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尔玛·罗塞夫：我们的立场不在美国那边，而是与中国在一起
【文/ 迪尔玛·罗塞夫，翻译/ 高桢玉】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美摩擦日趋明显。在奥巴马政府以及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摩擦被更加明确、公开地放大，并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影响下愈演愈烈。
在此形势下，中国惯用更为复杂的所谓“软实力”。2020年5月，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第73届大会期间，中国提议将新冠病毒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与此同时，中国在两年内向被美国抵制的世界卫生组织拨款20亿美元。
特朗普政府在应对大流行病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无能，而中国对这场特殊危机的应对属世界一流。中国的死亡人数少，感染率也得到严格控制。特朗普决定退出世卫组织，与中国在疫情大流行面前更加乐于合作和积极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我相信，新冠肺炎疫情在国际关系史上，特别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关系中，是一个转折点。
中国的发展及其与国际体系的融合
自1978年邓小平接手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和中国政府的领导，并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表现非常出色。这是一个跨越三十多年的战略机遇期，随后的中国政府领导人，如江泽民、胡锦涛，到如今的习近平，都仅对政策作出适当调整。
这一进程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地位和掌控下发展起来，旨在加速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四大现代化。1979年至2013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1991年至2001年和2001年至2013年两个子时期，经济增长均超过10%。中国经济增长几乎没有被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所影响。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大力刺激经济增长。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了10.4%，而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低下甚至为负。
中国2020年GDP增长2.3%，成为全球唯一实现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在此期间，中国政府推动建设了一个强大的私营部门：最初在华南和香港附近建设的所谓“出口特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个私营生产部门已经扩展到中国其他地区。中国还建立了一个公共部门，专门针对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如钢铁、石油、武器、航天和航空工业中间产品的生产。与此同时，中国推动了农业领域的重要改革，主要通过扩大小型家庭农业生产，将其与合作社以及国营农场进行协调。
应该强调的是，中华文明有着重视知识的传统。近年来，中国已有数百万学生从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毕业；中国的教育、科学和技术通过政府的巨额投资，进行了结构化重组和现代化改革；中国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方面投入巨资。同样地，中国在创新方面引进大量外国投资，与此同时保持对其目标的强力控制，并且丝毫不放松对银行业和金融业的内部控制。
同时，中国进行了权力下放，将权力更多地赋予各省，这是自帝国时期不同朝代以来的中国特色。历届政府不断向这个方向发展，完善了管理和干预市场的宏观经济机制，最主要的成果是建立了与指示性计划经济体系相结合的价格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国经济形势决定了要深化对解放军的彻底改造，这是因为中国意识到了技术和海湾战争预示的新型武装冲突所产生的影响。
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14年，按照GDP购买力平价标准，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事实上，中国的名义GDP为10.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名义GDP的60%左右。而按购买力平价标准中国超过美国，这一点意义重大。
另外，中国保持了目前的经济增长率和相对良好的经济表现，因此，预计到2030年，中国名义GDP将超过美国。即使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之前，2019年中国GDP的增长也相当于美国GDP的两倍。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全球影响以及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政府的管理不善，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更高。
中国还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是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持有国，是全球唯一一个资本顺差高的主要经济体，因此中国没有背负巨额外债。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正进入所谓的“新常态”，经济增速在6%至7%之间。这是由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方面驱动的模式枯竭所致。五年计划表明，必须将这种由出口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与国内消费的增长、扩张和激活结合起来。然而，即使经济增长水平已经回到6%至7%，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仍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峰值3.1%。
习近平正在加快从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五年计划和相关决策中提出中国战略。原因之一无疑是新冠病毒疫情的大流行，而另一个原因是中美冲突以及中美经济脱钩的威胁。例如，在《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习近平主席提出大力加速国内半导体生产。这个举措十分重要，因为面对中美经济脱钩的威胁，中国不得不尝试通过这个计划来预测国内生产自给自足的能力。与此同时，习近平主席提出“双循环”，将消费拉动内需增长与外贸相结合。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遏制政策特色是关税贸易战以及封锁技术的企图，比如在5G网络上对华为的限制，或者是对TikTok的迫害。美国一直以来的主要战略是推动两国经济脱钩以削弱中国。
拉丁美洲的十字路口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必然会影响到拉丁美洲。
中国已与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及本地区其他多个国家签订双边协议，中国已成为拉丁美洲最大的买家和最主要的外国直接投资提供者。
中国的支持对于巩固和承认南美洲联盟和拉加共同体的地位也非常重要。甚至之前在金砖国家峰会上，那是本人执政期间，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与中国举行了会谈（观察者网注：2014年第六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与南美洲国家联盟领导人举行了对话会）。
对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最大军事强国美国而言，近几十年来，两大变化对其与拉美的关系和世界地缘政治产生了影响。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扩张；另一方面，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冷战结束，美国几乎变成了一个单极“霸主”。这些强力趋势极大奏效，并且对经济政治框架的影响延续至今。
新自由主义改变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力。自从经济金融化、对小政府的追求、累退税制的应用以及对劳动力市场、银行和金融活动更彻底的放松管制以来，收入已经更加高度集中在社会金字塔顶端，这抑制了经济增长速度。这些过程也成为美国主导的整个国际秩序的模式范本。
曾经充当生产性经济引擎和经济增长的推动者——信贷和金融，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真正障碍：这个障碍的核心是无节制的金融投机。通过投机，所有财富被吸走。更加病态的状况是，美国和西方国家都存在的巨大不平等——它是收入和财富极度集中、工资增长停滞不前、工作不稳定的产物。这种不平等也造成不可避免的经济脆弱性，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政治后果，如极右浪潮的兴起以及投机泡沫和危机的产生。
我想强调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美国如今干涉一些国家的做法。不仅是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这对美国经济本身来说是极具灾难性的。还有全部所谓的“混合战争”，尤其是发生在我们土地上的那些与洪都拉斯的塞拉亚、巴拉圭的卢戈、与我的巴西政府之间的战争。此外，对古巴和委内瑞拉的经济封锁，我认为是一场灾难。还有在玻利维亚发生的事情：像在拉丁美洲发生的其他情节一样，美洲国家组织成为设计阴谋的工具，但这些阴谋同时也充斥着政治和军事因素。
美国在委内瑞拉培植起来的傀儡瓜伊多，最终被美国抛弃。图片来源：新华网
拉丁美洲与世界经济融合面临的挑战
美国对拉美、对中国的施压日益向新领域蔓延。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对中国公司华为的攻击和对5G网络的压迫。
5G网络的一个大问题在于，要建立5G网络，今天除了华为之外别无其他公司可供选择。主要是因为华为的网络使用了4G LTE技术，并对其进行了更新，因此这种技术价格更加低廉。
但它不仅仅是更便宜，还更高效、更持久耐用。现如今，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首先，通信必须非常可靠并且低延迟，这对于重要用途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在自动驾驶汽车中，网络必须没有延迟且不会掉线。这是不能允许网络延迟的具体情况。另一个是应对所谓的“物联网”（IoT）下一次大发展的能力：机对机通信，设备互联并传输越来越密集、大量的数据。这些资源将需要大量新的基础设施，以期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得到广泛利用。
美国逼迫拉丁美洲国家放弃采用5G技术，是为了阻止我们拥有必要的超现代架构，并不仅仅意味着“不要买这个，买另外一个”。他们正在做的是封锁5G技术。在全球范围内，人们普遍认为，华为公司开发的5G网络，其时延非常小，数据容量非常大。
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政治和技术战争，要求我们对与自己有关的重要问题作出回应。拉美将走向何方？如何参与到第四次工业和技术革命中？创新的门槛不是优步或爱彼迎这些平台。参与技术和经济转型的门槛是基础设施，在当前的情况下，是5G网络的发展。关键在于要能够进行技术交流，从而实现人工智能、机对机通信和新应用程序的开发。因此，拉丁美洲应讨论的是如何在这场冲突中获取技术。
把中国妖魔化的霸权主义地缘政治面貌背后隐藏着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基于两个假设：
首先，尤其是对美国建制派而言，中国永远不会对美国在全球的经济主导地位构成威胁，因为中国曾经是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家，经济非常不稳定。在1980年时这种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中国经济仅相当于美国经济的5%。但现在看来完全是愚蠢的。对这种观点的唯一合理解读是意识形态层面的高度目光短浅。
这又基于第二个假设：中国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是由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定义的，而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教条”定义的，这会是国家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像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苏联共产党一样，盛行官僚主义和腐败作风。与此同时，人们没有意识到，尽管在一些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许多政治矛盾和内部冲突，然而对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最大的否定是将他们当作“中国的赫鲁晓夫”或“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是因为在中国，人们将苏联被摧毁的严重错误归咎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
我们可以根据历史对其进行评判。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参与、对价格体系的控制和中国共产党在出台指示性计划，就对其造就了政治、文化凝聚力和经济增长这一事实不予承认。
有意思的是，中国共产党也摒弃了只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观念，将资产阶级也囊括进来。2002年，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必须思考在一个紧张局势加剧的世界如何自处
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基本特征：基础科学的极大发展至少在中短期内不是、不能是也不将是重大争端的主题，因为大学、实验室以及公共和私人创新中心已处于国际领先层面。与此同时，中国正朝着形成和巩固教育、科技基础的方向发展。我认为拉美要意识到必须脱离商品化，寻求具有更多特色的再工业化，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有自主和独立的立场。谁能够与拉丁美洲建立最具建设性的关系，我们就必须支持谁，必须与谁建立联系。
我想补充一点，由于种种原因，此时拉美决不能盲目服从美国。我们不能将科技创新落后归咎于自身，不能将受到不当干涉归因于自身。我认为拜登政府打开了一些视角，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证据表明民主党执政期间，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希望拜登上台后情况会有所不同。
在这种力量对比中，拉丁美洲非常薄弱，但我们必须表现出坚定和积极的不结盟态度。当巴西与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南非一起加入金砖国家时，我们与任何一方都不存在从属关系。我们的政治独立，然而在如今的拉丁美洲，我们的经济议价能力被极大地削弱了。巴西受制于博索纳罗的政治规划，我希望这种情况只持续到下次选举。阿根廷正在经历最困难的时期，由于前总统马克里留下的债务以及新冠病毒疫情危机的加剧，阿根廷经济处于极度脆弱的境地，费尔南德斯正在创造奇迹。还有墨西哥……离上帝那么远，离美国那么近。
因此，我不认为我们能保持中立。我认为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可以拥有更高的谈判地位。因为我们的大陆拥有最大的能力来养活世界，我们拥有能想到的所有矿产资源，从用于制造电池的贵金属到石油：别忘了阿根廷有很多石油矿藏；不要忘记巴西有盐下油储备；不要忘记委内瑞拉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国；不要忘记墨西哥的重要资源储备。因此，我们的融入可以是自主的，并且可以与其他国家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谈判。然而，一些精英和寡头集团，因其自卑情结以可耻的方式屈从于美国，这种事不应继续重现。
除了不结盟，我们还要有谈判技巧；以及我们在南美洲国家联盟或拉加共同体拥有的团结力量。有三个拉丁美洲国家是G20成员国，这非常棒。现在，应该有更多的拉美国家加入。哥伦比亚为什么不可以加入？我们有6.8亿人，而正是我们自己能够在不断加入的过程中，给予自己必要的力量来进行有效的谈判。
正如新加坡总理所说，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存在误解。它是一个文明的政党，是中国整个文明传统的一部分。我认为中国非常务实。因此，中国并不打算干涉他国自主选择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组织方式。中国的关注点不同，视野也不同。
中国的战略眼光与西方不同。西方最复杂的策略游戏是国际象棋，目标是围住皇后，杀死国王。中国的围棋是一种策略和攻城的游戏，它不是靠直接行动、征服和战争取胜的：最好的取胜方式是不战斗。这是中国人的观点，我们必须设法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它，正如我们必须理解他们与我们的宗教观点不同。所谓的中式现实主义，就是“儒家为公，道家为私，佛家为死”。
我们的立场不在美国那边。我们的立场是独立，是与中国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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