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祺：福建人为何这么“迷信”？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姚祺】

本文将简单介绍，为何在福建省以宫庙宗祠为代表的民间信仰如此盛行。

一、民间信仰源远流长

福建省的民间信仰崇拜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

彼时，中原政局极度动荡，东吴政权逐步控制东南地区，大量汉人进入闽越，又经历东晋、唐末等几次大规模迁徙，汉人信仰也随之大量进入这些地区，与原本闽越本地的巫蛊信仰融合，逐渐形成具有福建地方特色的信仰现象。

如对徐登、赵炳的信仰，都是这一时期兴起。其中徐登原为闽越族巫师，后经汉化后成为一位道士形象；赵炳则原为山东道士，在福建永泰高盖山修道时为当地人所膜拜。

一些在闽越开拓过程中死亡的汉人，也被后来者所崇拜，神格化为神明受到信仰。如长汀的助威盘瑞二王庙所祭祀的石猛、盘瑞二神即为此例。

此外，汉人政权为笼络仍然生活在闽越地区的土著人，也逐渐允许其祭祀固有神袛与祖先崇拜，成为福建地区古代信仰的另一支重要源头。

唐末以后，闽越地区的民间信仰获得迅速发展。

根据明代《八闽通志》记载，唐末以前，福州府属各县官方记载与认可的宗祠庙宇仅9间，而到成书的明代，已经发展到113间。可见唐末以后才是福建民间信仰大规模发展的时代。

神明在这一时期也更为丰富多元，其中不少至今仍然具有一定影响力，如福州一代广为兴盛的各类龙神、连江灵津神庙供奉的石神、福州和古田地区流行的从巫觋演变临水夫人陈靖姑、连江县英惠庙奉祀从僧侣演化而来的的主神萧孔冲等等。

王公名臣神格化的现象也在这一时期广泛出现，如南唐江王徐知证、饶王徐知谔、闽王王审知等皆属此列。另一些中原地区的神明进入福建地区后，则经历“本地化”过程，如关帝崇拜从忠义象征转为财神和海上保护神，玄天上帝的籍贯变成泉州等。

明末关公木雕（资料图/泉州网）

泉州关帝庙前（资料图/泉州影像）

明朝末年以后，佛教和道教全真派等较为正式的宗教在福建地区逐渐式微，“僧逃寺废”现象普遍流传，留下来的寺庙被地方实力人物控制，由非职业僧道的“乩童”、“庙祝”等人士主持，自行诵经、拜忏、祈福禳灾。

至今香火鼎盛的妈祖、保生大帝、清水祖师、广泽尊王等神明的信仰崇拜即是在明末以后快速壮大并绵延至今。与传统佛道教繁复礼仪与高深教义不同，此类神明信仰利益简单，教义直白，贴近民众生活需求，因而颇受欢迎。

为什么福建地区的民间信仰自古就如此兴盛？主要原因还在“有需求”。

首先，福建地区地处“帝国边陲”，远离中原王朝权力中心。尽管汉代以后，福建就归入了中国版图，但在实际统治上朝廷力量相对中原腹地羸弱很多。特别是在乡村社会，地方秩序难以官方维系，以宗族和宫庙为中心纽带，宗族与特定神明结合形成的民间秩序成为维持一方平安必不可少的“社会结构”。

其次，在古代农业社会条件下，福建地区资源远不及中原和江南核心地带，人民生活艰苦，缺医少药更是寻常之事。“求巫不求医”成为普通大众遇到灾病习惯的求生之道，也客观上催生了庙宇的兴盛。

再次，福建地区多山临海，本地民众多以捕鱼和海上贸易为生，而靠海维生相比农耕，要面对更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在古代科技严重落后的条件下，宗教信仰对心灵的慰藉，是福建先民艰难求生过程中重要的精神支柱。

二、当代民间信仰的复兴

1949年后，随着国家制度、地方权力结构与文化主流的全面重构，福建地方的民间信仰一度式微。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民间信仰在福建才重新复苏。

在福建省民族宗教事务厅2011年的备案宗教场所中，佛教3496处，道教1046处；宗教教职人员中，佛教4953人，道教1924人。福建省政协提供的数字则显示，2016年福建省内面积10平米以上的庙宇就有25102座。其中差异的原因在于更多的民间宗教庙宇宗祠往往不直接登记为宗教活动场所，而是以文化场所名义活动。相较官方数字，学者的推估更为惊人，早在1996年，福建省社科院徐晓望先生就估计省内宫庙超过50000座。

民间宗教在当代的复兴，首先是传统信仰的延续。

妈祖、保生大帝、清水祖师等信仰，在清朝已经香火鼎盛。宗教信仰现象具有一定的长期性，有其产生、发展、壮大、衰退，直至消失的历史规律。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并不是靠外力强制就能简单消灭。改革开放后，随着宗教政策落实，为民间信仰的复振创造了外部环境，既有的信仰需求很快就又转化为信仰实践。

保生大帝（资料图/泉州影像）

第二，民间宗教与改革开放后福建地方宗族力量的复兴紧密相连。

随着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农村基层结构再次发生改变，宗族组织重新焕发生机。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困苦相扶持，鳏寡孤独相周恤”的需求在很长一段时间将会持续存在，宗族组织即是回应这一需求的主要行为，修族谱、建宗祠、祭祖先亦随之蔚然成风。

同时，正如上文所述，自明末以来，福建地区的宗族体系即与宫庙神明祭祀体系紧密结合，不少家族除了祭拜祖先，也同时奉特定神明为主神进行祭拜。因而传统宫庙信仰体系也随着宗族的复兴而复兴。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当代的宗族组织与古代已经有显著区别。这主要是由于当代社会主义农村的土地所有权仍属国家，宗族并无族田，农民承包土地的来源是国家而非宗族，因而宗族组织较古代更为松散，并无强制力约束。

第三，经济发展与宗教复兴互相促进。

上文曾提及，福建先民在海上讨生活的经济行为中的高风险与不确定性，使得他们格外需要宗教信仰作为精神支柱。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多元，这种需求再度以另一种方式出现，一般民众在面对经济浪潮的席卷，同样需要一种可靠的精神支持。而拥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连接的民间信仰自然成为本地民众的首选。

与此同时，围绕宗教活动开展的祭典、庙会等活动，也会自然地吸引人流，引来消费，拉动地方经济，因而很快成为地方政府和商人都普遍乐见的一种现象。“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一度成为对这类现象的生动描述。

第四，海外血脉回流的一种体现。

福建地区自古即有出海传统，海外华人中不少是福建子弟。而这些福建后代，往往都坚持着祖先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在我国台湾地区，在福建广为流传的妈祖、关公、保生大帝、清水祖师等民间信仰也蔚然成风，宫庙遍布。

台南市中西区台南大天后宫妈祖像（资料图/维基百科）

早在1989年，即有台湾的妈祖信徒，突破当时台湾当局的层层限制，直接援助莆田湄洲妈祖庙的重建。近些年来，海外信众对福建本地宗祠寺庙的支持、援助与宗教交流延绵不绝，也成为福建省与全球华人友好往来，吸引海外华人回国投资、支援祖国建设的重要桥梁。

湄洲妈祖在菲律宾马尼拉城区巡游（资料图/湄洲日报）

对于拉近台湾海峡两岸人心距离，促进两岸民心相融，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福建民间信仰体系更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福建地区的民间信仰，历史悠久，影响广泛，在慰藉人心、劝人向善、促进经济等多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在民间也存在着以民间宗教名义从事封建迷信，甚至坑蒙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的事实。此外，一些未经登记的民间土庙，也存在着建筑、消防等方面的风险。

面对这些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应该充分落实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政策，即充分尊重和保护广大信众的合法宗教信仰与活动，同时也对宗教场所、宗教人员和宗教活动予以正确引导和必要管理，扬长避短，发挥其对人心、对经济、对社会、对国家的积极因素，杜绝消极影响，使之为国家稳定发展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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