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中国话语场受美国影响太多

汪晖：

关于中国叙事，我觉得要处理好两个主要问题。

首先，在讨论叙事时候，如何协调中国作为国家的统一性和内部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中国国家在许多方面如经济规划、大型基础建设和当前抗疫斗争等方面都显示了举国体制的特征和力量，但用举国体制概括全部中国社会的特点又是片面的。在社会层面，存在着许多性质不同的空间。中国文化、社会和经济等方面存在着多样性和不均衡性，即便从中央与地方关系来说，地方的自主性权力也很大。毛泽东时代提出过发挥两个积极性，即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因此，我们应该把多样性呈现出来，把内部的各种成就和问题呈现出来，不至于让人们总是盲人摸象，看到一角就以为是整体。这是我们面临的重要挑战。

我担任过《读书》杂志多年的编辑，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思想争论和讨论，很多国外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到了中国都愿意到《读书》来和中国知识界进行对话。这样的对话我觉得能够呈现声音的多样性和解释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并且直接面对面地争论。叙事往往有一个绝对的叙述者，但对话是可以呈现出一个样貌和状态的，所以我觉得不只是一个单一的叙事问题，而是如何呈现中国的整体性和多样性的问题。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需要处理中国社会体制的独特性和全球性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虽然中国和西方有非常大的差别，无论是社会体制、政治体制还是历史传统，但是面临的基本挑战差的并不太多。生态的问题、抗疫和保障人民健康的问题、族群和宗教的矛盾、社会不平等、区域差别、科学技术促成的人类生活形态的巨变等等，这些问题是全球面临的基本问题，哪儿没有呢？但同样面对这些问题，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基础和应对方式很不一样。

到底哪些是全球性问题，哪些是中国独特性问题？在这点上强调连带性和全球性是必要的，比如说族群和宗教冲突的问题，并不只是发生在中国，是全球性的问题，而许多地区的相关冲突，其激烈程度远超中国，更不用说从殖民时代延续至今的种族主义渗入欧美社会的肌体。

在新疆问题上，有许多社会因素，已经有许多学者做过分析。但阿富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之后整个区域的变化激化了区域内的族群和宗教冲突，并促使一些原先持和平方式的团体向暴力方向转化，这些区域变迁对于中国也有影响。全球霸权在激化这些矛盾和冲突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不用说，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是一个全球现象，有深刻的根源。因此，这一地区的矛盾冲突不能够特殊化为一个单纯的中国问题。

像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指出独特性所在，重视危机爆发的内因，寻求解决之道，但同时也应该能够呈现出区域的和全球的连带性，有了连带性，才能呈现独特性。中国从未像霸权国家那样到处干涉内政，发动战争，我们对于国内问题的治理完全不同于美国的“反恐战争”。既相互连带，又很不同，因此需要用不同的概念来加以表述。这样不仅更具有说服力，也更有利于形成有效的应对方法和对话方式。

经济学人封面曾用“锐实力”来形容中国的影响力

也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认为中国的话语场受美国支配话语的影响太多，中国话语不宜于过多地或不加反思地接受西方媒体、甚至学术领域的流行说法。我刚才在外面走廊看在售的书刊，许多封面都是大国竞争、大国博弈。大国翻译成英文又都是great powers，或者global powers。在19世纪、20世纪前期，提到西方列强，不就是所谓great powers, Western powers吗？这些用语在当年就是殖民和帝国主义的代名词，西方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是深嵌在他们的历史中的。所以人们一听到“powers”就想到利益竞争和权力竞争，这也是西方历史记忆的后果吧？对于那些与中国一样经历过殖民或半殖民历史的社会而言，这些用语又意味着什么？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是“Global powers”的竞争吗？中国的疫苗国际主义是大国权力竞争吗？如果不是，背后的价值是什么？价值与用语是相互关联的，价值清晰了，用语也一定会变化。

在六十年代中国建设坦赞铁路的时候，人们不会用great power来表述中国；今天的情况发生了重要转变，我们用什么语言来表述我们的行动？不只是宣传的问题，也是价值取向的问题。我们在文明冲突、大国博弈、修昔底道德陷阱、软实力、巧实力、硬实力上花了这么多精力，是否需要重新讨论西方话语陷阱的问题？是否需要认真思考基于不同价值尺度的表述方式？在谈论叙事的时候，我们需要自我设问。19世纪以降，我们学习了西方大量的知识，并在实践中转化，收获很多，但在今天也应该问哪些是需要扬弃的？需要对这些知识进行辨别和思考。

漫画《中美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图片来源：ics.blogs.sas.ac.uk

还有一点，中国的叙述说给谁听？我觉得中国媒体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和西方霸权身上，总是尝试说服美国与中国对话。当然，说服、对话总是好的，但说得再多，恐怕也改变不了西方主流媒体的那些说法。今天改变一点，明天又改回去了，因为这些说法服从其战略利益，又受制于其历史视野和学术生产的知识范式。因此，需要不同层次和方面的对话，也就需要在中国叙事的同时问一下跟谁对话、说给谁听的问题。

相比之下，中国对于邻国、亚非拉地区，所谓第三世界或全球南方，不仅话语不够，研究也非常不够。我们的疫苗国际主义也支持了欧洲一些国家，但主要就是对全球南方的，他们处境最困难，但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我们的话语实践中占据多少分量？迄今为止有关“一带一路”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经贸等领域，而很少涉及文化、社会与政治。中国缺少通晓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语言与文化的专家。我们知识界、我们的智库有多少精力和人才是研究这些地区的? 我们的话语围着西方转，也就不能彰显中国这些行为的真正意义。

自我叙述与对他人的理解是紧密相关的，如果我们只是通过西方的棱镜观察自己，这样的叙述得到的很可能只是扭曲的或至少是不完整的形象。这就带来很大的问题。因此，在国内，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内部多样性及其与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关系，在国际，加强对于全球南方及其与中国关系的研究，都有助于形成关于中国的更为丰富的理解，进而把这些理解分享和传播出去。

最后一点，基础性的学术研究需要得到充分重视。即便在亚非拉地区，许多流行话语甚至教科书对中国的描述也主要基于西方媒体和学术对于中国的描述，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很多工作。谈论中国形象或对中国的理解不只是一般意义的话语和宣传问题，而是要做真正的基础研究，对于区域的研究、不同社会的研究、中国自身文化历史的研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形成真正具有说服力的、可以包含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中国话语。这个话语不应仅仅是关于中国的，也是关于世界的，能够为争取更加公平和平等的全球关系提供新的视野、框架、概念，并与不同地区同道者的话语相互呼应。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