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华：挽救苏联的最后一搏——8·19事件
【文/张树华】
1991年8月19日清晨六点，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突然发布命令宣布，鉴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根据苏联宪法，他本人即日起履行总统职务。
亚纳耶夫同时宣布，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苏联部分地区实施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在此期间，国家全部权力移交给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
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由苏联代总统亚纳耶夫、苏联总理帕夫洛夫、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苏联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等8人组成。
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资料图）
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告苏联人民书》说，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苏联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处在极其危险的严重时刻，呼吁苏联公民支持该委员会使国家摆脱危机的努力，同时该委员会同日发布了第一号命令。
第一号命令节选
· 各级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必须无条件实施紧急状态，无力确保实施紧急状态的机关将被停止活动，而由紧急状态委员会任命的专门全权代表负责
· 立即改组不按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行事的政权机关、管理机关和军事组织
· 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不符合苏联宪法和法令的法令和决定一律无效
· 停止阻碍局势正常化的政党、社会团体的活动
· 公民和团体非法拥有的武器必须立即交出
· 禁止集会、游行，必要时可实行宵禁
· 对新闻进行监督
此时正在黑海海滨克里米亚半岛休养的戈尔巴乔夫被软禁在别墅里，他同莫斯科的联系完全中断。
8·19事件发生后，时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叶利钦指责紧急状态委员会要恢复苏联的政治铁幕统治，并号召群众进行总罢工。紧急状态委员会优柔寡断、未能果断肃清议会大厦的反对派，在叶利钦的鼓动下，情况发生逆转。
20日晚，议会大厦前已聚集了数万示威群众。有些人构筑了堡垒，要誓死保卫议会。
21日下午，苏联国防部命令军队撤回驻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放弃了行动。
叶利钦在坦克炮塔上演讲，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非法（资料图）
21日晚8点，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强调他已完全控制了局势，并恢复了曾一度中断的与全国的联系，并称将于近日内重新完全行使他的总统职权。
22日凌晨，戈尔巴乔夫于从黑海休养地克里米亚乘飞机返回苏联首都莫斯科。
22日上午，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宣布：
苏联前国防部长亚佐夫，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
已于22日凌晨被拘留
前内阁总理帕夫洛夫因病住院
已被就地监护
前苏联内务部长普戈
已自杀身亡
上述6人都是8月19日宣布成立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
这个委员会的其他两名成员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和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由于是人民代表，暂时尚未被拘留。
以维护苏联原有的联盟体制为目标的8·19事件失败后，苏联解体的形势已无法逆转。
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他的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俄罗斯联邦承认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独立。这两个共和国分别于8月20日和22日宣布独立。
同一天，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宣布乌克兰独立。
同一天，叶利钦发布命令，将苏共中央总务部和苏共地方党委的档案以及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档案转交给俄罗斯档案机关。
同一天，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自杀身亡。阿赫罗梅耶夫曾任苏军总参谋长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军事顾问。
同一天，《真理报》暂停出版。
8·19事件平息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
1991年12月21日，俄罗斯等11个独立国家领导人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举行独立国家首脑会议，会议通过了《阿拉木图宣言》和《关于武装力量的议定书》等文件，正式宣告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
25日圣诞节夜，19时25分，戈尔巴乔夫在电视讲话中宣布辞职。
19时32分，克里姆林宫屋顶旗杆上，那面为几代苏联人熟睹的镰刀锤子旗开始徐徐下落、下落……
19时45分，一面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取而代之，升上了克里姆林宫上空。
1922年12月30日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复存在。
（资料图）
此时此刻，广场上的人们意识到，克里姆林宫已成为俄罗斯的总统府，苏联从地图上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苏联的解体令人扼腕，而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那么，戈尔巴乔夫是如何瓦解苏联的呢？
（网络图）
一、政治自我否定
在政治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把一些民主原则如多数原则、公决原则、选举原则、公开原则等绝对化和简单化。
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把1800万苏共党员贬为“保守力量”，另一方面又把大多数人看成绝对正确，永远正确。在反思历史的浪潮中，在1989年春被戈尔巴乔夫视为“自由选举”的第一次人民代表的选举中，大肆攻击苏共、社会主义和苏联的演说和宣称成了反苏和反共势力不二的获胜砝码。
二、舆论公开绝对化
在1987年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把“公开性”看作是“社会主义的特征”，1988年初，戈尔巴乔夫对宣传舆论界提出，我们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
公开性的矛头直接对准苏共要害和软弱之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时间，对苏联以及苏共历史的肆意抹黑和歪曲评价造成了社会思想的混乱，动摇了人民的社会主义信念，引发了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矛盾激化。
在国内积极推行“公开性”的同时，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境内外积极宣传对外政策的“新思维”。1987年，戈尔巴乔夫所著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出版。一方面鼓吹“文明社会价值”和“核时代的文明”，一方面单方面在外交战略上主动向西方让步。
三、思想内部瓦解
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召开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强调“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在这之后几年的时间里，戈尔巴乔夫发起的“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运动给苏联社会带来严重后果，使苏共逐渐丧失了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
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最终导致全党思想混乱，理想发生动摇，失去信仰，激进的西化自由主义思潮迅速泛滥起来。
四、历史清算与社会复辟
在民主化、公开性的背景下，80年代后期，苏联社会掀起了一股“反思历史”的热潮。这股历史反思浪潮延误了改革时机，使社会分裂，使苏共丧失了威望，甚至成为历史的“罪人”。
一些报刊文章作者否定苏联体制，认为斯大林体制是典型的“行政命令”体制，是“极权主义”，是万恶之源。
与此同时，对斯大林主义逐渐转变为对批判布尔什维克主义、否定十月革命。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提出，十月革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与斯大林实际上有着直接地联系。
1988年以后，苏联社会上某些势力利用反思历史的机会，积极推动所谓平反历史错案运动，造成了强大的声讨苏共历史的舆论声势。报刊上要求恢复名誉或描述历史案情的文章越来越多，形成强大的舆论冲击力，严重动摇了苏共和苏联制度的根基和基础。
五、权威散落与治理失败
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忽左忽右，经济改革不见任何成效，人民生活日益恶化。这更是给分裂势力和激进势力提供了口实。
激进势力和分裂势力开始放下不久前喊出的“反特权、反官僚机构”的口号，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苏联及其国家制度。
从此，苏联社会的政治热潮更为高涨，经济问题仿佛被遗忘在一旁。1989年的差额选举、苏维埃大会的辩论，引发了苏联社会从未有过的“政治高烧热潮”，电视直播党代会使之变成了“全民的政治节日”。
苏联各阶层感受着从未经历过的政治兴奋。全社会仿佛溶入滚滚的政治改革洪流之中。
一方面是社会情绪逐步升温，政治领域“高烧不退”，另一方面则是中央权威丧失殆尽，各地纷纷抗缴税款，你争我夺，各自为战，经济割据现象严重，地方分离、民族分裂的危险步步逼近，苏联存亡已危在旦夕。
六、民族冲突与国家分裂
80年代末期，在苏联内部，政治松动和经济困境促使民族区域的离心倾向也愈发明显。部分民族地区的领导人认为，是苏共将苏联领进了“死胡同”，苏共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了。
在这种社会气氛中，“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成为苏联许多地方都吸食的麻醉剂”。首先，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首先打出“主权和独立”的大旗，三个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在“民主集中”的原则下，扩大党内民主，同时，一些名为“人民阵线”的民族分裂组织在各地成立，直言“独立于苏联”。
在这种政治气候下，许多民族官员开始涂抹“民族主义的色彩”，撇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借以吸引选民的注意。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起了领头羊的作用，他们与苏联境内的民族分裂势力遥相呼应，反苏共、反中央，拉起了“独立”、“自由”的大旗。这样，戈尔巴乔夫所代表的苏联和苏共“腹背受敌”，“民族独立”和“民主化”像两把利刃直逼而来。
七、政治反对派横空出世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和新思维的号召下，自1986年，苏联社会开始出现一些新生的非正式组织活动。
1987年，非正式的组织活动已经蔓延到苏联一些大中城市，并以辩论会、俱乐部、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小组等形式出现。
1987年底之后，一些组织的思想和主张开始不断激进化。特别是一些反社会主义和反苏共的组织更加积极，如“民主和人道主义”小组等。与非正式组织相呼应，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境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分离情绪越来越严重。
随着公开性的推进，一些地下刊物也开始露出水面，并得到苏联一些大报和西方电台的支持。苏联解体之际，这类非正式出版物成为宣传各类反社会主义、反苏共的阵地。
而上述非正式组织，有的演变成为政党如“民主联盟党”，有的成员则成为自由主义改革的领头羊如盖达尔和丘拜斯，这些非正式组织也称得上是培养自由主义或某些极端势力的初级党校。
八、走向政治激进主义
随着社会思想的激进化，各种思潮沉渣泛起，一些从西方教科书中照搬过来的粗糙的“自由谎言”和“市场神话”盛行一时。苏共后期的领导人习惯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香风美酒，已经失去了战斗力和号召力。经济改革不见成效，奢谈民主和自由，政权摇摇欲坠，政治上已经自身难保。
1990年前后，戈尔巴乔夫一会儿宣称“中间道路”，一会儿宣称要实施紧急状态，但无可奈何花落去，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旗号不久便轻易地被自由激进或民族主义势力所取代。
本文节选自张树华研究员的新书《俄罗斯之路30年》（中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