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西方眼中，中国共产党不是“政党”，因为……

《再赶考：走向新百年的中国共产党》

【文/潘维】

一

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六位新锐学者一起贡献了这本《再赶考：走向新百年的中国共产党》，记录他们在2021年对党生存条件的认识。

廉思讨论如何赢得青年，江宇阐述如何坚持群众路线，鄢一龙分析如何驾驭资本，樊鹏研究如何应对技术革命，张飞岸展示党的国内国际使命，白钢探讨党与未来新世界体系的关系。收藏此书，在2049年人民共和国百年华诞时检验这几位学者的认识，会非常有趣。

尽管无力分别评论六位作者的观点，我与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前途的关切有强烈共鸣。

世事难料。昨天不足以说明今天，今天也难预言明天。苏联兴旺一时，却迅速衰败。美国过去兴旺，而今显现出难以逆转的衰落之势。借推荐这书的机会，我企图“为往圣继绝学”，换一种政治史观去理解党的现在和未来。

二

自古希腊以降，西学政治史观以每个社会内部的分际为基础，以相互进行利益博弈的上、中、下层社会集团为分析的基本单元。于是，社会进步是先进社会集团淘汰落后社会集团的结果。

对中国而言，上述西学史观非常新颖，在革命时代尤为有用。自二十世纪初引入西方史观以来，传统的中华史观渐成“绝学”。

传统中华史观讲士农工商“四民分业”，但四民一体。这种史观只分“官”与“民”，民营私，官奉公。“公”指的是“大家庭”互助的利益，是“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有老有小是为“家”。小家庭旨在育小养老。大家庭是家国，患寡、更患不均，旨在互助，育小养老的互助，即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

因此，传统中国这样理解历史：官奉公，官以民为本，则天下大治；官营私，官以官为本，则天下大乱。官以民为中心，民就以官为圆心。执政集体公心堕落，就被视为腐朽政权，就发生“革命”，由新的以民为本的执政集体取代。于是有“治乱兴衰”的循环和大一统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而今的西方政学两界普遍认为，中国“一党执政不合法”，不合西方“契约论”里的“法”。既然每个社会都分为上、中、下层的各种利益集团，不允许结社结党竞争政权，不实行大众选票支撑的政党轮替执政，即“政党政治”，就是拒绝“自由”，就是一党“威权体制”，只能靠宣扬“民族主义”和“办大事”支撑。既然没哪个政权总在“办大事”，而且办成“大事”也未必能支持政权生存，如秦隋两朝，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不合法”，必然脆弱和不可持续。

然而，从中华传统史观角度看，代表社会个别集团的利益，结党营私，才是“不合法”、不可持续。中文一般不用“合法性”而用“正当性”，因为“契约论”里的“法”源于绝对主义和单一神信仰。

20世纪早年，中国靠西学的“结党”推翻腐朽政权。但革命党无一不声称自己代表全民福祉。一旦革命成功，孙中山就明确反对“政党政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拒绝实行西式“政党政治”。而今官称中国政治是“新型政党政治”。无论如何，中华的执政集体必定要代表“全民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西学意义上，如此中国共产党不是“政党”。但在中华大地上，西式竞争型政党都不是“好东西”。中华政权的正当性来自组织百姓生活互助，平衡和凝聚“大一统”的内部利益。由此，分久必合里的“合”是好的，“分”是坏的。治乱兴衰里的“治”与“兴”是百姓之福，“乱”与“衰”是百姓之灾。

资料图来源：新华社

组织全国百姓育小养老的互助、大家一起过好日子，与鼓吹文化单一性和优越性的“民族主义”无关。基督教单一神信仰才自视“优越”，自认为掌握了“真理”。热衷论证“华”在文化上优于“夷”，是因为染上了西来的病毒。

组织全国百姓育小养老的互助、大家一起过好日子，同“威权”与“自由”两分无关。

西方以结社结党竞选为“政治自由”，否则就指斥为“威权政治”。如同市场机制，西式政权是用来竞拍的，分成集团的民众让出价高者得。除非与外敌作战，西式政治共同体内部总在进行制度性的集团利益博弈，争论谁更近上帝的“真理”。因此，共同体里发生的一切坏事皆可归咎于“本届人民”。

中华政治共同体是个同心圆，以执政集体为圆心，执政集体对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负“无限责任”，向来不能指责“本届人民”。商业不轨、疾病传播、乃至居民楼坍塌、着火，都会问责官员，归咎于官员不够奉公。

中华民众向往“大同”，但脚踏实地追求“小康”。中华政治共同体家国一体、目标一致，上下同心同德，就是互助过日子，携手应对大自然、携手抵抗外来侵略，过太平兴旺的日子。简单意味着包容。无论讲什么语言或信仰何方神祇，都可以加入中华互助过日子的世俗共同体。有容乃大，简单和包容成就了广土众民的三千年“大一统”。

政治共同体的规模与质量有张力。“大”有“大”的优越，能举广土众民之力办互助的大事，“开河渠、筑堤坝，河东千里成平壤”。但包容之“大”以“质量”为代价，如人均收入比较低，同心协力比较难。换言之，大一统政治共同体呈同心圆结构，并非偶然。

三

以政治共同体为本位解释政治史是中华学问。以社会集团为本位解释政治史是西方学问。两种学问各自有存在的社会渊源。

社会渊源要追溯到五千年前，追溯到欧亚大陆核心地带游牧群体迁徙和征服大陆边缘的农耕群体，追溯到这种征服最初形成的“种姓”层级。未经这种征服，中华的社会层级分际向来不清晰、不稳定。中华的扁平社会有漫长历史，科举考选文官仅是例证之一。

“政治共同体”指的是国土、国民、国民政权的有机共同体，即今日中文所称之“国家”。有政权领导相对固定国土上的国民互助过日子，称为“政治共同体”。

今日西文虽常以“国民”（nation）代指中文意义上的“国家”，“国民”却与“国土”（country）和“政权”（state）分别并列。西方政治理论号称是“国家理论”，其实只是“政权理论”，是关于分成不同层级的民众集团互相争夺治权或“统治阶级”地位的理论。政治共同体本身不是西学关注的重点。

罗马帝国之后，欧洲直到近代才出现政治共同体。欧洲最大的政治共同体德国要到19世纪晚期才出现。围绕这新兴的政治共同体，欧洲人连续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不仅证明工人阶级“有祖国”，而且证明“资本主义”的美国与“社会主义”的苏联会联手对付德国。

最早的政治共同体是城邦。很多部落凝聚成一个城邦，很多城邦凝聚成一个国家，很多中小国凝聚成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尽管“寸土必争”，但政治共同体的疆界依然不稳固。就在我们眼前，苏联和南斯拉夫衰败，分裂成很多国家。今日欧洲要生存发展，就要向“欧罗巴合众国”迈进，与“美利坚合众国”平等。

很久以前直到今天，人民福祉被国土界限强硬区隔，人类群体的根本分际是“国家”。国家是政治历史的根。人类文明史主要是群体内部的分裂和斗争史还是群体间的竞争史？社会进步主要来自群体间的生存竞争，还是来自群体内的斗争？没有“七国”之大争能有秦汉？没有“五胡入华”能有隋唐？当初的中苏之争和当今的中美之争是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的斗争？中国近现代以来教育、科技、卫生、工业、国防事业的进步，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还是政治共同体的意志？

自西周成王至今，中华“大一统”存续了整三千年。与此相对照，在中华以外的地区，政治共同体要么规模小，要么昙花一现，要么在近现代才出现。为什么？ 自城邦始，所有政治共同体都“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否则不可能存在。然而，陷于阶级斗争之中，强大的“统治阶级”是维持政治共同体稳定的基础。当社会分成上、中、下群体并鼓励这些群体彼此争斗，“自由”争夺政权，就很难支撑大型政治共同体，更难支持政治共同体的持久稳定。

终结历史的终极精神信仰，貌似能巩固政治共同体，其实是政治共同体不稳定乃至分裂的原因。对神祇的理解是人创造的，也必然因人对绝对精神教义的不同理解而分裂。在现实中，不接地气的精神追求还经常流于虚伪，进一步伤害政治共同体的内聚力。

世俗文明不做清晰的物质与精神二元划分。强调生活的终极精神意义或目标，很西方、很一神教。患寡亦患不均，组织百姓生活互助，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让群体千秋万代生存下去，貌似是简单的物质目标，却也是伟大的精神目标，是中华民族每代青年都认同的目标。

上帝终将走下神坛，中华世俗文明前程远大。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推动建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世界人民互助过好日子的共同体，也是世俗的，不是“福音传遍世界则天堂降临尘世”的精神许诺。包裹在“世界民主化”许诺里的现实，明显是军事压迫和经济压榨，是维持不平等世界体系的企图，是对全球霸权的追求。

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生产方式进步是个新颖的宏大主题。自从七千年前人类完成了主要食品植物的培育和主要食品动物的驯化，有了“产业”，人类财富的主体一直是养殖和种植的产品。换言之，生产方式向来不是个问题。

始于三百年前，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制造的产品取代种植和养殖的产品成为人类财富的主体。在最近十几、几十年，生产方式再次发生根本变化，人类财富的主体从有形产品变成无形产品，就是说制造变成了创造。

生产方式落后，哪怕是超大型政治共同体，也会陷入挨打受欺凌的囧境。西方在最近两次生产方式的革命中都遥遥领先，西学对生产方式的理解是个伟大贡献。

先进生产方式塑造政治共同体的前途，是我们认同的唯物主义理解。创造“自古英雄出少年”和“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大环境，塑造“创新型中国”，是对中华政治共同体的严峻挑战。

四

概括上文观点。第一，人类群体间的区隔主要是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区隔。第二，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竞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主动力。第三，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竞争取决于政治共同体的三大特征：规模（人口和国土两要素的综合）、内聚力、生产力。

中华政治共同体规模之大举世无双。这共同体是个既患寡亦患不均的大家庭，其无与伦比的内聚力来自独特的同心圆结构，功能是组织互助，是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中国共产党不是什么“统治阶级”，而是现代同心圆的现代圆心，时刻警惕自己脱离群众，时刻警惕自己因行政化而滑向官僚主义的腐朽。中国共产党一心为公，为14亿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还努力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人民谋大同。因此，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选择，是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将来的选择。

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竞争出发理解世界政治史，同心圆大一统是世界政治文明特殊的先进形式。中华政治共同体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生产方式的再次巨变。建构“创新型中国”，让全民热衷技术创新，让中国在技术上领先全世界，中华民族就能“强起来”，同心圆大一统就会被全世界尊敬。

这篇文字其实是我对本书的评论，也代表我加入六位作者的行列致敬百年中国共产党，共同期待党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完成“第二个一百年”任务。即便我无法活着见证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的庄严时刻，却希望那时这篇文章还与这本书及其作者和读者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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