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陈独秀与毛泽东晤谈的历史意义
【文/熊月之】
中共发起组运作期间，渔阳里发生过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即陈独秀与毛泽东的晤谈。
在介绍陈独秀与毛泽东的晤谈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毛泽东与上海这个城市的关联，以及毛泽东此前与陈独秀的来往。
毛泽东与上海的关联
上海在毛泽东的思想成长史、革命斗争史上，作用巨大，地位特殊。
进步书籍与报刊，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与上海联系起来。
毛泽东第一次到上海，是1919年。但是，毛泽东此前早已与上海城市发生关联，受到上海城市重要的影响。
1907-1908年，毛泽东已经阅读到上海学者郑观应写的《盛世危言》，思想很受刺激，非常喜欢。他在与斯诺谈话时说道：“我常常夜里很晚，把我房子里的窗户掩盖上，好使我父亲看不见光。用这样的方法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书我非常喜欢。它的作者们，是一些老的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由于缺乏西洋的工具：铁路、电话、电报、汽船等等。他们想把这些东西，介绍到中国来”1。这时，毛泽东还只是十四、十五岁的少年，这是他第一次阅读宣传变法图强、振兴中华的书籍，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这部书是他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的2，读了很多遍。
《盛世危言》是洋务运动时期思想家郑观应的名著。郑观应（1842—1922），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58年来上海学生意，入新德洋行服务，并入英华书馆夜班学习英文。1859年入英商宝顺洋行工作，1872年入太古轮船公司当买办总理兼管账房。1868年后与人合办和生祥茶栈，后任扬州宝记盐务总理。1880年后转入官办企业，参与经营管理，曾任上海机器织布局襄办、会办、总办，上海电报分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等职。1922年病逝于上海虹口，次年移葬澳门。郑观应自17岁以后，除了短暂时间因事到他处以后，一直在上海生活，《盛世危言》也是他在上海写成的。
郑观应
《盛世危言》是郑观应关心国家命运、民生疾苦、勤于思考、善于学习的结晶。郑观应生活的时代，广东香山很多人到上海做买办，徐润、唐廷枢等都是从那里到上海来的。他们普遍重视外语学习，重视了解外国信息。郑观应是他们当中特别杰出的一位。郑观应所就读的英华书馆，系英国寓沪学者傅兰雅所办，是当时上海最著名的业余英语学校，1865年开办，设在石路（今福建中路），每月学费为5两银子。从郑观应在洋行工作业绩来看，有理由认为，他的英语程度已相当不错，足以应付洋行业务的需要，听、说、读都是没有问题的。由此可以推断，他花在自学英语方面的时间与精力也不会少。当时的上海，是西书荟萃之地，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等，都是著名的西书翻译、出版机构，这些机构所出版的西书还在流通，新的西学知识大量涌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新译的西书，以及在买办生涯中可能接触到的西书，都是郑观应留心阅读的内容。因此，郑观应视野开阔，知识丰富。
郑观应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国不断在走下坡路，外有内患，交替袭来，国势羸弱，民不聊生。许多有识之士，忧心忡忡，提出各种变法图强方案。郑观应不断地将自己思虑所得，形诸文字，或呈送给相关官员，或发表于报刊，或印成书籍，希望能对国计民生有所裨益。1880年，他将这些文字，辑为《易言》一书刊行，到1893年又将其扩展为《盛世危言》，1894年由上海宏道堂刊行木刻本。书中认为中国在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很多方面落后于西方，要奋起直追，求强求富。政治上要建立议会式的立宪政体，在经济上要组建工商业团体，发展现代工业；教育上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要变革；司法上也要进行革新。
《盛世危言》所反映的是那个时代人们普遍感受到的迫切问题，刊行后影响很大。郑观应又根据局势变迁，几次改编重版，于是，经其手订的有《盛世危言》五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十四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八卷本。坊间书贾为适应读者需要，曾一再翻刻，各种版本有二十多种。
毛泽东在阅读《盛世危言》的同时，还读了另外一本与《盛世危言》类似的书籍，即冯桂芬所著《校邠庐抗议》。冯桂芬(1809-1874)江苏吴县人（今苏州）。道光朝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他重视经世致用之学，注意研究西学，思想敏锐。1860年至1861年，他流寓上海，住在县城里，写成《校邠庐抗议》一书，系统提出社会改革思想。全书40篇，内容包括变官制，汰冗员，公黜陟；复乡职，复陈诗，鼓励民间用通俗诗歌反映民情；制洋器、采西学，学习西方一切有用的东西。此书受到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赞赏，在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影响很大。
毛泽东阅读《盛世危言》与《校邠庐抗议》的时间，1907-1908年，已是新政时期，清政府正在实行新政，在发展工商、改革教育等方面，已有不小起色，立宪运动正在积极推动。这个时候，《盛世危言》《校邠庐抗议》所主张的那些变法图强主张，已经不那么时新了。那么，毛泽东读了这些书籍，为什么还会很受刺激、“非常喜欢”呢？这与区域发展差异性与信息流动不同步性有关。毛泽东所生活的韶山，那时还没通火车，更没有汽车，人员流动、商品流通、信息传播都很缓慢，社会相当闭塞，经济发展程度较长沙落后一大截，较上海等地落后更多。人们能够接触到时新读物极为稀少。毛泽东此前所接触的读物，除了《三字经》《幼学琼林》与四书，就是《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之类，总之，都是中国传统读物。可以说，毛泽东那时所生活区域的经济发达程度、所读书籍的时新程度，与上海等地相比，至少相差十年。正因如此，在上海等地已经不那么时新的读物，在韶山一带，还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所以，他要把窗户掩盖起来，不让他父亲发现，如饥似渴地阅读。
《校邠庐抗议》 图自故宫博物院
郑观应著《盛世危言》，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都是在上海，不是偶然的。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的上海，已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中国新型文化人集聚之地，新思想、新文化传播中心。郑、冯之外，洋务运动时期其他领导思想潮流的人物，王韬、薛福成、马相伯、马建忠等，也都生活在上海。
毛泽东那时所读到的鼓吹变法图强的书，是《盛世危言》与《校邠庐抗议》，而不是其他同类书籍，如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记行》，还有一个原因，即《盛世危言》与《校邠庐抗议》是光绪皇帝钦命印刷要百官阅读的变法参考书。还在1889年，光绪皇帝的师傅孙家鼐便推荐过《校邠庐抗议》，认为书中所讲“驭夷”等条，最切时宜，为当今第一要务。光绪皇帝从中选出六篇，装订一册，题签让翁同龢看。1898年，维新变法高潮期间，孙家鼐又将《盛世危言》与《校邠庐抗议》，一并进呈光绪皇帝，称赞“其书皆主变法”，希望皇帝“留心阅看，采择施行”。3光绪皇帝下令将《校邠庐抗议》刷引二千册，要个大臣签注，将其书中某条可行，某条不可行，一一签出，或各注简明论说，由各堂官送还军机处，择其签出可行之多者，由军机大臣进呈御览，请旨施行。这样，《盛世危言》与《校邠庐抗议》，便较其他主张变法的书籍流传更为广泛，以至于湘乡、韶山那些比较闭塞的地方，也能读到。
毛泽东青年时代所读的另一部书，也与上海有关。
毛泽东在17岁的时候，有时到离家几华里的李家屋场上，向一个叫李漱清的先生讨教读书。李漱清是湘潭师范和长沙法政专科学校毕业，在韶山李氏族校等学校执教。一次，李漱清向毛泽东推荐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本子。毛泽东读了以后，很受刺激。他日后回忆：“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这本小册子是什么书呢？李锐在《毛泽东早年的读书生活》中，将其定名为《列强瓜分之危险》，萧三在《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称此书为《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后来介绍毛泽东青少年读书生活的文章、书籍，多沿此说。查清末所出此类书籍，并没有名为《列强瓜分之危险》或《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的小册子。那么，这到底是本什么书呢？
陈天华《警世钟》
其实，这就是陈天华的名著《警世钟》。1984年，已有学者指出这点。4最内在的证据，就是上述毛泽东对这本书开头的记诵与内容的描述。毛泽东与斯诺时，充当翻译的是吴亮平。吴根据记录整理出来的《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呈现的与斯诺《西行漫记》说法完全一致，即“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对于此书开头一句话，吴亮平用文言表述为“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毛泽东当时讲话，无疑是用白话文表述的，吴亮平以为此书是文言，所以，转为文言。殊不知，《警世钟》是道地的白话文。《西行漫记》英文版的表述是：Alas, China will be subjugated。Alas与《警世钟》正文开头“嗳呀！嗳呀！”的意思、语调，若合符节。
《警世钟》正文开头这么写道：
嗳呀！嗳呀！来了！来了！什么来了？洋人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贵的，贱的，富的，贫的，做官的，读书的，做买卖的，做手艺的，各项人等，从今以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唉！这是我们大家的死日到了！
苦呀！苦呀！苦呀！我们同胞辛苦所积的银钱产业，一齐要被洋人夺去；我们同胞恩爱的妻儿老小，活活要被洋人拆散，男男女生们，父子兄弟们，夫妻儿女们，都要受那洋人的斩杀奸淫；我们同胞的生路，将从此停止；我们同胞的后代，将永远断绝。枪林炮雨，是我们同胞的送终场；黑牢暗狱，是我们同胞的安身所。大好河山，变做了犬羊的世界；神明贵种，沦落为最下的奴才。唉！好不伤心呀。
陈天华以血泪般的文字，指出了帝国主义是奴役中国人民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呼吁各阶层各种职业的人们警醒，团结御侮，奋起杀敌。他坚信帝国主义完全可以被打败，指出“洋人”并没有三头六臂，“只要我们全国皆兵，他就四面受敌，即有枪炮，也悬寡不敌众”。陈天华号召人们行动起来，“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
这本书写于1903年，初刊于日本东京。传到国内以后，上海革命党人将其翻印一万部，免费分送各地。很短时间内，已翻刻数十版。到1904年，各地翻印册数已以百万计，可见影响之广。陈天华(1875-1905)，湖南新化人，1903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同年4月写血书抗议俄国侵占东三省，积极参加拒俄义勇队，回国策动武装起义。作《猛回头》《警世钟》等书，宣传革命思想，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影响甚大。1904年2月，和黄兴、宋教仁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参与策划在湖南武装起义，事泄复逃亡日本，1905年，参加组建中国同盟会。因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愤而投海自杀。陈天华是湖南人十分崇敬的爱国英雄，他的以身殉国，更激起了国内爱国热情的高涨，《猛回头》《警世钟》等书也因此传播得更为广泛。
毛泽东对陈天华非常崇敬，认为陈天华是湖南人的骄傲。他曾在《湘江评论》第4号刊文，高度评价陈天华以蹈海警醒国人的事迹，是湖南“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
毛泽东青年时代所读的一些翻译书籍，也与上海有关。
1910年，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毛泽东读到一本关于世界名人的书。他对斯诺说：“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喀德邻女皇、大彼得、卫灵吞、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5
毛泽东的同学萧子暲（后来成为著名诗人萧三）回忆此事，说毛泽东是从他手里借阅这本书的（萧将书名记为《世界英雄豪杰传》），阅读以后，深深地被书中描写的拿破仑、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与林肯等人的事迹所感染，在书上画了许多圈点，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邻女皇，还书时表示：“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抚着。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的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6
查1911年以前中国所出书籍，甚至直到1919年以前，似没有一本题为《世界英雄豪杰传》或《世界英雄传》《世界英杰传》的书7。那么，毛泽东所读是本什么书呢？笔者考订，很可能是《世界名人传略》。
《世界名人传略》( Chambers ’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封面标“上海山西大学堂译书院译印”，版权页标“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十月出版；原著者英国张伯尔，译述者英国窦乐安、同安黄鼎、上海张在新、蓬莱郭凤翰，校订者上虞许家惺；发行者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寄售者广学会、美华书馆、华美书局、群学会；印刷者商务印书馆”。
《世界名人传略》系由李提摩太提议，选译英国张伯尔《世界名人字典》而成。共选一千余人，以人名字母为序，按二十六字母分卷，惟U一卷，无选者，故阙。每传译名下，附列西文原名，及其生卒年代。书末附列世界名人时代表，将所收名人，按中西年历，以次编列。这是清末出版最全面、最详细的世界名人辞典。此书最早英国张伯尔出版公司，今通译钱伯斯兄弟( W.＆．R．Chambers)出版公司，在1897年首次出版。此书名为《世界名人传略》，但所收录者主要是欧美世界人物，所收中国名人，仅孔子、玄奘、忽必烈与李鸿章等寥寥数人。毛泽东与斯诺提到的各位世界名人，在此书中均有传记。
书前有许家惺所作序言，交待此书翻译缘起。许家惺(1873-1925)，字警叔，别号默斋、东雷，浙江上虞人，举人出身。曾任《时务报》《中外日报》《沪报》《时事报》《大同报》《华英合文报》等撰述。先后发表有《中国救亡策》等多篇时评、政论文章。译有《植物学教科书》《矿物学教科书》《生理学教科书》《动物学教科书》等。
需要说明的是，山西大学译书院并非设在山西大学所在地太原，而是设在上海。1902年，创办山西大学的李提摩太，在上海设立山西大学译书院，地址在上海江西路惠福里120号，聘请英国传教士窦乐安主持，由夏曾佑、许家惺、朱葆琛等人担任翻译，每年经费一万两白银，从西学专斋费用中拨出。1908年因经费困难而停办。译书院先后翻译和出版二十多种教学用书和西方名著，包括《迈尔通史》《最新天文图志》《最新地文图志》《欧洲商业史》等，在清末有很大影响。
1912年，毛泽东19岁，一度从学校退学，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日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约半年时间，广泛涉猎了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特别研读了翻译的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卢梭《民约论》、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和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方面的书，还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并第一次看到一张世界大地图。毛泽东眼界大开，思想深受影响。他后来说：“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毛泽东述及的这些书，几乎都是上海出版的。其中，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均为严复所译，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8。卢梭《民约论》，全称《路索民约论》，杨廷栋译，上海文明书局1902年出版。清末民初上海史西学传播中心，所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多由上海出版。
这些翻译书籍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是相当深刻的。李锐在《毛泽东早年的读书生活》中，对此有具体分析。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谈到他读《群学肄言》之后的感受，说是读了此书《缮性》篇后，“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穆勒名学》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本逻辑学专书。作者穆勒在逻辑学史上有崇高地位，他在继承培根逻辑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新的逻辑体系。他排斥演绎逻辑，而重视归纳逻辑，对归纳逻辑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毛泽东一生对哲学怀着极其浓厚的兴趣，爱读逻辑学书，便是从阅读《穆勒名学》开始的。他读这本书时还只有19岁，就接受了逻辑学的原理，此后他一直十分重视思维的逻辑性与写作的逻辑性。1959年，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编辑一套“逻辑丛书”，严译名著有两种收入丛书之中，便包括这部《穆勒名学》，还有一部是耶方斯的《名学浅说》。
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还述及一份著名的报纸《民立报》，也是上海出版的9。毛泽东用三个第一，表述他读到这份报纸的感受与影响，第一次看到报纸，第一次听说孙中山，第一次发表政治意见。他说：1911年，“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这是一种民族革命的日报，登载着广州反对满清的起事和七十二烈士的死难。这件事情是在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的领导下发动的。我被这个故事很厉害地影响着了，觉得《民立报》充满了动人的材料。这报是由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变成国民党一个有名的领袖。在这个时候我也听到了孙中山先生和同盟会的纲领。国家这时正是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竟兴奋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到学校里的墙上。这是我的政治意见的第一次的发表”10。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政治观念、世界观念、知识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关节点，几乎都与上海知识产品的影响有关：读了《盛世危言》与《校邠庐抗议》，知道了改良派变法图强的思想；读了《警世钟》，知道了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危险；读了严复等人翻译的西书，知道了西方近代自由平等学说；读了《民立报》，知道了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他用一句话，那时毛泽东尽管还没有到过上海，但上海作为中国最大城市，作为中国报刊书籍出版中心，作为中国文化重镇，其辐射力已经波及毛泽东所生活的区域，毛泽东已经与上海发生了重要的关联。
毛泽东用这类文句来表述自己的感受：“非常喜欢”、“极有价值”，“我竟兴奋到这样的程度”，“我对祖国的将来，觉得非常可忧。我开始认为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人的职责”。上海，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
毛泽东自述：“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报纸。”上海的报刊与书籍，一直是他获得外界信息、增长知识的重要途径。1917年，他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时，就经老师杨昌济推荐，阅读到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深其影响。毛泽东曾对友人说：“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其实，他不光阅读上海报刊，还向上海刊物投稿。1917年4月1日，他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体育之研究》的文章。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文章。
《体育之研究》，是近代难得的一篇用近代科学眼光深刻论述体育意义的宏文。文中极其正确且富含学理地阐述了体育之真义：“体育者，人类自其养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并认为在德智体中，“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
体育之为事，对于全世界各国家、各地区、各民族来说，均品类繁多而历史悠久。中国古人强调之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前四艺都或多或少地与体育有关，特别是射、御，射箭与驾车，就是体育活动。先秦时期，中国社会民气刚劲，武风盛行。汉代以后，独尊儒术，汉民族地区社会趋于崇文鄙武，特别是唐宋代以后，武事废堕，民气柔靡。尽管民间习武之风不绝如缕，士大夫中亦有人以习武强身。北方蒙满等游牧民族与西南少数民族，或骑马击剑，或翻山越岭，皆可视为体育之事。但是，从总体上说，在儒学主导的传统社会，没有体育的地位。
体育之为学，作为三育之一或四育之一，在西方，是古已有之，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很明确了，在中国，则是近代以后的事。近代中国是在一次又一次战败以后，众多志士仁人在分析寻找原因，由坚船利炮而声光化电而立宪制度而思想文化，也有人看到体质的差异，开始有了体育自觉。严复、梁启超等人在这方面均有论述。体育的重要性在清末已经被人们所认识。清政府在1903年颁布的“癸卯学制”，确立了体育在新式学校中的地位，规定体操科目为各级各类学校所必修，还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宗旨、体操科目的内容和要求作了规定。
但是，近代中国在倡导体育的过程中，有一突出现象，即将体育强身与救亡图存紧密联系起来。严复、梁启超、蔡锷、蔡元培、钮永建等，都有这方面论述。这类关于体育与救亡之间关系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体育救亡论。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各种体育活动、体育赛事都被赋予爱国的意义，经久不衰。这种思想，有其产生的历史根源，也有其一定的道理。首先，由体育而强身而强国，三者之间确有内在关联。其次，被侵略的国家，经济落后的国家，国力弱小的国家，需要通过一切可以激励民气的方式、途径来鼓舞国民的士气。在这个意义上，弱小国家、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渴望诺贝尔奖、奥斯卡奖，渴望奥运会金牌和一切国际赛事的奖牌。但是，不适当地、过分地强调体育的救亡意义，看上去是赋予体育在政治上很高的价值，实际上却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体育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真义。因为，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人们一旦从自己的经验中感受不到体育与救亡的直接关联，就会失去对体育的兴趣。
毛泽东这篇文章的过人之处，是他直接从人的成长、人的健康、人的全面发展出发，而不是从体育功用出发。他认为体育自觉是人类进化的结果，是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地方：“人体之组成，与群动无不同，而群动不能及人之寿，所以制其生者无节度也。人则以节度制其生，愈降于后而愈明，于是乎有体育。体育者，养生之道也”。文中论述体育在德智体三育中的根本地位，体育锻炼给人生带来的益处，批评中国传统教育中轻视体育的弊端，介绍参加锻炼的原则与方法，分析普通人不重视体育锻炼的种种原因，在在合乎科学，深中肯綮。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发表此文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之中，此前两年日本提出过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此前一年袁世凯上演过复辟帝制的丑剧，可以说，中国内忧外患，极其严重，作者虽然在文中提到“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但是，通观全文，作者并没有过多地将笔墨落在体育救亡上面，而是落在体育与人的全面发展上面，这是毛泽东见解特别深刻之处。11
《体育之研究》撰稿过程、投稿过程、发表过程以及稿费数额，均无具体史料披露。但是，可以料想的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文章，一定非常喜悦，也一定会对《新青年》杂志留下难忘的印象。这也是毛泽东通过杂志这一媒介，与上海、陈独秀发生关联的重要事件。
以上都是毛泽东或通过上海出版的书刊，与上海发生的间接关联。毛泽东第一次来上海，是1919年3月14日，他从北京乘火车，经过南京来到上海，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出国。这次赴法勤工俭学共89人，其中湖南籍学生最多，有欧阳钦、林蔚等43人。同年12月16日，毛泽东率40人的代表团赴京，从事驱张运动，途经上海。恰逢挚友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三十余人在沪候船准备赴法勤工俭学，他与蔡和森亲切晤谈话别。这次，他借宿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51号寰球中国学生会会所内。以后，毛泽东来上海日益频繁（见表格），其中，对他思想演变影响最大的，要算1920年他在上海拜访陈独秀并与陈独秀深谈的那次。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陈独秀与毛泽东晤谈
1920年夏天，时在上海的毛泽东，多次前往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两人谈了很多，讨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讨论了湖南改造等问题。这对毛泽东的思想演变影响很大。他十六年后回忆：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那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2
陈独秀与毛泽东两人此前已经相识，并有思想交流。
1918年秋，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陈独秀时任北大文科学长。一次，毛泽东在文学院门口见到陈独秀，简单地讲了几句话。毛泽东谈及自己曾多次拜读他的文章，并抱着尝试的态度，给《新青年》投稿，发表了《体育之研究》文章，以及新民学会在《新青年》杂志影响下的发展情况。这引起了陈独秀对他的注意，特别嘱咐毛泽东有时间就去找他。这次短暂的谈话，令毛泽东兴奋不已。他高兴地对杨开慧说：我今天见到陈独秀了，“陈先生见解精湛，敢做敢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才。这几天，我在北京接触了不少人，他给我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了。”13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了支持学生运动，陈独秀曾上街散发传单，结果被军警逮捕。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高度赞扬陈独秀的行为。文中写道：“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陈独秀氏为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人，实学界重镇。”“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文章宣称“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文末，毛泽东心潮澎湃地喊道——“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陈独秀被捕以后，声援的人很多，但是喊“万岁”的似乎仅此一例。
陈独秀与毛泽东，两人有许多不同之处，诸如家庭出身、学术素养等，也有一些相似方面。其中相似之处，即都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个人魅力型领袖人物，天资聪颖、富有主见、意志坚定，具有超群的领导能力。这类人通常不易被别人意见所打动折服，但一旦被别人的意见所打动折服，则全力以赴，一往无前，强毅果敢，不屈不挠。毛泽东用“关键性的那个时期”“深刻的印象”“没有动摇过”等极端词汇，描述自己与陈独秀晤谈以后的感受与印象，说明他确实被陈独秀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深深打动，心悦诚服。人类社会中，师生兼同志的关系，话最容易越说越深入，越说越投缘。渔阳里的陈、毛会晤，陈独秀究竟对毛泽东说了些什么，史料阙如，无法确知。但回溯两人以往的相互了解与交往，他们当会谈到《新青年》，谈到《新青年》对《湘江评论》的影响，谈到《体育之研究》那篇文章，谈到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当然也会谈到那篇喊“万岁”的文章。他们一定会谈到陈独秀那篇赞扬湖南人精神的文章。1920年初，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欢迎湖南人底精神》，对毛泽东等人开展的驱除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深表支持。文章一开头就说：“我们安徽人在湖南地方造的罪孽太多了，我也是安徽人之一，所以对着湖南人非常地惭愧。”他如此说，因为张敬尧是安徽霍邱人。陈独秀提到湖南人的奋斗精神，举了一批英杰，包括艰苦奋斗的学者王船山，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曾国藩、罗泽南，历尽艰难、坚忍不拔的军人黄克强和蔡松坡。陈独秀说，他们奋斗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这“可爱可敬的青年”中，就包括毛泽东在内。依陈独秀那种胸无城府、激情澎湃的特性，他一定会由衷欣赏这位比他小14岁的后生，其喜悦之情也一定会溢于言表。
其结果，便是我们所熟知的，毛泽东成了由陈独秀亲自介绍入党的共产党员，党龄从1920年算起。毛泽东在湖南从事革命活动，陈独秀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汪原放回忆：
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恽代英同志于一九一九年冬在武昌创办利群书社；毛泽东同志则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陈独秀为这两家书社都向亚东作了三百元营业额往来的担保。毛泽东同志曾经拿了陈独秀的保单，亲自到亚东来联系。现在推算起来，时间当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到七月间。亚东和利群书社、文化书社的业务往来，在亚东《万年清》帐册上均有原始记录，往来帐目都未结清。解放后汪孟邹还说过，这已经成了历史文物了。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帐册都已经散失了。14
毛泽东回到湖南，成了中国共产党长沙组织的发起人与组织者。1921年中共一大举行，毛泽东成为12名正式代表中的一名，成为中共湖南支部首任书记；1923年中共三大后，毛泽东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成员兼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局日常工作。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1923年以后，毛泽东在党内有如此高的地位，个人能力、奋斗业绩自然是根本原因，但不能说与陈独秀对他的欣赏器重没有关系。诚如金冲及先生在《毛泽东传（1893-1949）》中所说：“自一九一七年四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刊发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六年过去了。从五四、建党到工人运动，陈独秀越来越赏识毛泽东的才干。一九二三年一月他着手筹备党的三大，便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共中央工作，派李维汉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一职”。15
大而政党，小而个人，其发展既有路径依赖，也有基础铺垫。毛泽东日后成为全党最高领袖，其最初的基础铺垫便是中共三大，进入中央领导层，成为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正因为此，毛泽东对于当年与陈独秀的交往，对于在渔阳里与陈独秀的晤谈，印象特别深刻。也正因为此，他对于自1920年至1924年在上海的生活，印象特别深刻。十多年后，他与斯诺谈话时，还特别提到住在上海的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安定、最富有家庭生活气息的日子”。
陈独秀于1927年7月离开中共中央领导位置，1929年因就中东路事件发表不同意见而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1931年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1932年10月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1937年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重庆（原属四川）江津，1942年逝世。对于陈独秀的错误，毛泽东予以毫不留情的批判，但事过之后，毛泽东还是比较全面地、辨证地评价陈独秀的历史贡献。他多次谈到陈独秀：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时，曾简要提及陈独秀，
“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1944年，毛泽东曾因为没能将陈独秀挽救会党内而感到惋惜。还在1937年底，党中央曾尝试将陈独秀挽救回到党内，前提是要陈独秀承认加入托派等错误。陈独秀拒绝认错后，康生、王明等人在一些刊物上诬称陈独秀做了日特汉奸，接受日本津贴。陈独秀对此反应激烈，愤而驳斥，导致两方关系进一步恶化。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指出：
“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
他还指出：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李立三错误路线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
1945年4月21日，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又一次评价陈独秀：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
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在谈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时，说：
“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就是六次大会不选举陈独秀到中央。结果是不是好呢？陈独秀后头跑到党外做坏事去了，现在看不选他是不对的。我们党是不是因为六次大会不选陈独秀，从此就不出乱子，天下太平，解决了问题呢？六次大会选举出的中央纯洁得很，没有陈独秀，可是我们党还有缺点，还是闹了纠纷，出了岔子，翻了筋斗，并没有因为不选他，我们就不闹纠纷，不出岔子，不翻筋斗。不选陈独秀，这里面有一条原因，就是为了图简便省事。”
毛泽东对于陈独秀的历史贡献，一直念念不忘。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报告
注释：
1.[美]埃德加・斯诺著，胡仲持、冯宾符等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00页。
2.1915年2月24日，毛泽东给表兄文运昌写了张还书便条，内称“《盛世危言》失布匣”。其时正值春节期间，说明毛泽东那年春节期间，还在读《盛世危言》。
3.孙家鼐：《请饬刷行〈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第二册，第430页。
4.吕涛：《敲响警世钟的陈天华》，《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
5. [美]埃德加・斯诺著，胡仲持、冯宾符等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09页。
6.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6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记述此事时，比较慎重，仅称“在一本世界英杰传里”云云，未加书名号。
8.其中《天演论》最初不是在上海出版，后来也归并到商务印书馆，作为严译名著丛刊出版。
9.《民立报》，1910年10月11日在上海创刊，是革命党人利用上海特殊地位所出版的众多报纸中影响最大的一份，馆址初设福州路望平街160号，后迁法租界三茅阁桥南54号。于右任为社长，宋教仁、范鸿仙、章士钊等先后任主笔。日出三大张，以提倡国民的独立精神为宗旨，激烈攻击清政府，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报导各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清末民初革命斗争中有巨大影响。1913年9月4日被袁世凯查封。
10.《西行漫记》，第211-212页。
11.1952年，毛泽东在为中华体育总会成立大会的著名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说的也是同样的意思。这说明毛泽东对于体育意义的理解是一以贯之的。
12.[美]埃德加・斯诺著，胡仲持、冯宾符等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39、242页。
13.丁彦斌主编：《中共领袖人物传记》第1卷，中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14. 汪原放：《陈独秀和上海亚东图书馆》，王树康编：《陈独秀评论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4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第94页。
熊月之：《光明的摇篮》，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