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中国的“华夷之辩”和西方的文明等级论是一回事儿？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自有文明以来，如何看待世界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文明交流并不顺畅的古代，人们的认识观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古代中国，以“华”、“夷”作为区别，形成了所谓的“华夷之辩”。19世纪初期，欧美国家出现了称作“文明等级论”的认知观，他们按照发展水平的差异，把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划分为不同的等级。

中国古代的华、夷具有高下之别，西方的文明等级论下亦是贵贱分明。看起来，似乎中外之间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在近代工业文明的加持下，曾有许多中国人追捧“文明等级论”，视其为认识世界的正确理念。

不过，历史已经证明，“文明等级论”非但救不了中国，还会把中国拖进殖民主义的泥潭。然而，当“华夷之辩”的旧思维被坚船利炮彻底摧毁之时，为何中国的知识分子会转向“文明等级论”？“华夷之辩”与“文明等级论”真的相连相通，乃至于可以无缝对接吗？我们不妨回到历史，探讨答案。

“华”、“夷”的等级与区分

至少从商周时期开始，华夏民族就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华夷”概念。所谓“东曰夷，南曰蛮，西曰戎，北曰狄”，活动在华夏文明周边的部族，都是夷狄、戎狄、蛮夷。东汉史学家班固在《白虎通德论》中说得很清楚：“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蛮夷戎狄和中国是泾渭分明、相对对峙的两类群体。

在华夏的话语体系中，作为对立一方的“夷”承担了各种意义上的反面角色。春秋时期，管仲说“戎狄豺狼”，与之相对则是“诸夏亲昵”。孔子完全赞同管仲的观点，更直白得阐述了“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看法。可以说，至少从先秦时期开始，“华”对“夷”的歧视就已经公开存在，而且蕴含着高低贵贱之分。

华夏鄙视、敌视，乃至仇视蛮夷，很重要的原因是双方频发的战争。在传统时代的生产力下，游牧民族与渔猎民族出于各种原因，时常对农耕民族发动充斥着杀戮与破坏的掠夺战争，使华夏产生了“戎狄禽兽”的观感。有圣君之名的唐太宗李世民说过：“戎狄人面兽心”，情感倾向，可见一斑。

《步辇图》局部

随着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不断完善和转型，“华”与“夷”共同存在，而地位之别、高低之分也变得更为清晰。宋代石介做《中国论》，表述“中国，中国也，四夷，四夷也”，华夏与四夷决不可混淆。继而延伸，“中国之有夷狄，犹君子之有小人”，“华”与“夷”一高一低，格外分明。

在讨伐元朝的檄文中，朱元璋高高举起了“华夷之辩”的大旗，他说“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以此否定蒙元的合法性。其实，在更多的场合下，朱元璋一再说过元朝兴起是天命，自己能够取而代之，则又是另一场天命。

但无论如何，当出现民族之间的战争时，“华夷之辩”都是一把有力的武器。

话至于此，可以看出“华”与“夷”的区分古已有之，而且防范甚严。就此而言，说“华夷之辩”具有等级色彩并无问题。但关键问题在于，华夏与夷狄，是以什么标准来区分的？是不是和近代西方的“文明等级论”一样，按照地域、人种、血缘划分呢？

众所周知，孔子做《春秋》具有深远的意义，其中也包括华夷观。对此，韩愈是这么解释的：“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倘若华夏的诸侯“用夷礼”，那么他就成了夷狄。反之，如果夷狄“进于中国”，那就成了华夏的一部分。

可能有人会说，韩愈是唐朝人，李唐皇室都有胡人血统，观点难免偏颇。那么请看宋代大儒程颐的说法：“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倘若“失礼”，就会由“华”降为“夷”，甚至再沦为禽兽。因为要避免这种沦丧，所以圣人做《春秋》，而且“华夷之辨尤切切也”。

辛弃疾的好朋友，志在恢复中原的陈亮曾经给宋孝宗上书，论及华夷问题，陈亮说北魏孝文帝定都洛阳，全面学习华夏文明，于是成了中国之主。而当时的南朝政权虽然血统、法统来自华夏，却因为文明堕落而“非复天命人心之所系”。

总而言之，在“华夷之辩”的话语体系中，确实具有华高于夷的等级观。但无论是中华、华夏还是中国，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或者种族概念，更多是文化、文明的概念。就根本而言，这与“文明等级论”的等级观是不同的。

“入夏则夏”的动态实践

仅就文字而言，“文明等级论”也并没有把人种、血缘与等级直接关联。但无论其如何遮掩、粉饰，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这套话语体系下，黄种人、黑种人能够比白人更先进吗？中国人、日本人可以比美国人、英国人更文明吗？答案不言自明。

或许有人要反问，难道“华夷之辩”就真的能“变”？当然可以。

孟子说“用夏变夷”，这样的例子在当时就很好找。小人物如楚国人陈良，本来是“蛮”，但“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于是成了“夏”。大人物如晋文公，其母亲来自于戎，流亡期间又娶了狄人之女为妻，作为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身上的戎狄色彩显然不少。

辽朝是契丹民族建立的政权，与北宋长期对立，应该是典型的“夷狄”。辽道宗让大臣讲解儒家经典，读到“夷狄之有君”这句时，大臣怕惹事，迅速跳过不讲。辽道宗却面色坦然，他说：“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作为契丹民族的君主，辽道宗自视为“中华”，其依据是“礼法”、“文物”。至少在他的概念里，已经从“夷狄”上升到了“华夏”。

辽道宗要当华夏，宋朝君臣可能未必同意，毕竟这涉及到谁是“天下共主”的问题。但待到蒙元崛起，天下即将又异族混一之时，谁是有资格统治天下的“华”就成了重大问题。

对于这个理论空白，效力于元朝的儒生们及时打上了补丁。比如郝经、许衡等人提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入夷则夷，入夏则夏”。

这些说词至少具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希望蒙元统治者“行中国之道”，元世祖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此种意见。另一方面是继续论证“华夷之辩”的合理性，蒙古统治者用中国之道，就成了“华”，其外围那些不行中国之道，甚至与元朝对抗的番邦、部落，就是“夷”。

事实上，忽必烈的继任者们大多对“中国之道”不甚感兴趣。但到了清朝，统治者的汉文化水平远超普通人，甚至不再需要儒臣帮忙打补丁，爱新觉罗家的皇帝们要自己站出来，亲自上台解释异族征服与“华夷之辩”的关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雍正皇帝。

韩愈在《原道》中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雍正打着韩愈的名号，悄悄把这句话改成了“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

韩愈的原话对应的是华夏血统的诸侯，如果他们“用夷礼”就成了蛮夷，用中国礼乐文明，才能是“华”的一部分。至于夷狄怎么能变成“华”？韩愈在这里并没有说。经过雍正帝的改造，似乎只要夷狄统治中国，即成了中国的一部分，就能名正言顺的完成从“夷”到“华”的进步。

《雍正帝行乐图·道装像》，图自故宫博物院。

某种意义上，元朝儒生所说的“入夏则夏”，在清朝这里得到了完美的实现。如此而言，清朝、元朝，乃至于此前的辽、金，都不能算是夷，大家都是“华”。

剖析近代西方“文明等级论”，其根在于种族。设置等级的目的之一是把他们所认为的野蛮人紧紧关在门外，哪怕如同东洋某国穿西装、吃西餐、说外语，造出坚船利炮，也还是“黄皮猴子”。

而在“华夷之辩”的体系中，看起来“华夷之防”甚严，但从来没有关门上锁，反而给“夷”点亮了通往“华”的方向。只要走完这条路，就能“变夷为夏”。在历史上，中华民族能够不断壮大，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越来越多的族群走上，并且走完了这条路。

走出“华夷”，掉入“等级”

“华夷之辩”这套体系使用了两千多年，但自从西方入侵，世道彻底变了。觉醒的中国人意识到，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管用了，继续坚持只能挨更多、更痛的打。未来该往何处去？流行的“文明等级论”进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

从最初“开眼看世界”的薛福成、郭嵩焘，到为变法牺牲的谭嗣同，早先觉醒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文明等级论”很感兴趣。他们认为，中国需要在这文明的等级上不断提高，向上爬升，才能摆脱今日的不利局面。然而，洋人不会告诉他们，这文明的等级是锁死的，只会告诉中国人，列强高尚、中国卑鄙，所以中国该打。

晚清的人们初看世界，难以觉察其中奥秘，到民国时代，一些留学于欧美，真正吃过洋面包的知识分子，其实已经看到了其中的问题，却因为各种原因，反而更加推崇文明等级论。

比如胡适，早年他就痛心疾首于西方之优越、中国之低下，说“不能宣传中国文化”。晚年时，胡适以饱经岁月的老者身份教育年轻人，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世纪是“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大英帝国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是这个世界一个伟大的稳定力量。”当然，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个“伟大的稳定力量”在那一百年里干过的罪恶之事，只怕一场演讲都说不完。

胡适

晚清以来，中国人从“华夷之辩”的旧世界中脱离出来，却掉进了更为险恶的“文明等级论”，其中原因，时代冲击造成的自卑心理是很是重要。

其实，如果长时段对比东西方世界，“华夷之辩”构造的等级世界显然比西方更为成功。借由“以夏变夷”的通道，中华文明得以长期延续，而且发展壮大。相较之下，罗马帝国既不能“驱逐蛮族”，也不能“用罗变蛮”，曾经辉煌的罗马帝国，最终被蛮族吞噬，欧洲也进入了无论如何都并不光明的中世纪。

现在，有人断定，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民族歧视、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甚至说直至今日也非常严重。那些为了抹黑中国，无所不用其极的无聊之人，自然无需理会。但还有一些人，他们看似有理有据，还能引经据典，但其主要逻辑根源就是自己的“文明等级论”。按照他们的理解，高等级就是要欺负低等级，所以不用看也能想到，中国正在发生民族压迫。

但事实上，从古到今，“华夏”不断改造、吸收和消化“夷狄”，于是不断壮大、发展。或许一些人理解不了其中的智慧，但有必要提醒他们，特别是一些喜欢动辄“大发慈悲”的洋大人，不要用自己黑暗的过去，揣测别人光明的历史。

日前，加拿大坎卢普斯赛克维派克第一民族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使用探地雷达对坎卢普斯市一所印第安寄宿学校旧址进行探测所获得的最初报告，又发现了200个儿童墓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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