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钟：监管大环境变了，“快钱行业”没前途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金钟】

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国内出台了一系列的市场监管动作，以中止蚂蚁金服上市作为起点，之后对于互联网公司进行反垄断调查和数据安全审查，对于校外教育培训行业重新规范，对于外卖、快递、专车司机待遇进行提高……现在看起来都是综合整顿国内资本监管环境大动作的一部分。

这一系列监管动作的目的是什么？

纵观各个媒体上的分析，大家的共识是决策层有两个目标：

第一是通过监管政策的变化推动资本向着国家需要的地方流动，目前自然是希望资本能够更多的进入政策倾斜的高端制造行业；

第二，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目前的政策重心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更注重公平，这一系列监管行动就是要降低社会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生活负担，提高他们的收入和生活质量，由此还希望能够提高年轻人的生育率，改善未来的人口结构。

先说第一个大目标，就资本的投资喜好来说，投资者在互联网平台和制造业之间，的确更喜欢前者，主要原因就是互联网传播方便和获得新用户的边际成本很低。而制造业不但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且扩张规模会受到供应链限制，投资回报率远不如互联网行业。下图是海外股市中的顶尖制造业企业市值和顶尖互联网企业市值对比变化。

海外股市顶尖制造业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市值变化

此处的顶尖互联网企业就是常被提到的FAANG（脸书、亚马逊、苹果、奈飞和谷歌），顶尖制造业企业则包括新能源汽车中的特斯拉，制造新冠疫苗的辉瑞制药，航空航天行业中的空中客车，光刻机垄断企业荷兰阿斯麦，以及芯片制造龙头台积电，这几个正是政策鼓励的国内先进制造业发展方向上最顶尖的企业。

从2014年到2021年，五家互联网巨头企业的总市值从近1.4万亿美元增长到7.3万亿美元，翻了五倍多。而五家各个领域的顶尖制造业企业的总市值则从4千多亿美元增长到近2万亿美元，翻了四倍多。这其中还要多谢特斯拉在2020年时的9倍增长。刨去特斯拉，其余四家制造业企业的市值在2014-2021几年间只增长了三倍出头。

市值增长速度代表着资本的重视程度，同样这也代表着吸引人才的能力。在人才市场上，比起传统的制造业企业，硅谷互联网公司拿着疯涨的股票和期权总是可以给出更高的价码来招收人才。这个道理也适用在国内的互联网企业和制造业企业之间。

过去几年国内顶尖大学的毕业生如果不是出国去硅谷打工，优先的选择一般都是互联网头部企业，许多985、211学校毕业的半导体、机械、材料、精密仪器专业的优秀学子纷纷转行成为程序员。人才流失，这恐怕是像光刻机这样的制造行业今天依然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也只有最近两三年，在国家大力投资的推动下，半导体制造和设备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才开始追赶互联网企业。但是，如果你还记得春节期间那些顶尖网络游戏公司发放巨额年终奖的豪气手笔，就知道目前高端制造业的薪资水平和互联网行业之间的差距还很大。

**因此，这一系列监管措施表明国家也在考虑在行业之间实施“转移支付”，用看得见的手将资源从互联网和游戏等快钱行业转移到高端制造业。**未来很有可能会有更多的政策出台，规范相关热门领域，很大可能也要降低这些行业的投资回报率。同时，国家对于半导体制造、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的优惠政策还在一直加码，客观上是在推高这些制造业的资本回报率。

这种行政推动的宏观调节，将成为国内推动资本改变流动方向的一个长期政策环境。

国际资本市场当然不会忽略国内这一系列监管措施。中国科技股在海外股市的短期暴跌早已经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7月份无论是美股市场还是港股市场，中概股的几次大幅下跌导致了千亿级别的市值损失。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有部分投资者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由于杠杆投资背后的资金来源并不透明，国内金融监管部门近期需要仔细排查一下国内金融机构是否受到了中概股股价暴跌的影响，避免意外导致连锁反应。

由于国内的监管动作尚未结束，所以在未来3到6个月之间中国科技股仍然有一定的下跌空间。虽然按照之前的分析，中国互联网平台、游戏等行业公司的长期投资回报率会由于政策影响而下降，但是因为目前的股价暴跌已经反映了极其悲观的投资者情绪，很多股票眼下实际上已经到了非常便宜的时候。如果将投资时间拉长到3至5年，这些中概股的股价将会迎来一个非常可观的反弹。

原因很简单，互联网平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尤其在国内硬件的短板补齐以后，国内平台就需要再次对外扩张。举一个例子，当初华为手机在遭到第一次禁运之后，面临最大的海外销售障碍就是美国互联网平台的各项应用在华为手机的安装问题。当时华为手机的芯片还没有断供，由于有国内自己的互联网平台支持，在国内的销售反而暴涨。但是要在让海外用户接受国产手机，仍然需要国产手机可以安装谷歌地图、脸书应用和视频应用youtube。对于未来开拓海外市场，更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来说，硬件自主和软件自主都是必须迈过的门槛，也必须要打出去和其他国家的科技巨头竞争。

而游戏行业实际上已经走上了这条路。前几年国内游戏版号改革迫使不少游戏厂商选择出海竞争，到今年7月，中国手游来自海外的收入已经占当月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并且依然在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国内这些被加强监管的行业，只要有可能，恐怕在未来都会像游戏行业一样，加大出海的力度。

日本街头频频可见的《原神》广告

如果说国内监管政策变化对于资本市场的影响还相对容易看清，但是对于前面提到的第二个目标来说，目前出台的这些政策恐怕只是开头，后续还需要跟上大量的辅助政策才能彻底实现目的。

以对校外教育培训行业的改革为例，目前只是从供给侧短期地打击了教育辅导服务的供应，但是没有解决家庭对于教育辅导服务的需求问题。教辅需求的最深层根源是家长希望子女走上社会以后可以找个高收入的好工作。

而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进入一个好大学和好专业就是找到好工作的前提。高考是目前已知相对最公平的大学招生选拔机制，在和本省其他考生竞争的背景下，高考成绩必然还是中学生乃至小学生的学习生活指挥棒。

这些教育需求背后的逻辑决定了素质教育和快乐教育这些概念还只能是富裕家庭的奢侈品，普通中低收入家庭依旧只能通过加大对于应试教育的投入来增加子女未来过上更好生活的机会。

因此，必然就要求其他教育服务供给源头增加供给，这就将下一个政策目标转移到了公立学校身上。可以想象，如果公立教育的教育水平不能跟上并覆盖更广泛的人群，校外教辅的需求只会继续增加，而由于供给从合法转变为非法（甚至网络笑话里校外教辅目前已经享受和扫黄打非、扫黑除恶一样的待遇），有很大可能校外教辅的价格会更高，能够享受高质量教育服务的人群会更少，教育资源分布将进一步失衡。漂浮在公海上的教辅游轮虽然是个段子，但其中透出的教育资源价格扭曲的前景并非玩笑。

《小舍得》剧照

在2018年的时候，我在观察者网的一篇文章里曾经提到，当前中小学到大学本科的教学内容基本都是已经定型的公开知识，限制这些知识传播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各个学校负责传授知识的老师的水平差异。

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从技术上讲，我们完全可以实现请一个顶尖水平的物理老师在同一时间给全国所有的中学生讲解牛顿力学定律，或者请一个来自土耳其的数学家给全国所有通信专业的大学生讲解5G技术标准背后的数学逻辑。”

当时我还觉得自己的想法太过理想化，但是在新冠疫情后的网络教学时代，我们已经有了官方的中小学网课平台，平台上则有着特级教师讲授的国家级网课。有了这个先例，如果想克服各地师资力量的不平衡，提高所有学校的教学质量，最快最有效的途径恐怕就是在课堂教学中更广泛系统地将网课平台的内容结合起来，尤其是那些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地区的学校。

此外，网课教学不应该仅仅限制在中小学课堂教学，那些二本三本的大学本科课堂里，从基础课程到专业课程，为什么不能尽快全面系统地引入来自清北甚至海外名校的名师教学网课？

疫情之后国内经济复苏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是当前监管政策大变革的背景下，许多旧有的障碍和限制也更容易被打破。像教育一样，在很多领域，注重公平的同时，如果敢于大胆创新，其实也存在着大幅度提高效率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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