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玮|为烈士寻亲：“这么多年没提过钱，墓前团聚就是最大的回报”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左玮】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从2014年到2021年，韩国向我国移交了8批志愿军烈士遗骸，总计825名烈士回到祖国。
上千件遗物中，以25枚姓名印章为线索，国家有关部门通过查找档案、发动社会力量、进行DNA检测等方法，在2019年确认了首批6名烈士的身份，这是我国首次通过DNA技术确认无名烈士身份。
“为烈士寻亲”，让大众看到了政府部门的决心以及科技赋能的实效。但由于年代久远、战争损毁等原因，“烈士寻亲”面临着残缺的资料、海量的人口数据及高昂的科技成本。
要实现高效寻亲，离不开“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人民力量。本文要讲述的故事，便与此有关。
从朝鲜带回上万姓名
2016年8月28日，49岁的黄军平从丹东入境朝鲜。这一次，目的地是刚修缮完毕的开城烈士陵园和安州烈士陵园。
开城烈士陵园中，英烈墙醒目而震撼人心。巨大厚重的墙面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黄军平在英烈墙前来回踱步，最终还是没能找到埋藏心底的那个人。他感到十分沮丧，片刻之后，他向着英烈墙跪下，磕了三个头，拿出手机将英烈墙上近万个名字录了下来。
5分钟的视频，上万个姓名。
这位朴实的陕西农民，当年并不知道，他的这一举动即将拉开全国性志愿军烈属寻亲的序幕，他也不知道，他发起的“我为烈士来寻亲”公益组织将在未来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黄军平在朝鲜中朝友谊塔前祭扫
黄军平并非孤立无援。不愿透露真名的志愿者“路客”，2007年开始“千里走单骑”，翻山越岭在深山溪谷和各地烈士陵园中搜寻无名烈士墓，拍照归档并发布在网上。
他说：“我希望家属在网上搜索亲人名字时，能看到我发的信息，找到烈士的墓碑。”
唐山市民张红琢，14年踏遍全国20余省，寻访400多个烈士陵园并拍摄了6万多张烈士墓照片，为1400多名烈士找到了亲人。
当我询问他的友人，他为此花费了多少钱时，对方笑了：“他是一个特有原则的人，这么多年就没提过钱的事情，他曾说，烈士墓前的团聚就是最大的回报”。
江苏盐城五条岭烈士陵园中，卞康全一家三代守墓70载，已为盐南阻击战中牺牲的330余名烈士找到了家。
多年以前，有一群人背井离乡、奔赴战场；多年以后，同样有一群人，坚持为烈士寻亲、让英雄魂归故里。
如今，在国家大力支持与动员下，“星星之火”已在全国各地形成“燎原之势”，并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缅怀方式”
2016年，黄军平回国后，立即行动了起来，他和几位朋友首先把英烈墙的视频截图分成了50多块，按照墓号归类，开始逐一查找。
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华英烈网等单位的帮助下，他们最终确定：开城英烈墙上，国内登记在册并有详细记录的烈士10084人，无归属烈士5152人。
之后，志愿者们按照籍贯和大致区域开始分头行动、搜寻烈士们的亲人。历经磨难，他们终于整合出第一批无归属烈士的家属详细信息。
黄军平说：“当我拿到首批陕西籍烈士家属花名册时，激动得浑身发抖，当天就迫不及待地登门拜访了2家。”
烈属们的心情，黄军平感同身受。他的二伯黄建国，1953年牺牲在朝鲜战场。黄家收到烈士证时，亲人们悲痛欲绝。
“出门告别至亲时，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伙子，回来时变成了一张薄薄的纸。奶奶眼睛哭盲了，爷爷无奈把二伯的遗物都烧了，只留下烈士证珍藏在老式柜子里，平时从不提及。”
黄建国牺牲时年仅20岁，家人们将刚刚出生的黄军平过继给了这位没有子嗣的烈士。从此，黄军平成为了一名特殊的“烈士之后”。
黄军平小学时，语文课上讲到邱少云的故事。语文老师把瘦小的他带上讲台，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他的亲人是志愿军烈士，谁也不准欺负他。看着老师和同学们钦佩的眼神，黄军平开始对“父亲”黄建国充满了好奇：“他高矮胖瘦？牺牲在哪场战役？现在葬在何方？”
一颗种子在年幼的他心中生根发芽。
“当年资讯不足，父亲烈士证的信息也有纰漏。我查阅了大量资料，花了不少时间才更正了过来。”
黄建国烈士，1932年出生，1军7师20团1连战士。1951年5月参军，1953年6月26日在桂湖洞战役中牺牲。
黄军平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证
黄军平成年后，怀揣着烈士证明，多次赴朝寻找亲人的墓地。2016年开城和安州烈士陵园修缮完毕，他立即赶赴朝鲜搜寻黄建国的信息。
“没有找到。但我看着上面一个个名字，总觉得是在看自己亲人。无名烈士们很可怜，没有亲人祭奠他们；烈属们也很可怜，不知亲人埋葬在哪，甚至不知道亲人何时牺牲、敌军是谁。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历史更淹没在某个角落无人问询了。”
他说，他没有力量让烈士们落叶归根，但至少行动起来，哪怕只能找到一两位烈士的亲人，完善一两位英烈的信息，也是尽己所能的把该做的事做下去。
当前，全国共有196万余名登记在册烈士，有的信息不够完整准确，有的烈属不知其安葬的地址。几十年来，四处打听烈士安葬地的烈属不在少数。
很多烈属每到一个城市，都会带上《家属光荣纪念证》到当地烈士陵园查找信息。不少烈属甚至几代人跨国寻找，只为过年时多备下一副碗筷，让亲人魂归故里。
黄军平带回的名单经过整理、发布和后续对接之后，帮助一大批烈属找到了自己亲人的安葬地。在各级有关部门、媒体及志愿者的帮助下，陆续组织烈属们大规模前往朝鲜扫墓祭奠。
志愿者告诉我：“清明或中秋，中国驻朝鲜大使馆邀请全国各地老兵代表和烈属们赴朝参加公祭。国内，烈士信息及遗物也会得到妥善安置。有一些补充到当地纪念馆，有些遗物交给烈属后，不少烈属们也会将遗物捐赠给烈士生前隶属部队。”
黄军平（左五）一行在朝鲜高丽博物馆
这些名字里或许藏着团圆的希望
“2018年，原超同我们去朝鲜时，原家已经苦苦找寻原德成烈士60多年了。”
黄军平回忆，“他们不甘心亲人只是一张照片上的记忆，不甘心只是烈属证上的一个名字。”
战士原德成，18岁参军，牺牲的时候还不到21岁。
1954年，烈士证送到了村里，全村一起瞒着原德成的母亲。“有一天，村干部聊天的时候说漏了嘴。奶奶听到后身体立马垮了，一年多就走了。奶奶病逝后，爷爷一有时间就到处打听大伯的下落，但找了十几年没有一点消息。”
烈士的侄女原亚莉回忆，她的父亲原德功对此非常自责。“最初是我父亲想要参军，大伯以父亲身体孱弱为由，死活不同意。大伯自己却又争着去朝鲜，叫父亲在国内好好读书。”
多年来，原德功只要攒下一点钱，便去各地的民政局和烈士陵园寻找哥哥的消息，却总失望而归。
“每逢过年、清明的时候，父亲总会对着朝鲜的方向烧纸，流着泪坐在地上和空气拉家常，一说就是几个点儿。”
原德功于2010年去世，享年70岁。“父亲临终时把我们都叫到床前，要我们一定要找到大伯的下落。”想起父亲的遗言，原亚莉大哭起来。
原德成的侄孙原超说：“爷爷奶奶时刻挂念着此事，他们生前常常给我讲英烈们的故事。想让我到处寻，又担心我负担太重；交给我姑姑，又不放心她独自外出。2014年，奶奶听到第一批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的消息，她急忙叫我俩赶赴沈阳。”
当年，75岁的范淑琴患有严重的肾病，她叮嘱原超，一定要找到德成，她不愿带着遗憾离去。
“我们晚辈逢年过节给老人的红包，原来她一直存着，拿出来给我们做了寻亲的路费。可最终，她还是没能等到大爷爷（原德成）的消息。”
原超哽咽了，“到我这代，总算找到亲人了！我们家十分感谢志愿者们！”
黄军平从朝鲜带回的烈士名录中，有原家四代人魂牵梦萦的那个名字。2018年，原超同黄军平、孙嘉怿等人，一同前往朝鲜，找到了原德成烈士的墓地。
原超和原亚莉在英烈墙前，扶着亲人的名字涕泪横流：“太爷爷、爷爷奶奶、爸爸姑姑到我这一辈，四代人60多年的心愿终于了了！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原超（左）和原亚莉（右）在英烈墙上找到了亲人的名字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崇尚英雄了，这就是国家新的希望吧”
寻亲路上没有轰轰烈烈，很多过程枯燥而烦琐。
海量的线索、存在纰漏的历史信息、寻访到的老兵或烈属的强烈期盼、需要翻山越岭才能找到的荒山溪谷间的无名烈士墓、组织协调烈属团赴朝寻亲……越来越多的使命让黄军平压力倍增。
烈士的名字能够出现在英烈墙上，已经十分幸运，如果有详细信息找得到健在的亲人，更是极其难得。大多数时候，志愿者们“劳而无功”。
送英雄“回家”这条路，黄军平走得很艰难。他没有年轻强健的体魄，没有充足的资金。最初的时候，连电脑技术都是从头学起。“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
当我想进一步了解寻亲路上的难处与苦衷时，黄军平笑了笑：
“我总对自己说，我父亲当年愿意把一切都交给党和国家，说明他相信未来，相信自己的牺牲能让别人过得更好。我既然认定了要帮扶志愿军老战士及烈士寻亲，我都会坚持下去。”
随着黄军平拜访的人越来越多，消息迅速扩散，不仅得到了各级部门的强烈支持，也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提供线索、提供帮助。
让黄军平最为开心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为烈士寻亲”的志愿者队伍。
时至今日，“我为烈士来寻亲”公益组织，近百位志愿者已经帮助800多名烈士找到了亲人。志愿者们来自五湖四海，他们为了同一个目标，走过了25个省份，去往7个国家，寻遍了数不清的烈士陵园。
如今，在志愿团队中，1968年出生的黄军平是最年长的一个，在这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队伍中，他显得尤为醒目。
志愿者（部分）开展清明英烈祭扫活动
“和黄叔共事这些年，我们年轻人都很敬仰他。他老说自己是个普通人，但我们都知道，他坚持做着一件件不普通的事。正因为有他和路客老师这些前辈，才有了现在全国各地分布的年轻志愿者们。”
宁波志愿者孙嘉怿说：“在我心中，黄叔是一个伟岸的人。可到现在，黄叔依旧没有找到黄建国烈士的墓地。如果哪天他老了寻不动了，我们也会为他一直寻找下去。”
初次帮助烈属找到亲人的情境，孙嘉怿历历在目。那是2017年春，一位安徽的烈属辗转找到她：“您好，看到您经常到烈士陵园去，想请您帮忙寻找一下我的小爷爷王心恒。”
原来，烈属家多年没有放弃寻找。清明时，偶然在太和县革命烈士纪念馆里看到了王心恒的一小段资料，获悉亲人牺牲在宁波。
孙嘉怿心里没底，但还是答应了下来。她立即联系了宁波当地的民政局和纪念馆，查询无果后，工作人员提示她可以去烈士陵园找找。
于是，孙嘉怿便利用业余时间，把宁波大大小小烈士陵园的墓碑寻了个遍。每到一个烈士陵园，她都会将陵园内的所有墓碑拍照，将烈士姓名、牺牲战役及安葬地整理信息并归档。
“这次可能用不到，但下一次或许就能提供帮助。为烈士寻亲，首先得确定他的具体部队番号、兵源地籍贯、参与战役、牺牲地在哪里等资料。把这些搞清楚了，再去人肉寻找。有时候在烈士陵园找到，有时候通过户籍地知情老人找到，有时候拜访亲历那场战役的老战士，也能获得不少线索。最重要的是，消息一定得不停的扩散。有了更多的人关注，总会获得一两条有价值的线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周之后，孙嘉怿终于在樟村烈士陵园找到了王心恒的墓碑。
“那个心情无法形容！我立马给烈属打电话，手抖得手机都抓不住。”电话那头，烈属“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牺牲几十年了啊，终于被找到了。”
“不久之后，王心恒烈士的亲属来到宁波，我和他们一起祭扫了心恒烈士。”孙嘉怿说，在与烈属一次次的沟通中，烈士们短暂而壮烈的一生常常浮现在她的脑海中：
“感觉到我离他们那么近……他们那么年轻，和我差不多的年纪甚至比我还小上一些。他们也有家人，也有那么多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被家人们记在心上。”
烈属们前往墓地祭扫亲人
这样的年轻志愿者还有很多很多，采访过程中，黄军平、孙嘉怿等人不止一次提到袁燕利的名字，并表示组织里“有很多小袁一样闷头做事的人”。
袁燕利是名95后小姑娘，从大学开始便走遍全国，5年来为志愿军老战士及烈士们做了许多事情。但无论笔者和她的亲友如何劝说，她仍然婉拒了采访。
清明，袁燕利在沈阳烈士陵园代志愿军老战士、英烈后代们献花。
在一次次实地走访拍摄烈士陵园的路途上，在一次次寻找老兵、查证信息的过程中，在还原不同时代的英雄经历、烈属故事时，这些青年们也在蜕变，并将火种播撒到更远的地方。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这些坚持为英烈寻亲的普通人，何尝不是当代的凡人英雄？
“当年，他们为我们牺牲；现在，请为他们做一件事。”
今年4月，退役军人事务部正式开通“烈士寻亲政府公共服务平台”，获得全国各地积极响应。各地公安、民政、公益组织通力协作，开展了一场场令人感动的寻亲接力。许多烈士遗属通过服务平台找到了烈士的下落，了却了几十年来延续几代人的哀痛。
9月1日，很多志愿者激动得夜不能寐。孙嘉怿说：“事务部之前公布的烈士印章及线索，我们在网上参与了信息的比对和分析，郭玉文、杨翌梅两位志愿者实地寻访，找到了李云姗烈士的亲人。目前国家正在做DNA比对。”
9月7日上午，烈士寻亲山西公益帮扶中心收到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发来的信息——经过比对，王满烈士可能系山西长治襄垣县人。
随后，帮扶中心和县档案局调查得知：该县东里村一位1950年的失踪人士与王满烈士资料基本一致。
9月10日，有关部门及志愿者一行驱车往返四百多公里，经过实地调查、找到了王满烈士的故人，确定了王满烈士出生年月、参军及牺牲时间、烈属及后代生活状况。王满两兄弟均为烈士，烈属母亲当年由村社集中供养、安度余生，烈士亲侄也被找到。
近年来，全社会崇敬烈士的氛围越来越浓厚。各地均在建设或修缮烈士陵园、墓地、纪念场所，加强烈士遗骸的保护与管理，目前已初显成果；《英雄烈士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为保护英烈名誉提供了法治保障；传承烈士精神、讲述烈士事迹的宣传教育活动也常态化开展。
其中，“为烈士寻亲”依旧是当下及未来最困难的事情，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关注，需要网上网下集结的人民力量。
目前，“烈士寻亲政府公共服务平台”每天接收和处理着海量的信息和社会线索，每一次转发、每一条线索都是烈士回家的助力，是对英雄的缅怀和礼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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