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一场IMF的政变，让中国躺枪

【文/ 斯蒂格利茨，译/ 观察者网 岑少宇】

有人正在采取行动，要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塔琳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或至少要大幅削弱她的地位。

格奥尔基耶娃自2019年起担任IMF总裁，正是她对新冠大流行的出色反应，为各国维持生计和应对健康危机迅速地提供了资金。她成功地让IMF发行了6500亿美元“货币”（特别提款权，简称SDR），这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复苏至关重要。

（观察者网注：IMF此轮特别提款权普遍分配方案于2021年8月23日生效，是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分配，最初的方案中，过多资金流向发达国家，经调整后，有2750亿美元流向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占比42%。）

此外，她使IMF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关乎生存的危机方面，发挥了全球领导作用。

对于格奥尔基耶娃的所有这些行动，应该为她鼓掌。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是谁在背后试图诋毁和驱逐她？

问题就出在世界银行委托“威凯平和而德”（WilmerHale）律师事务所编写的一份关于世界银行年度营商环境指数的调查报告。该指数根据开设和经营商业公司的难易程度，对各国进行排名。报告指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暗示”了——在2018年和2020年对中国、沙特阿拉伯和阿塞拜疆的指数评定中存在不当行为。

格奥尔基耶娃因为2018年的指数而受到攻击。中国当时在指数中排名第78位，与上年持平。但有人暗示，它本应更低，而维持中国的排名是某种协议的一部分，以确保中国支持世行寻求增资的计划。格奥尔基耶娃当时是世界银行的首席执行官。

中国的排名2014-2020，图片来源：Asia Briefing

这一事件的积极结果之一，可能是终止营商环境指数的评定。25年前，当我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营商环境指数”由独立部门“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发布出版，我当时就认为那是一款糟糕的产品。公司税税率低和劳工法规薄弱的国家获得了良好的评价。这些数字总是很模糊，数据的微小变化可能会对排名产生很大的影响。

当指数编制者看似随意的判断导致排名下滑时，各国不可避免地感到不安。阅读了WilmerHale的调查报告，与相关的关键人物直接交谈，并了解了整个过程后，在我看来，调查就是在诋毁诽谤。

从始至终，格奥尔基耶娃以完全专业的方式行事，如果换了是我，也完完全全会那样做（在我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时，偶尔不得不如此）：敦促为我工作的人确保他们的数字是正确的，或者考虑到数据存在的固有局限，要尽可能保证准确。

2018年直接向格奥尔基耶娃汇报的、负责监管“营商环境指数”的部门负责人Shanta Devarajan坚称，他从未被迫改变数据或结果。银行的工作人员完全按照格奥尔基耶娃的指示行事并重新检查了数字，做出了微小的变化，导致了轻微的向上修正。

WilmerHale调查报告本身在很多方面都令人好奇。它给人的印象是，有这样一种交换条件：银行试图筹集资金并提供更高的排名来帮助自己拿钱。但中国是此次增资最热情的支持者；是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拖延了脚步。如果目的是确保增资，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低中国的排名。

调查报告也没有解释，为什么里面没有包含那个重要人物——Devarajan——的完整证词，他对格奥尔基耶娃所说的话有第一手的了解。“我花了几个小时向世界银行的律师讲述我的故事，他们只用了我告诉他们的一半内容。”德瓦拉詹说。相反，报告主要是基于影射。

真正的丑闻是调查报告本身，包括世界银行行长大卫·马尔帕斯如何毫发无损地撇清干系。

该报告提到了另一事件——试图在2020年营商环境指数中提高沙特阿拉伯的排名——但得出的结论是，世行的领导层与所发生的事情无关。

在沙特安全官员谋杀并肢解记者贾马尔·卡舒吉一年后，马尔帕斯前往沙特阿拉伯，以营商环境指数为基础，吹捧沙特的改革。

似乎是“谁出钱，谁做主”。幸运的是，调查性报道揭露了更糟糕的行为，包括马尔帕斯毫不掩饰地尝试改变营商环境指数的算法，以降低中国的排名。

如果说“诽谤诋毁”是对WilmerHale调查报告最好的定性，那么动机是什么？毫不奇怪，有些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格奥尔基耶娃的领导下所走的方向感到不满。有的认为它应该少管闲事，别关心气候变化。有的不喜欢进步性的转变，她不那么强调紧缩，更多地关注贫困和发展，并且更加意识到市场的局限性。

IMF现在似乎不像催债者那样咄咄逼人，许多金融市场的玩家对此感到不满。而那种行径，是我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批评该基金的核心部分。

在2020年开始的阿根廷债务重组中，IMF明确表明了该国能够支付的限额，即可持续的债务规模。许多私人债权人希望阿根廷支付更多，超出可持续的水平，而IMF这一简单的行为改变了谈判框架。

此外，IMF和世界银行之间长期存在机构间的竞争，现在则加剧了。目前已提议建立一个新基金，把新发行的特别提款权从发达经济体“回收”到较贫穷的国家，但两家在争辩谁应该管理这新基金。

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上，人们还可以加上美国政治的孤立主义倾向（以特朗普提名的马尔帕斯为代表），以及削弱拜登的图谋——美国政府已面临如此多的挑战，搞乱IMF可以再增加一项难题。然后，还有常见的性格冲突。

但在新冠大流行及其经济影响使许多国家面临债务危机的时候，政治阴谋和官僚竞争是世界最不需要的东西。现在，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格奥尔基耶娃对IMF的坚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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