会形成的蓝营和黄营的基本分歧。

建制派内不少人对英殖时期的管治也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甚至怀念。对近年因为中美关系恶化，西方的政治制度不断出现问题，对西方感到失望的，也不限于亲建制的人士。绝大多数的亲建制人士，在支持“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也会肯定一定程度上香港与内地的差异、分隔，对香港与内地关系的发展，存有各种疑虑。

反之，黄营的特点是基本上不接受香港回归的事实，亦即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受中国主权管辖的现实。在相当程度上，他们也抗拒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抗拒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管治权。其中不少、虽然不是全部，更有反对中国，不承认或不想做中国人这些极端倾向。他们对回归后的香港，香港人自己管治香港的安排及情况不满意、不接受。在这个政治基础上，他们组织及进行抗争行动，包括欲通过选举夺取香港的管治权，其中手段更包括引入或接受境外势力的介入及支持，以求达到他们的目的，这才是黄营的本质，造成问题的根本，破坏“一国两制”落实的原因。

香港社会形成的蓝营和黄营的基本分别，乃是否接受“一国”，即香港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受国家主权的管控，亦即是受现今行使国家主权，在北京的、由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的管控。不少黄营人士可能并不同意这论述，认为自己并非否定国家拥有对香港的主权，只是坚持国家落实承诺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维持香港的原有制度。可是他们反对国家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反对按国家宪法、全国人大对香港的《基本法》有解释权等等行为，都是以行动实实在在地否定中国政府对香港行使主权的表现。

黄营的根本问题，并不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政治是现实和妥协的艺术，不是一个零和博弈；这当然也是他们犯的策略性错误。他们的根本问题是需要放弃“反共拒中”或“反共反中”的政治立场。在国家日渐强大的情况下，黄营挑战颠覆和分裂国家主权看来不切实际，但在外力的鼓动及支持下，他们认为有成功的可能，自有他们内部的逻辑及道理。期望他们放弃这些目标并不实际，因为那样，黄营就不再是“黄”了，而是真的“黄”了（失败了）！香港当前的政治生态大变化，必然是一个大清洗、大替换的局面。

香港市民来到铜锣湾街头举行“支持香港国安法唱国歌”活动。图片来源：中新社

在国安法实施及其执行机制引入香港、选举制度大幅度改变后，可以说“一国两制”已进入“2.0版”。这当然与“1.0版”有所不同，但“一国”对香港的权力及关系并没有改变。香港的“一制”，即中国在《中英联合声明》中的承诺：香港原有的经济制度及生活方式不变，这两项基本原则并没有改变。保护国家安全是“一国”的责任，选举政制在回归以来的设定并不是香港回归前的原有制度。虽然英殖政府在面对要交还香港给中国时，匆匆引入了各种选举，但大部分都是在与中方签定了交还香港的协议之后发生的。这是英方期望以单方面行为改变现状，做成既成事实的行为。香港的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在九七年后不是没有变化，但维护市场经济及尊重私有产权的基本原则，则并没有动摇。个人的权利、自由并不比回归前的少。香港的一制，与内地的一制仍有根本的分别。

香港当前出现的是“一国两制2.0版”，并不是“一国一制”。“一国”还是那“一国”，香港保留的原有制度，还是那些制度，中央的权力，还是那些权力。香港回归后二十多年，国家对香港的权力及关系并没有变化。变化的是在“一国”之下，中央对香港“一制”的政策，着实有所调整，但这变化并不违反“一国两制”的原则。

在“一国两制2.0版”下，中央在香港的角色的确有了较大的变化，香港过去几年出现的一些问题，值得大家深入探讨。很多这些问题，其实是在香港的“一制”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造成的结果。即香港面对的困难，不是“一国两制”的问题，而是香港自身一制的内部问题。

港人自治出现困难的最大原因，就是回归前后引入的开放式、对抗性、竞争选举制度造成的。当然，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及社会往来，愈来愈频密造成的一些后果，也是造成社会内部分歧、分裂主义，“拒中”情绪得以发展的原因。其实，两地密切的发展与香港的回归并无直接关系，内地展开改革开放后，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香港与内地的往来关系已出现飞跃式的发展。特区政府未能有效处理好回归后两地关系进一步发展而产生的一些问题，如水货客、内地短期游客涌港等情况，造成的一些负面的社会影响，应负最大的责任。

香港当前出现的“一国两制2.0版”，最大的问题是在新制度、新环境下，能否处理好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极度的贫富悬殊，解决好基层的起码生活条件，改善社会中下阶层的发展机会，及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成为国家发展大局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份，这是新版港人治港能否成功走下去的考验及挑战。

骆惠宁主任与住在“笼屋”的香港市民交流。图片来源：香港中联办

国庆节前夕，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深入走访香港基层，不仅登上渔船慰问渔民，还去了香港“闻名在外”的劏房和“笼屋”，这是中央积极在香港活动的表现，就连渔民都表示“20多年了，中联办负责人第一次来到渔船上。”对于渔民来说，这件事情很罕见，但骆惠宁说的清楚：最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发展为了谁的问题，这是中央一贯的初心，现在在香港终于也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了。

而在此前的9月19日，香港刚刚完成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达成了“爱国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的民主改造目标，形成了对“一国两制”的新保障。

香港“一国两制”的成败，并不单是香港的事情。在国家进入第72个生日的日子里，也是同时面对百年未见的大变世局，海峡两岸关系日趋紧张的局面下，港澳的“一国两制”大政的贯彻落实，优化发展，对探索及解决国家的最终统一问题：台湾返回国家的怀抱，有其特殊的及迫切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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