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默克：“中国崩溃论”为何是错的？
【文/肯·默克 译/观察者网由冠群】
自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经济改革以来，许多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一直在高唱“中国崩溃论”。然而，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的表现异常出色，国内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约2000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16.5万亿美元以上。
可是，高唱“中国崩溃论”的人将这一经济成就贬斥为会最终耗尽的运气。例如，美国新闻媒体就哀叹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由债务驱动的。他们认为过度杠杆化会增加支付违约风险和金融系统风险，最终导致经济全面崩溃。
章家敦在2001年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也呼应了这种论调。据他说，到2011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将陷入困境，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政府无力或不愿建立民主社会，以及不良贷款无法偿还。
章家敦最近一次高喊“中国崩溃论”是在福克斯新闻的采访中，他认为新冠病毒德尔塔变种会毁灭中国共产党。时间会证明一切，鉴于中国政府成功控制住了这波变种疫情，章家敦的预测又要失败了。
西方专家经常在媒体上预言中国即将崩溃
通过封锁疫情蔓延的地区和进行大规模病毒检测及疫苗接种，中国可以在不封国不停工的情况下控制住德尔塔病毒的传播。这种处理方式似乎正在发挥作用：新感染病例的数量正在减少，而工业产量和出口额却在增加。
根据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预计前七个月消费支出和国际贸易分别增长7%和24%，这些都提振了中国经济。事实上，中国的贸易额在此期间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水平。
在未来，这一经济增长势头即使不会加快也会延续下去，因为政府能够控制局势并推出有效的补救措施，最好的实例就是中国政府推出了“双循环”战略。
由于消费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较低（低于40%），以及非抵押个人债务规模较小（约15%），储蓄额极高（占GDP的45%），所以将扩内需指定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是有道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让私人消费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一项有效而实用的政策。
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规模，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越来越大，中国正拓展本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联系，尤其是那些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
中国通过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来促进本国经济增长，这一举措正在取得成效。中国商务部透露，今年前7个月，中国的国际贸易额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水平，同比增长24.5%。
在未来的许多年里，中国很可能仍是全世界消费品和工业品的主要供应国。这是因为其他主要经济体正在努力控制德尔塔病毒变种的蔓延。例如，美国每天登记感染人数已超过10万，这促使一些州开始重新考虑是否要复工复产。
也许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组织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21年增长8%以上，在2021年至2025年的中国第十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将增长6%左右。
然而，“中国崩溃论者”并没有放弃。他们的最新依据是新冠疫情卷土重来导致中国消费支出增长不如预期，这将拖累中国经济增长。但他们这次又错了，因为历史已经表明，中国政府有能力扭转颓势，中国在2008年成功推出经济刺激措施以应对金融危机就是明证。
每个人都有权利发表个人意见，但这个意见是否正确则取决于它所依据的假设和信息是什么。就拿高喊“中国崩溃论”的这些人来说，他们依据的是错误的假设、错误的信息和意识形态偏见，从而产生了错误的看法。
错误的假设
“中国崩溃论者”错误地认为，民主体制或新自由主义是促进经济发展和增长的“终极要素”。但事实证明，在施行民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民主及其辉煌成就是阻碍而非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印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1980年时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规模相似，据估计都大约是2000亿美元。但到2021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是印度的五倍多。
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一样，印度受困于众多的政党和利益诉求迥异的多元化社会，历届政府都被它们所阻而无法施行连贯的政策。最终，印度只能引入和实施不合时宜的法律。例如，实施高度保护国内产业的法律从而抑制了外国投资，破坏了生产效率，阻碍了就业岗位的大规模增长。
印度最近施行的改革并没有大幅改善印度的投资环境，因为这些改革并没有废除不利于投资流入的国内产业和就业保护政策。事实上，这是导致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印度制造”产业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
印度总理莫迪的产业政策成效不大
人们甚至可以说，并不是民主创造了西方的财富。在殖民时代出现之前，中国和印度的GDP远高于欧洲国家。
征服和掠夺非洲、亚洲和美洲大大增加了西方的财富和权力。例如，美国在杀害了大量美洲土著居民后获得了免费的土地和资源。奴隶制给美国种植园主和其他企业主带来了免费的劳动力。
错误的信息
有人预测大量债务将摧毁中国经济，该预测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错误的信息。“中国崩溃论者”没有认识到，中国大部分企业债务是国有企业欠国有银行的。既然债权人和债务人均为国家所有，因此还款不过是“左手倒右手”而已。
其结果是，发生债务违约以及由此产生金融系统风险的可能性并不大。例如，中国大型国有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的不良贷款率高达25%以上。但政府用4000多亿美元帮助这些银行摆脱了困境。
更严格的监管和救助措施帮助中国的银行能像西方银行一样稳定经营并获得利润。中国银行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率与西方银行相似。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也位列世界十大银行之间。
根据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62%，其中75%是抵押贷款。这一明显特征有助于解释为何家庭债务不会引发金融系统风险。
在中国，申请人要获得信用卡，必须证明他或她是有收入的企业雇员，并且其在银行的储蓄额要大于信用卡的审批额度。而在买房时，首次购房者必须支付不低于购房款30%的最低首付款。
对于那些想要购买两套或两套以上房屋的人，他们要么付现金，要么支付相当高比例的首付。如果借款人陷入财务困境，其家庭成员通常会出资偿还。因此，不断增长的消费者债务可能会减少消费，但不会引发金融系统崩溃。
赤裸裸的意识形态偏见
意识形态偏见导致“中国崩溃论者”无法进行理性或客观的分析，从而产生了有缺陷或错误的评估结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们给中国领导人贴上了“僵化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标签，即中国领导人无法创造性地思考问题。
然而，中国领导人是既能干又灵活的。一个例子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决定采用苏联的五年计划模式发展经济，但当这一模式产生了喜忧参半的结果时——增加了工业生产，但减少了农业生产——中国领导人迅速改变了方向。
他们实行了“两条腿走路”的政策，既关注农业改革也关注工业化。结果，这个政策奏效了：食品产量和工业生产都增加了。
而且，中国也不像西方学者描述的那样是一人专权。中国奉行集体领导制，领导集体会先讨论发展计划，再将其形成政策。
这一集体领导传统在今天仍然完好无损，因为领导集体内部仍会讨论政策建议。此外，公共舆论也会影响政策。中国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政策的过程中经常会征求公众的意见。如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就是政府采纳公众意见而形成的政策之一。
世界应该感到高兴的是，“中国崩溃论者”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全球化，中国经济崩溃可能会对美国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破坏。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亚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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