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麦金利：我们都失去了阿富汗——二十年的错误、判断失误和集体失败-彼得·迈克尔·麦金利
【文/迈克尔·麦金利 译/观察者网 余烈】
随着阿富汗落入塔利班之手，对拜登政府撤出驻阿富汗美军的指责和谴责如排山倒海般涌来。前国家安全顾问H. R. 麦克马斯特将军（H. R. Mcmaster）的回应同许多人类似，他认为阿富汗问题是“野蛮与文明之间现代边界上的一个人道问题”，美国缺乏“为了全人类的利益继续努力”的意愿。
悲剧正在上演，但不能将责任归咎于任何一个人。拜登政府撤军的时间定得很短，时间刚好是911事件的20周年纪念日，而且正值战斗季的中期，这是个错误。但是，当地的局势是由20年来的错误估计和前三届美国政府奉行的失败政策所导致的，也是阿富汗领导人未能为人民的利益施政的结果。许多现在站出来批评的人，都是这些政策的设计师。
911事件
关于阿富汗为何会落到这一地步，这一更大的问题破坏了20多年来为在该国发动“反恐战争”辩护的企图。我在喀布尔的三年多时间里，2013年至2016年（包括2014年至2016年担任美国驻阿富汗大使期间），我清楚地意识到，美国战略面临的挑战是多么的巨大。尽管我们基本上成功地消灭了国内的“基地”组织，减少了美国国内遭受恐怖袭击的威胁，但我们在打击叛乱、处理阿富汗的政治问题和处理“国家建设”方面的问题失败了。我们低估了塔利班的韧性。我们误读了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现实。
现在是时候面对现实了：如果决定推迟一两年撤出美军，最终也不会对阿富汗当地令人难以忍受的悲惨后果产生任何影响。美国将不得不陷入到阿富汗的泥潭中，不知何时能脱身，每年还要为此付出数百亿美元的代价。在一个治理薄弱、战场条件不断恶化、肯定会有更多美国士兵因塔利班而丧生的国家里，如果塔利班再次将矛头对准美国的军队和外交官，建设的希望是渺茫的。
美军在阿富汗执行作战任务
因此，除了不停的指责和吸取教训之外，对撤军持批评态度的人也应该正视导致我们走到这一步的、针对阿富汗的干预行动的错误判断和缺陷，并认识到应该广泛承担起对错误负责的责任。
军事崩溃
鉴于塔利班最近几天迅速占领了一座又一座阿富汗的城市，也许美国最明显的误判是我们不断高估了阿富汗的国防和安全部队的能力。即使没有美国军队在战术上的支持，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ANDSF）也应该能够保卫主要城市和重要军事装备。许多观察家指出，理论上的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比塔利班要强大得多，装备和组织也好得多。阿富汗特种部队在该地区是最强的军事力量。据报道，早在2021年3月，美国为拜登政府官员举行的情报简报会警告说，塔利班可能在两到三年内接管该国大部分地区——不是几周内。
在2009年至2011年美军“增兵”结束后，这种对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的能力的高估并没有发生变化。美国国防部半年一次的国会演讲经常强调阿富汗军队日益变得专业化，战斗力也不断增强。2012年12月的《阿富汗安全与稳定的进展报告》是典型的，突出表明阿富汗部队执行了80%的任务，并成功地招募了足够多的阿富汗人，以达到352000名士兵和警察的上限规模。
2013年11月的《关于阿富汗安全与稳定的进展报告》更进一步指出：“阿富汗安全部队现在成功地为本国人民提供了安全保障，打好自己的仗”，并“由50个国家组成了联盟，拥有世界上最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的部队”。据报道，到2014年，阿富汗部队“领导了99%的常规行动和99%的特别行动”，并且仍然保持了“略低于352000人的人事规模”。“即使地面局势恶化，2017年的一份报告将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描述为“一般能够保护主要的人口中心……并应对塔利班的袭击。”
只是在过去几年里，报告才开始反映出一种更令人担忧的现实。在2017年和2019年，有报道称数以万计的“幽灵”士兵从名单中被移除——这表明，从来没有所谓33万人的部队可用于打击塔利班，更不用说35.2万人的数量了。国防部在2020年12月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指出，只有“大约298000名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人员有资格领取工资”，这暗示了“幽灵”士兵和虚报人数的问题一再发生。
阿富汗重建问题特别监察主任（SIGAR）也经常强调跟踪设备和工资的问题。阿富汗军队的转型中充满了浪费、欺诈和资源管理不善，进一步削弱了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的作战能力。浪费和欺诈的规模高达数十亿美元，腐败行为往往涉及阿富汗政府高级官员。阿富汗的重建问题特别监察主任确实设法揭露了其中的大部分问题，但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阻止它。
饱受侵蚀的僵局
从2013年开始，塔利班在战场上似乎每年都取得进展，用华盛顿的话说，这就是所谓的“饱受侵蚀的僵局”——即使他们经受了2013年塔利班创始人毛拉·奥马尔（Mullah Omar）死亡、2016年他的继任者被暗杀，以及2018年至2019年的战争中联军发动的猛烈轰炸。
眼下这不断恶化的僵局在很久以前就埋下了种子。在2001年之后的那几年里，当时的政府没有对阿富汗的警察和军队进行投资，这意味着政府失去了在塔利班处于守势的时候建立一支有能力的战斗部队的宝贵时机。十多年来，政府空军的建设并没有被放在第一位去考虑；新一代阿富汗飞行员的培训在2009年才开始，而且，由于政府决定将阿富汗机队的直升机从俄罗斯装备变为黑鹰，所以培训速度比必需时间更慢一些。
虽然阿富汗空军在最近被认为是相对有战斗力的，但随着美国顾问在2019年开始离开，今年，美国决定撤回为阿富汗政府的军事行动提供维护和支持的数千名承包商，由此，阿富汗政府空军取得的任何进步都被破坏了。
即将撤退的美军
事实上，美国未能移交与阿富汗军队合作的18,000名承包商的服务，或者未能提供财政担保以支付这些费用，这对喀布尔政府造成了损害，尽管现在还不清楚即使有这些支持，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是否会进行战斗。即使美军撤离，这些服务本可以维持对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的后勤保障，以及对阿富汗空军的维护。相反，7月夜间美国离开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这个关键的后勤支点，将成为我们在阿富汗军事失败的一个持久的象征。（未能保持后勤供应还导致了另一个后果：阻碍了使馆人员和数万名与美国军队、外交使团和援助项目合作的阿富汗人的撤离，而不仅仅是翻译人员。）
同时，美国所接受的反叛乱战略，从未表现出具有产生持续收益的能力。正如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Mike Mullen）本周告诉采访者的那样，他反对将美国的增援行动延长到2011年以后，因为“如果我们在18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没有取得重大进展或看起来取得了重大进展，那么我们的战略就错了，我们真的需要重新调整”。 然而，在美国决定撤军之前，这样的重新调整从未出现。
年复一年，阿富汗士兵几个月没有工资，也没有必要的物资来保护自己。最近，各省会城市似乎没有得到足够的增援，尽管18个月前就很清楚，在特朗普政府与塔利班达成多哈协议后一年内，即2020年2月，美国打算从阿富汗撤军。
随着塔利班在过去几周的攻占力度加大，阿富汗士兵也被他们的指挥官和政治领导人所背叛，20多年来，这些指挥官和政治领导人在赢得国民的效忠方面表现得非常糟糕。令人震惊的是，阿富汗政府在其防御系统崩溃时，没有能力在国家内发出任何集结号。这种情况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在最近几天没有进行任何战斗。
另一个错误的判断与地区军阀的弱点有关。自2001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军阀指挥着数以千计的武装追随者，可以迅速动员起来对抗塔利班。美国和阿富汗国家政府都相信这一点，并因此而纵容了通常十分残暴的地方领导人。前副总统（也是人权侵犯者）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Abdul Rashid Dostum）的大本营希比尔甘（Sheberghan），前圣战组织领导人伊斯梅尔·汗（Ismail Khan）占领的赫拉特（Herat），以及曾经由阿塔·努尔（Atta Nur）统治的马扎里沙里夫（Mazar-e Sharif），这三座城市的沦陷，都表明这种假设是多么的错误。
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呼吁这些军阀提供援助，却发现他们没有任何力量可供征召——这是对阿富汗政府、政府军的状态及美国对阿富汗四分五裂的政治现实的错误理解所作的遗憾注脚。
对于另一个影响能否阻止战争的因素——塔利班在巴基斯坦的庇护所，美国高估了自己解决它的能力。多年来，美国领导人为和平解决阿富汗战争寻求伊斯兰堡的支持。他们失败了；伊斯兰堡对保持其在阿富汗的选择权更感兴趣。然而，即使在9·11事件主谋基地组织领导人乌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被发现藏身于阿伯塔巴德（Abbottabad）之后，鉴于巴基斯坦更广泛的地区重要性，美国仍与伊斯兰堡保持密切联系。
打败一个拥有异国庇护所的叛乱分子是异常困难的。塔利班在奎达（Quetta）和白沙瓦（Peshawar）的领导层筹集资金，策划袭击，并毫无阻碍地招募人员。阿富汗政府一再要求巴基斯坦协助关闭塔利班的基地。然而，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在2021年7月承认，塔利班团伙藏在伊斯兰堡郊区。
误读阿富汗的现实
为什么20多年来，一个有力的阿富汗政府未能出现？美国当然试图帮助过阿富汗创建一个这样的政府。首先，他们在2001年的波恩会议上编写阿富汗国家宪法，通过这种方式将西方民主模式强加给了阿富汗，这种努力持续了20多年。
阿富汗前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经常抱怨美国对阿富汗施加了过大的政治影响。这种“干涉”似乎常常使阿富汗政治走上正轨，但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当时任美国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特别代表的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试图影响2009年阿富汗的选举时，他没有成功阻止卡尔扎伊的胜利，而只是将阿富汗总统变成了敌人。
2014年，当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阿富汗国内冲突的威胁逼近时，他促成了一个民族团结政府，其结果却是加尼总统和挑战者阿卜杜拉·阿卜杜拉（Abdullah Abdullah）之间达成了令人不安的政治妥协，但这从未解决。
在2019年的下一次总统选举中，只有不到200万阿富汗人投票，而五年前却有800万。在塔利班的威胁不断增加的时候，有争议的结果很难表明阿富汗的民主正在得到巩固。
到了2021年6月，当团结政府领导人访问华盛顿，并会见乔·拜登（Joe Biden）总统时，除了名义上的团结，已经没有任何一种团结存在了，加尼的总统府也越来越被孤立。然而，美国政府中的很多人都持续认为，迫在眉睫的塔利班威胁会使他们存在着某种共同的目的。
加尼与拜登会谈
阿富汗的国家政治领导层在如何最有效率地打击塔利班的问题上从未完全达成一致。在地区掌权人和中央政府之间，以及在普什图人和少数民族塔吉克人、哈扎拉人和乌兹别克人之间都存在着紧张关系。卡尔扎伊和加尼都是通过分赃制度，而不是通过促进形成共同的国家想象来处理各民族在政府中的代表性。美国为确定甚至挑选阿富汗各部委领导人所做的努力，只是成功地破坏了阿富汗政府的独立性和合法性。
相比之下，这也证明了，塔利班不仅是一个坚韧的军事和恐怖组织，而且也是一个经久不衰的政治运动。2001年后，塔利班在阿富汗部分地区还保持着民众的支持，并保留了招募数以万计的新一代阿富汗年轻信徒的能力。即使在2009年到2011年美军“增兵”期间，事实也证明，塔利班能够不断发展。
阿富汗政府从2010年起努力与塔利班和解，这表明了政府对塔利班在阿富汗境内的政治和军事地位的默许。美国决定在2018年与塔利班进行正式谈判，而且，许多外国政府在2020年2月多哈协议之后都欢迎来自塔利班的使者，这些都反映了各国默许的现实。
当我们与塔利班作战时，我们对他们有误判；当他们与美国就撤军时间表达成协议后，他们在多哈与加尼政府为假想敌进行演习时，我们也误判了他们最近关于和平谈判的承诺。他们从没有达成一个解决方案的意图。然而，这种不存在的意图，却在某些方面得到了美国的回应：美国谈判者的最终目标是为美国的有序撤离创造条件。塔利班一直知道这一点。
现在，在塔利班武力占领喀布尔时，威胁不给予国际承认的行为没有什么意义。塔利班领导人并不关心美国是否承认他们是一个政府；无论华盛顿会怎么做，其他国际主权者可能都会承认塔利班政权。
另一系列的误判和错误与美国在“国家建设”方面的野心有关。对美国官员来说，他们正在做的许多事似乎都有效。美国努力支持一个代议制政府，加强立法机构，并提供一定程度的安保和社会服务。美国的努力改变了阿富汗的教育，女孩在学校的人数以及妇女在大学和工作场所的人数呈指数增长。公民权利被编入法典，开始出现自由的新闻和司法机构。在2001年之后的几年里，数百万难民返回了阿富汗。
然而，即使取得了这些成功，我们还是夸大了这些成果。我们对腐败问题的处理也不尽如人意，我们明知故犯地与普通阿富汗人认为贪污腐败、滥用政治权力和侵犯人权的高级政府和军事人员合作。
我们的缉毒计划是一个可怕的失败：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罂粟的产量继续增加。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估计，2020年的种植面积将增加37%。
在捐助方的会议上，人们年复一年地希望，阿富汗的经济增长将最终使政府能够支撑其花销，尽管在可预见的未来，情况显然不会是这样。宏伟的项目停滞不前：花了15年时间才在卡贾基大坝上安装了一个新的涡轮机，那座大坝是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对阿富汗慷慨援助的象征。
谁失去了阿富汗？
2021年2月，经国会授权的阿富汗研究小组提出了关于未来发展的建议。它强调了继续支持阿富汗国家和人民的重要性；还有继续开展支持和平进程的外交活动、与区域盟友合作、延长美国的驻军时间的重要性，以使多哈和平谈判得以完成。在报告发布前后，除了一项政策外，所有这些政策都是有效的，但这些政策对阻止我们现在看到的崩溃毫无作用。阿富汗国家的生存不应该完全依赖于美国军队是否能够继续驻扎在阿富汗。
批评撤军的人提出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论点：一个由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将再次成为威胁美国安全的恐怖组织的避难所。这个论点是对我们成功地将来自阿富汗的威胁降到最低的反面承认——这是美国干预的最初理由。然而，牺牲是巨大的：超过1万亿美元支出，2400余名美国军人（和数以千计的承包商）死亡，20,000多名美国人受伤。
在阿富汗负伤的美海军陆战队士兵
也许在未来的塔利班政府领导下，恐怖主义威胁的重新兴起会比在其他情况下发展得更快。但是，就此得出需要美国无限期驻军的结论，也意味着美国军队同样应该无限期地部署在世界许多其他地方。在这些地方，伊斯兰国（也被称为ISIS）和基地组织的分支比在阿富汗的组织更活跃，对美国构成更大的威胁。此外，自2001年以来，美国监测和打击恐怖组织的能力已经成倍增长。
归根结底，美国政府的撤军决定并不是对今天阿富汗所发生的一切的唯一解释，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解释。解释应当在于，20年来美国的失败政策和阿富汗政治领导层的缺陷。我们仍然可以希望，我们美国人不会最终陷入关于“谁失去了阿富汗”的有害辩论中。但如果我们做了这样的辩论，我们应当承认，这是我们大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