镭射：阿富汗需要中国，但不要“模式”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镭射】2021年8月15日，一系列让人感觉眼花缭乱的变故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接连发生：就在这一天，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塔利班代表在与阿富汗政府商讨“和平移交权力”，总统加尼“出走”他国……而在另一边，与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同时，美军从阿富汗政府军那里接管喀布尔机场安全事务，以执行空中大撤离。16日早晨，数百名阿富汗人冲向机场跑道，围向飞机，甚至“挂在”美军运输机上，期望美军运输机能把他们带走……
这一幕，让很多人想起了46年前的“西贡时刻”。而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在阿富汗这个地方，“模式化”的社会改造方式，再一次破产了。
所谓“模式化”，是约旦哈希姆王国首都安曼市文化局前局长、阿拉伯城市组织文化事务委员会主席、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得者、著名学者萨米尔·艾哈迈德在其著作《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中提出的一个用来描述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所处困境成因的概念。
据萨米尔·艾哈迈德撰写的《文明的追随》中文版序言中说，《文明的追随》一书的阿拉伯文版于2009年出版，并于2012年和2013年两次再版。同一本书在四年时间里连印三版，可见此书在阿拉伯读者中的受重视程度。
而他的新作《东方的复兴——“阿拉伯之春”的失败与中国崛起的前景》一书的中文版，也已由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翻译团队完成翻译，并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该书是萨米尔继2008年出版《文明的追随》后，又一部对阿拉伯世界所遭遇的危机进行“文明的审视”，并对中阿关系的前景进行深入分析的力作。
同《文明的追随》一样，《东方的复兴》阿文原版于2018年8月在约旦出版后，便得到阿拉伯读者的广泛关注，一年多来三次再版，并被约旦文化部纳入“全民阅读计划”。
这两部书的内容具有很强的延续性，《文明的追随》是作者对2011年中东剧变之前阿拉伯世界所处困境的思考和对外关系的展望，而《东方的复兴》则是对2011年中东剧变以后阿拉伯世界局势演变的解读和反思，以及对新形势下中阿关系发展的观察和理解。
我认为，阿富汗虽然不属于阿拉伯世界，但它和阿拉伯世界同属于伊斯兰世界，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因此这两本书，可以作为一个从伊斯兰世界内部观察阿富汗的视角，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东的“模式化”与“非模式化”
先谈《文明的追随》。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就是两个关键词：“模式化”和“非模式化”。
萨米尔对“模式化”的定义，是通过与“非模式化”的对比进行的。“非模式化”这个词在全书中所占地位非常重要，它是整本书的一大核心概念。理解了这个词，就明白了整本书的主要内容。
根据萨米尔在书中的解释：“中国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非模式化’，即在发展过程中，不会用一种固定的、神圣化的模式来衡量各种举措、计划。”（《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中文版P.68，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第1版，下同）如果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不拘泥于教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按照萨米尔在本书中所表达的看法，阿拉伯世界的近代史应从1798年开始算起，其标志性事件是这一年发生的拿破仑远征埃及。虽然此前欧洲人对中东地区的各种远征和入侵发生过很多次，但在萨米尔看来，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有特殊意义。
拿破仑与将军们在埃及，作者Jean Leon Gerome
因为拿破仑的远征军不是以“征服者”，而是以将埃及人民从马木留克王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解放者”的身份出现在埃及的。因此，“拿破仑手下的士兵和参谋们也没有严酷、残忍地对待埃及人。”(P.13)因此，阿拉伯人没有将拿破仑远征军视作敌人；相反，通过对来到埃及的法国人的直接贴近观察，使得阿拉伯人意识到，欧洲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已经崛起，而阿拉伯人已经落后了。
阿拉伯人对欧洲的这种关注很快就落实在了行动上。公元1805年，就在法国撤出埃及后不久，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在埃及成立。穆罕默德·阿里致力于通过对欧洲国家的学习，来实施社会改革和国家机构改革，为了培养相关的专业人才，从1809年开始向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派遣留学生。此举为埃及培养了一个思想家和教育家群体，阿拉伯近代思想史由此发端。
在这批19世纪初产生的思想家中，萨米尔最推崇里发阿·拉斐阿·塔哈塔维，将其称为“阿拉伯复兴事业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此人是在伊斯兰世界有重要地位的爱资哈尔清真寺的一名宗教学者，1826年出任埃及赴法国留学生团的伊玛目。
从1826年到1831年，塔哈塔维在巴黎居住了5年，在此期间，他对法国的科技、思想、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观察，并将其与伊斯兰教的教义进行了对比，最后得出结论：以卢梭所代表的法国启蒙思想，和在其指导下建立的法国的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是法国实现复兴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与伊斯兰教完全不相违背，可以适用于埃及人，以及想要重塑辉煌的全体穆斯林。
1831年回国后，塔哈塔维将自己在巴黎的所见所想整理成了一本书：《巴黎精华》，于1834年出版。穆罕默德·阿里对此书大加赞赏，并指示将其阿拉伯文原本和土耳其文译本印发到各级学校和行政机构。这本书很快名声大噪，成为阿拉伯复兴事业中影响力最大的一本书。
萨米尔认为，有关塔哈塔维的思想，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
第一，塔哈塔维的思想产生在19世纪初，当时欧洲国家对阿拉伯世界的大规模殖民进程尚未开始，阿拉伯人尚未将欧洲视为必须防范的危险对象，而是将其单纯视为观察和学习的对象。也就是说，塔哈塔维的思想，反映的是近代阿拉伯复兴思想的本来面目。
第二，塔哈塔维对法国启蒙思想的重视，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思想本身具有先验的（相对于伊斯兰教义的）正确性，而是这些思想可以帮助穆斯林追求自身利益，实现社会进步。塔哈塔维为借鉴法国思想成果设定的唯一前提条件是“不得违背伊斯兰教法”，在此基础上，他主张“真理不问出处”，只要是对穆斯林有益，对阿拉伯社会的复兴和进步有益，就应该拿过来为己所用。在萨米尔看来，这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做法，就是“非模式化”。
由此，萨米尔得出结论：在欧洲殖民入侵导致阿拉伯世界对欧洲的印象被改变之前，“本原”的阿拉伯复兴运动就是“非模式化”的，即不受意识形态束缚，将他人的经验拿来改造，使之符合阿拉伯的国情和文化——特别是道德准则——之后为己所用，以民族复兴为最高目标。萨米尔认为，这才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复兴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如果按照塔哈塔维所主张的“非模式化”的道路走下去，阿拉伯世界是否能够获得复兴，重现辉煌？对于这个问题，萨米尔的回答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了。
因为从19世纪中期起，“欧洲国家从奥斯曼帝国的边缘开始，逐步蚕食阿拉伯国家，最终将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变成了欧洲的殖民地。“（P.9）萨米尔认为，这一现实导致阿拉伯人面临的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阿拉伯人来说，最紧要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实现复兴，而是如何抵抗欧洲人的入侵和殖民扩张。”（P.13）
萨米尔指出，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阿拉伯人对欧洲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并由此产生了两种立场截然相反的主张：
一种人将整个欧洲视为敌人，并进而反对欧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反对现代化的人同时也是反抗欧洲殖民统治的人，他们所开出的药方是从穆斯林先辈的遗产中寻找答案”（P.14）。
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就是近代伊斯兰思想家、泛伊斯兰主义运动开创者贾迈勒丁·阿富汗尼（1839～1897）。值得一提的是，阿富汗尼不是阿拉伯人，而是阿富汗人，但他的观点在阿拉伯世界同样影响深远（由此我们也能看出阿富汗与阿拉伯世界的紧密联系）。
阿富汗尼认为：“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模仿、崇拜其他国家只能为敌人的入侵打开大门”。因此，他反对必须学习和仿效欧洲才能实现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复兴的说法。相反，他提出：“应对民族危机的有效办法在于回归伊斯兰教的根本，恢复伊斯兰教创始时期的制度，并且用伊斯兰经典引导大众净化心灵与道德，点燃变革之火，为国家的荣誉奉献生命。”以“复古”为基本出发点的近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由此产生。
萨米尔将其主张归纳为两点，即拒绝欧洲的现代化道路，和主张回归到先辈的制度和思想中去。萨米尔不无讽刺地说：“在持这种思想的人看来，既然‘复古’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越是与历史相一致就越有可能解决问题。基于这样的逻辑，‘复古’所复制的不仅仅是以往的社会体制、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还包括古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甚至语言习惯。”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这不仅延缓了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同时还给反对现代化的人提供了批评、拒绝的口实。”（P.20）
另一种人则与前一种人相反。他们认为，阿拉伯文化是导致阿拉伯世界落后的根本原因，欧洲在探寻复兴道路这一问题上握有绝对真理，阿拉伯人应沿着欧洲的道路全盘照搬，不必也不能对其作任何根本上的变化和调整。与前一种人相比，这种人可以按照中国人熟悉的说法，被称为“全盘西化”派。
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被认为所冷战的胜利者，持西化主张的人更进一步坚定的认为，西化的方向，就是效仿美国。但现实是，这条路除了让阿拉伯国家变成西方的附属之外，别无所得。特别是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更是让这些人陷入了危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萨米尔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种思想虽然貌似对立，但它们其实是基于同一个基础，那就是：它们在本质上都不具有独立性，都是为了应对殖民扩张而产生的，只不过二者选择的具体方式不同：“要么倾向古代文化，要么倾向异族文化”。而以塔哈塔维为代表的近代早期阿拉伯思想家们的初衷——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复兴，被忽略了。套用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句式来表达，就是“救亡压倒了复兴”。
塔哈塔维
在萨米尔看来，由于近代欧洲殖民者的入侵，使得近代阿拉伯世界“救亡压倒了复兴”，这是近代阿拉伯世界走上歧途的开始；而由此又产生了两个阿拉伯世界的“精神病灶”，就是“复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西化”。按照萨米尔的定义，这就是所谓的“模式化”——与塔哈塔维所主张的“非模式化”道路相比，“复古”和“西化”的最大特点就是预先设定了一种完美的“模式”，然后试图在现实中按图索骥将其构建起来。
萨米尔认为，这是企图逃避艰苦的文明成果学习和本土化过程，企图通过找到一个一次性的完美方案，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问题。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机会主义”。没有通过学习、创新，自主构建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模式，而企图以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来应对发展问题，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至今复兴无望的根本原因。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已经在这两种机会主义之间来回震荡了两个世纪，虚掷了十代人的血泪精华！
阿富汗失败的“模式化”
如果用萨米尔的这个理论来观察近20年的阿富汗历史，我们会惊讶地发现，短短20年时间里，萨米尔所说的两种“模式化”，在阿富汗都上演了一次，而且都是以失败告终。
第一次，是1996年，塔利班攻占喀布尔后，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作为一个20世纪末产生的政治伊斯兰派别，塔利班以追求“真正的伊斯兰政权”为奋斗的最终目标。而它建立“真正的伊斯兰政权”的具体方式，就是萨米尔所说的“复古”——在20世纪90年代的阿富汗，全面照搬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的生活方式。
关于塔利班在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比如禁止体育运动、禁止音乐、男人必须留胡须、妇女必须穿戴布卡，且在无直系成年男性亲属陪伴下禁止出门等等，已有很多报道，我就不再赘述。在这里，我只想介绍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的两个方面：
一是毒品。前段时间，网上有舆论称，塔利班统治期间在阿富汗“毒品产业几乎绝迹”。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毒品问题一直是困扰阿富汗社会的一大问题。早在塔利班上台之前，就已经是如此。据联合国毒品控制计划署（UNDCP）的统计，在1994年，也就是塔利班成立的那一年，阿富汗鸦片总种植面积达71470公顷，鸦片总产量3416吨；到1996年，也就是塔利班占领喀布尔，正式宣布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那一年，阿富汗的鸦片种植面积下降到了56824公顷，总产量2248吨，为历史最低。
而且，在这2248吨的总产量中，塔利班控制区的产出仅占65%，还有35%处于塔利班控制区之外。考虑到此时塔利班已经控制了阿富汗全部国土面积的90%以上，可以确认，这几年塔利班确实认真执行了禁毒政策，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网上所流传的“毒品产业几乎绝迹”的说法，应该就是由此而来。
但是，从塔利班执政的第二年，也就是1997年起，情况发生了变化。自从1996年“触底反弹”后，1997年阿富汗的鸦片种植面积增加到58416公顷，鸦片产量也提高到了2804吨，其中塔利班控制区产出占总产量的93%。
到1999年，正是在塔利班政权统治下，阿富汗的鸦片种植面积和产量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这一年阿富汗鸦片种植总面积90983公顷，比1995年，也就是塔利班上台前一年种植总面积增长近一倍；而鸦片总产量达到了4581吨，比1996年增长了一倍多，其中塔利班控制区产出占比更是达到了97%。据UNDCP估算，1999年阿富汗的多交易额在1.83亿美元以上，塔利班从中至少抽取了2%的税率。
（本表及上段内容资料引自《塔利班政权的兴亡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一书第44页，何明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由此可见，所谓塔利班统治期间在阿富汗“毒品产业几乎绝迹”的说法，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准确的。
塔利班对毒品的态度之所以如此前后矛盾，原因很简单。伊斯兰教禁止毒品，作为一个要建立“真正的伊斯兰政权”的政治组织，塔利班自然会严格执行。但塔利班在执政后不久就遇到了严重的财政问题，即使有巴基斯坦和沙特的资助，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为此塔利班甚至接纳了“恐怖大亨”本·拉登，以获得他的财政支持。
但显而易见，一个国家政权的维持和运转，完全依靠这些外部援助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塔利班重拾鸦片生意，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作为一个以建立“真正的伊斯兰政权”为目标的政治组织，塔利班居然允许毒品生产、交易并从中牟利，也实在让人对他们所声称要追求的理想和信念的可信度表示怀疑。
另一个方面，是与恐怖组织的关系。在这方面，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1996年5月，塔利班接纳了“恐怖大亨”本·拉登，并因为后者与9·11事件的关联，最终导致了塔利班政权在2001年倒台。相比之下，塔利班在中亚地区的所作所为，知名度就低多了。
《环球时报》2001年6月22日头版文章《像瘟疫一样蔓延 三股恶势力威胁中俄哈吉塔乌六国》，对塔利班、本·拉登与中亚和新疆的恐怖势力的关系，作了如下披露：
在与中国新疆接壤的塔吉克斯坦北部山区，盘踞着一股极端势力。长期以来，它们一直试图在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交界处的费尔干纳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并为走私毒品和武器开辟一条通道。目前在塔吉克斯坦非政府控制区聚集的非法武装约有2000多人。就人员构成来说，这是一支国际纵队，其中有阿拉伯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纳曼加尼是这伙极端武装的头目，他因近年来大搞恐怖活动而被称为“中亚的巴萨耶夫（车臣匪首）”。纳曼加尼现年37岁，乌兹别克人，几年前当上了乌地下瓦哈比教派的首领。1992年，他逃窜到了塔吉克斯坦，入伙塔伊斯兰反对派阵营，并参加了塔内战。此后，他又入伙阿富汗塔利班，并在后者的支持下，创立了一个叫做“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的党派。2000年8月，龟缩在阿富汗的纳曼加尼的部队又神秘地出现在塔吉克斯坦。
数百名极端分子从塔吉克斯坦北部越过塔乌边境，窜入乌兹别克斯坦南部，企图向乌境内的费尔干纳盆地进军。乌政府军重兵迎敌，与武装分子激战数十天。与此同时，800余名极端分子越过塔吉边界，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巴特肯地区，企图取道进入乌境内，一路烧杀抢掠，引起了一片恐慌。吉边防军奋力抗击，伤亡惨重，战斗一直打了一个多月。
纳曼加尼一伙的资金来源主要靠赎买人质、贩运毒品和由塔利班总部直接给钱。其中贩运毒品获利最大，赎买人质的收入也相当可观。靠着手中的钱财，纳曼加尼招兵买马，扩大队伍。据说，吉巴特肯地区的年轻人对激进分子的号召非常积极，成批加入极端武装分子的队伍。
或许有人会说，摆平几千匪徒何以如此之难。记者前不久曾到吉尔吉斯南部的巴特肯地区，采访曾与极端分子作战的吉边防军官兵。阿吉尔中尉告诉记者，打击这些武装分子并非易事。“他们长年在乌、塔、吉三国交界地带活动，不停流窜，你这边刚一调兵遣将，他那边就越过了国境线。我们有一个小分队夜里出去侦察，第二天清晨点名时发现，一个也没回来。士兵尸体找到了，但却没一个是完整的。有两个侦察兵是被刀子捅死的，另几个被扔进了峡谷。匪徒多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又有山地作战经验，每一次行动都经过精心安排。他们不仅有当地的秘密军事地图，还有最先进的通讯设备，有美式名牌狙击步枪和带夜视镜的冲锋枪，甚至还有能夜间在山区飞行的直升机。他们不只装备精良，还穿着山地靴、防弹衣、羽绒衣，好吃好喝外加绿票绿票（美元）。我们也有武器，但太差，俄制自动步枪不适合山区作战。山峰险要，灌木丛生，重枪重炮都成了摆设，无能为力。匪徒中老少男女啥人都有，还讲究攻心战术，我们在夜里常能听到他们的大呼小叫。
……
中亚的极端分子肯定有背后黑手在暗中操纵。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材料证明，中亚极端武装得到阿富汗塔利班的全力支援，在费尔干纳地区建立独立伊斯兰国家的想法也是塔利班高层人物的政治决断。纳曼加尼可以在塔利班军营培训自己的官兵，并从本·拉登及一些阿拉伯富商手中获得钱财。
根据中国政府2002年发布的《“东突伊斯兰运动”基本情况》，中国新疆的恐怖组织“东伊运”，也参与了这一系列由塔利班支持的活动：“‘东伊运’与本·拉登“基地”组织系共生关系，在培训武装人员和暴力恐怖分子方面得到了阿富汗塔利班、本·拉登‘基地’组织的大力支持。”
如此倒行逆施，自然不可能长久。2001年塔利班政权的崩溃，不能仅仅视为美国军事优势的结果，塔利班的各种政策导致其极不得人心，才是根本原因。2001年塔利班政权的倒台，更应被视为塔利班在在阿富汗进行的“复古”派“模式化”实验的失败。但随之而来的，是美国主导的另一种“模式化”——全盘西化，确切的说，是“全盘美化”。这场实验的结果，我们今天都看到了。
不要“模式”，但“追随”中国
二十多年下来，一场“复古”，一场“西化”，这两场“模式化”实验，都以失败而告终。按照萨米尔的观点，这意味着，“模式化”，在阿富汗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说塔利班的“复古”因为其“倒行逆施”而失败，那么以美国主导的“西化”为什么会失败呢？
2011年，也就是塔利班在阿富汗倒台10年之后，“阿拉伯之春”爆发。在短暂的“春天”之后，阿拉伯世界陷入了一场不见尽头的持续动荡，“阿拉伯之春”没有解决既有问题，却成为既有问题的总爆发。
对此，萨米尔在新作《东方的复兴》中的分析是：“这些问题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阿拉伯民族脱离于世界和落后于时代的诸多表现：当世界各国迈向未来的时候，阿拉伯人则将时针拨向过去；当世界各国将自然资源和国家财富用于实现复兴和满足人民需求时，阿拉伯人却大肆浪费其有限的资源与财富；当全世界都坚持着自由、平等的价值观时，阿拉伯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忽视和践踏它；当世界各国都拒绝依赖外国力量、力图实现独立发展时，阿拉伯人却极力取悦于别国；当世界各国走向统一的时候，阿拉伯人却愈发分裂；当第三世界国家努力接受公民身份和公民社会的价值观时，阿拉伯人却在回味公民社会以前，部落时代中的落后要素；当各国着力改善自身处境以迎接未来的时候，阿拉伯人却宣称要追根溯源，回归历史。”
萨米尔认为，关键问题在于，“阿拉伯之春”企图通过直接移植西方政治体制的方法来解决阿拉伯国家的发展问题，但这种做法完全忽视了阿拉伯国家自身的国情。很多阿拉伯国家只是有着现代国家的外形，内部却仍然是阿拉伯传统的部落主义、宗派主义，统治者没能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转型或融合，疲于应付内外压力，无力进行社会整合，只能通过强化部落主义、宗派主义来保障执政地位和政权合法性。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没有共同议程，因此“阿拉伯之春”成为了“议程真空下的即兴革命”。
2014年4月观察者网制作图说，回顾阿拉伯之春后的各国情况
在萨米尔看来，今天的阿拉伯世界面临的问题就是：“复古”和“西化”这两条路线都以失败而告终，阿拉伯世界已经陷入了无路可走的绝境。出路在哪里？对此，萨米尔提出的方案是：以中国为对象，进行“文明的追随”。这也是萨米尔这本《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的主旨所在。
根据萨米尔的定义，所谓“文明追随”，其要义是“落后民族……追随先进民族的复兴之路”（P.97）。具体地说，“追求复兴的落后民族”，应该选定一个在发展程度上高于自己的民族作为“追随”的对象，然后与作为其追随对象的先进民族，建立这样的关系：
1、先进民族应捍卫落后民族的利益并满足他们的迫切需求，特别是保护他们免受外界的压力和干涉，为落后民族实施民族复兴计划创造适宜的外部环境。
2、先进民族通过为落后民族提供他们自己不能探索、了解和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加快落后民族实施民族复兴计划的步伐。这既有助于先进民族从落后民族那里获得相应的利益，也有助于落后民族加速缩小与先进民族的发展鸿沟”（P.99）
从萨米尔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安全”带来的“和平”与“发展”，是他最关心的。他希望，能找到一个“先进民族”，由这个“先进民族”充当“落后民族”的保护者，保护和引导作为“落后民族”的阿拉伯世界走上复兴之路。
萨米尔认为，在“复古”和“西化”这两个方向都已经走进死胡同的情况下，这是唯一的出路：“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与发达的文明国家建立‘利益共同体’的关系，从而实现互利合作而非单纯的索取利益：落后民族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汲取他们文明的诸多成果，同时落后民族也可以为先进国家的持续进步和长久发展提供相应的帮助。”（P.96）这个“发达的文明国家”，就是萨米尔为阿拉伯世界设计的“文明追随”的对象。
但是，萨米尔又认为，“利益共同体”这个概念，“只适合于实力相当的国家之间，否则就是空中楼阁。”因此，与先进国家建立起“利益共同体”的第一步，就是“首先追随先进民族的复兴之路”（P.97）。也就是说，阿拉伯世界所要“追随”的对象，应该是一个自身也处于复兴进程中的国家。在有着共同的复兴追求的基础上，借鉴对方“在实现成功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基本哲学，为阿拉伯人规划自身的复兴提供指引。”（P.2）这就是萨米尔所说的“文明追随”的具体内容。
那么，什么样的国家，可以充当阿拉伯世界的“文明追随”对象呢？萨米尔认为，这个国家应具备三个特征：
第一，它必须是一个与阿拉伯世界没有利益冲突的国家。此前西化派的失败已经证明，与阿拉伯世界有利益冲突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阿拉伯世界复兴的学习榜样的。
第二，它自身必须是一个足够发达，并有强大实力的国家。
第三，这个国家应与阿拉伯世界有若干相似之处。这个国家自身也是处于复兴的过程中，而且取得了成功。特别是，这个国家在复兴过程中，也采用了与近代阿拉伯复兴思想鼻祖塔哈塔维所提出的“非模式化”类似的发展方式。
根据以上三条标准，萨米尔认为，世界上有且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充当阿拉伯世界“文明追随”的对象，这就是中国。
之所以选择中国，萨米尔给出的理由有三条：
首先，西方国家不能成为阿拉伯世界“文明追随”的对象。因为“西方国家只会索取阿拉伯世界的资源却不愿支持他们的实现发展和进步，因为阿拉伯世界的复兴不利于西方国家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非西方大国，“恰恰是阿拉伯世界最应该予以考虑的对象”（P.98）。
第二，“中国的发展前途无量”，“将对世界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力”，是一个“将来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取代西方的地位，或与之相抗衡的国家。”因此，“他们可以帮助阿拉伯人从目前所遭受的剥削与外部压力中解脱出来，创造繁荣的阿拉伯现代文明，并共同保持互惠互利的友好合作关系。”（P.99）
第三，最重要的是，萨米尔认为，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有众多的相似之处。在萨米尔看来，这种相似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同属东方国家，在国情上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塔哈塔维……的哲学思想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有相似之处。塔哈塔维目睹了法国社会与政治的发展，认为其发展方式有利于伊斯兰世界实现文明与进步，值得重视和借鉴，并主张效仿其中不违背伊斯兰教义的成功经验。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民族复兴的考虑，将他人的经验拿来改造，使其符合阿拉伯国情和文化。这与邓小平求真务实的思想如出一辙。”（P.150-151）
在《东方的复兴》中，萨米尔对这一点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萨米尔认为，所谓向中国学习，既要关注中国发展之“术”，但更重要的是借鉴中国成功之“道”，“道”的问题是阿拉伯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而中国的成功之“道”，就是“非模式化”。
他说：“中国在坚持某些基本原则的同时，避免走向某种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意识形态的禁锢之中，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发展与复兴进程本身就是一个应对各种思潮，规避其不良影响以实现核心目标的过程。中国超越了某种或某几种意识形态的刻板模式，实现了融合与创新。”
萨米尔认为，由于以上原因，中国应成为阿拉伯世界实施“文明追随”的首选对象。
既然确定了以中国为阿拉伯世界实施“文明追随”的对象，接下来，萨米尔就必须面对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是否愿意接纳阿拉伯世界？对于这一点，萨米尔认为问题不大。原因正如前述，萨米尔认为在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利益冲突，因此中国不会介意阿拉伯世界的“文明追随”。
第二，更重要的问题是，阿拉伯世界何以让中国接纳他们？萨米尔认为，要想和中国建立“文明追随”关系，阿拉伯世界必须能够满足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萨米尔看来，阿拉伯世界满足中国国家利益的方式有二：一是立足于阿拉伯世界所拥有的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满足中国对资源方面的需求；二是发挥阿拉伯国家数量众多的优势，在联合国一类的外交活动中，为中国充当“票仓”，提供政治支持。
萨米尔认为，目前阿拉伯世界还没有为“文明追随”于中国做好准备，中国也没有。“但是，从中国的经济数据和中国制定的未来发展规划中可以确信，中国必然会在21世纪的某一历史时刻做好准备。那么在这段时间内，阿拉伯人应当全力以赴，对于阿拉伯人来说，文明追随于中国是实现阿拉伯文明复兴的难得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阿拉伯人自身不努力，那么中国为什么要热衷于帮助阿拉伯人的文明复兴事业呢？”（P.146）
在《文明的追随》一书中，萨米尔反复强调了学习中国经验对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性。但我认为，他真正想表达的，反映在全书结尾的这几段话中：
阿拉伯世界渴望重振复兴事业，而中国为其提供的不仅仅是可资学习和借鉴的经验，还有未来的机遇，我们必须珍视并牢牢把握。如果说自从拿破仑以武力打开阿拉伯世界大门以来，西方列强（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出于种种原因一直剥削、压迫阿拉伯世界，那么有希望成为世界上重要一极的中国不会像西方一样对待阿拉伯世界，而是会与我们站在一起，与我们携手创造公正的国际环境，解决阻碍阿拉伯文明进步的各种问题。
为此，我们要发展好同中国的关系。……中阿双方间在经贸上的密切合作为双方带来了财富，但这对实现更高层次的战略利益、对实现阿拉伯复兴来说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从文明的视角出发处理好同中国的关系，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实现我们在物质与非物质层面的文明复兴。
阿拉伯人渴望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提供的各种机遇不容忽视。从重视中国的“非模式”发展到对中国的“文明追随”，我们必须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这将有助于阿拉伯世界在中国努力实现“中国梦”的同时重振自身的复兴大业，早日实现“阿拉伯梦”。（P.151~152）
这段文字是全书结语，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萨米尔所说的“文明追随于中国”的真正含义，而这其实并没有在书中直接说出来，那就是：在目前阿拉伯世界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缺乏一个核心国家的情况下，他期盼由中国来充当阿拉伯世界的领路人；阿拉伯世界通过与中国这个“将来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取代西方的地位，或与之相抗衡的国家”的国家结成“命运共同体”，获得中国的支持和指导，通过学习中国的“非模式化”发展方式，实现阿拉伯世界渴望已久的重振复兴事业。
当然，回到文章第一部分提到的“救亡压倒复兴”的问题，萨米尔给出的答案，其实是依靠中国某种形式的的“保护”来完成救亡。确实，基于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分裂的现实，他们是难以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实现“救亡”的，而没有“救亡”谈何“复兴”？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救亡”，但中东看不到希望，所以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倒也不必苛责萨米尔的“局限性”。
在《东方的复兴》中，萨米尔的观点又进一步发展了。萨米尔认为，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阿拉伯世界与中国结成“利益共同体”，并对中国进行“文明追随”的天赐良机。
在萨米尔看来，中国政府提出的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不仅意味着中阿之间更大规模的贸易、投资、人员流动，更意味着阿拉伯国家可以借此机会，更好地吸收、利用中国日益成熟的生产能力和科技成果。当先进的国家正在热烈讨论、大力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3D打印时，多数阿拉伯国家则还在工业化的大门内外徘徊。
“一带一路”所重视的产能合作、所倡导的“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正是阿拉伯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科技发展所亟需的。因此，萨米尔呼吁阿拉伯人不要满足于做一个“商业”的民族，要从战略高度看待“一带一路”倡议，借助中国这一倡议的丰富内涵和务实举措加快阿拉伯国家工业化进程，成为“创造”的民族。
如果萨米尔的这些分析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由于阿富汗与阿拉伯世界同属伊斯兰世界，在社会形态和文化上有众多的共同点，他的这些观点，对于今天的阿富汗，也同样适用。如果阿富汗能够按照萨米尔的设想，与中国建立起“利益共同体”的关系，那么其发展前景将大有可期。
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其实已经表明了态度，塔利班首先需要做的，就是与东伊运等恐怖势力断绝关系，划清界限，并予以打击。这是塔利班满足中国国家利益的基本前提。只有这样，中国和阿富汗建立起“命运共同体”，从而实现阿富汗对中国的“文明追随”才有可能。塔利班会作何选择，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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