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樱露：立陶宛为何成为“反华先锋”？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徐樱露】
8月10日，外交部宣布“召回我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的决定，引起轩然大波。我国外交部门作出此等严厉举措实属罕见，为何偏偏是东欧的一个弹丸小国“享受”了此等待遇？
据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此次引发中方召回大使举措的直接原因是“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反复交涉、晓以利害，宣布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然而，立陶宛在中国台湾设立代表处，仅是中立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立陶宛早就将手伸向了涉台、涉疆、涉藏等反华议题，不断地试探中方的底线。
7月底，立陶宛向台湾地区捐赠20000剂阿斯利康COVID-19疫苗，是第一个给台湾捐赠疫苗的欧盟国家。立外交部长兰茨贝吉斯还在推特上发文表示“我很骄傲我们能和台湾人民团结一致对抗新冠疫情……热爱自由的人们应该互相照顾！”此前，台当局曾向立陶宛捐赠10万个口罩。
立陶宛现任外交部长格比亚鲁斯·兰茨贝吉斯
5月20日，立陶宛议会通过决议，污蔑中国在新疆实施所谓的“种族灭绝”，他们投票呼吁联合国对拘留营进行调查，并要求欧盟委员会审查与北京的关系。这项决议虽然不具约束力，但得到了立陶宛议会五分之三议员的支持，该决议还呼吁中国废除香港的《国家安全法》，并允许让观察员进入西藏与达赖会谈。
在议会作出该决议后仅3天，立外长宣布退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7+1”跨区域合作机制，他还撺掇机制内的其他国家采取相同行动以应对“17+1”对欧盟构成的“分裂”影响。
今年3月，立陶宛成立友台组织“立陶宛-台湾论坛”。其创始成员包括经济部长奥林·阿莫奈特（Ausrine Armonaite）、外交部副部长曼塔斯·阿多梅纳斯（Mantas Adomenas）、首都维尔纽斯市市长西米西乌斯（Remigijus Simasius）。该论坛主席、前议员斯特波纳维丘斯（Gintaras Steponavičius）还声称，“立陶宛有反抗苏联极权重获民主自由的历史经验，对于台湾受中国大陆武力威胁特别能感同身受，愿努力让台湾完全融入国际社会。”
3月初，立陶宛国防部发布《国家安全威胁评估报告2021》，大肆朝中国泼脏水，称中国“利用新冠肺炎疫情”宣传中共成就，“抹黑竞争对手”，“企图”扩大在立陶宛和其他国家的影响。
立陶宛历年国家安全威胁评估报告提及“中国”次数统计
根据立陶宛历年国家安全威胁评估报告中提及“中国”的次数统计分析，立陶宛并非一开始就是个坚定的“反华者”，在其2018年发布的国家安全威胁评估报告中只是笼统地提到了2次中国。中国驻立陶宛大使申知非还曾在采访中表示，“2009至2019年堪称中立关系‘黄金时期’”，两国进行了多次高层互访，签署了一系列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中立双边贸易和文化交流一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但是，2019年，中立双边关系急转直下，立陶宛“谴责”中国在其国内和欧盟“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情报活动。并且，立陶宛对中国的恶意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立陶宛突然变脸？
敌人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朋友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
俄罗斯是立陶宛一贯的攻击对象。两国的恩恩怨怨可以说是“剪不断理还乱”。历史上，立陶宛当属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当中最有存在感的一个国家，16世纪时，立陶宛大公国与波兰王国联合成立了波兰-立陶宛联邦，后来逐渐发展成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欧洲国家之一。不仅如此，该联邦还呈现出“超前性和多元性”，其政治制度被认为是“现代民主制、君主立宪制和联邦制的先驱”，其奉行的宗教自由政策和对农奴实行的宽容政策也被欧洲史学家所赞誉。
然而，从17世纪中期开始，波兰-立陶宛联邦逐渐走向衰弱，后来更是在遭遇欧洲列强“惨烈”的三次瓜分后正式覆灭，维尔纽斯也在第三次瓜分中被沙皇俄国所占领，立陶宛沦为了俄罗斯的一个“省”，此后，立陶宛开始了一个“小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历史——多次被波兰、德国、苏联占领。
而由于苏联时期的高压政策，立陶宛对苏极其仇恨，在1990年3月11日，率先宣布独立，拉开了苏联分崩离析的序幕，并在2004年加入了北约和欧盟，正式转入“西方阵营”。2008年的格鲁吉亚战争和2014年乌克兰危机使立陶宛对俄罗斯的“恐惧”达到了新的高度，而波罗的海三国也迅速作出反应，在大幅增加军事支出的同时，还在北约框架内大幅加强军事建设和军备力量建设。
这个反应又进一步“迫使”俄方加强了在西部军区的军事部署。双方互相指责，互不退让，而立陶宛也成为了欧盟和北约中的反俄先锋。
众所周知，现在中俄双边关系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水平，2019年两国元首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联合发表《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与此同时，中俄的军事合作也不断持续、稳定地发展。
2018年9月11日至17日在远东和太平洋水上地区举行的俄罗斯、中国和蒙古三方联合军演“东方-2018”，被称为是自1981年苏联“西方－81”演习以来俄罗斯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参演人员超过30万，参演装备车辆3.6万台、各种飞机1000余架、舰船近80艘，堪称“史无前例”。
而北约情报负责人罗林霍芬针对此次军演评论称“俄罗斯想要通过此次军演传递多重消息……（其中就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准备好用军事手段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而在此之前，波罗的海三国总统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呼吁美国向波罗的海三国派遣更多的军队，加强北约东线的空中防御。
另一方面，中美竞争愈演愈烈，2018年从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开始的“贸易战”，2019年以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为标志的“科技战”，还有美国借香港、疫情、新疆大肆发挥，在国际上掀起的对华“舆论战”都加深了中美的对立立场。
而立陶宛作为美国的坚定支持者，自然而然地站到了中国的对立面。不仅禁止华为参与5G建设、禁止中国在克莱佩达投资，还赤裸裸地将中国称为其“网络空间和电子通讯（领域）的威胁”。
据立陶宛维尔纽斯政策分析研究所的一名分析家表示，“美国方面的态度十分明确，如果华为在立陶宛参与了5G建设，那这里将不再有美国军队……而有关克莱佩达港口，美国也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立场，虽然没有那么直白。”
而在台湾方面宣布将在立陶宛设“代表处”后，美国在台协会（AIT）随即发布声明表示支持，声称“所有国家都应享有与台湾缔结更紧密关系及拓展合作的自由”。此次立政府宣布将在台湾设立代表处，背后可能也有美国默许和支持。
立陶宛新政府强力支持台当局
2020年10月，立陶宛举行了议会大选，三个主要政党：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Homeland Union- Lithuanian Christian Democrats）丶自由运动党（Liberal Movement）和自由联盟党（Freedom Party），总计拿下了国会141席中的74个席次，三党在11月6日同意组成执政联盟，并在9日签署协定。
协定中提到，新政府将发展“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政策：“我们将积极反对任何侵犯人权与民主自由的行为，并且将捍卫世界各地争取自由的人士，包括白俄罗斯与台湾。”
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为立陶宛主要的中间偏右政党，主张自由保守主义与基督教民主主义，但也带有民族主义倾向。格比亚鲁斯·兰茨贝吉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于2015年当选为该党主席，并在大选胜出后出任立外交部长。
而格比亚鲁斯·兰茨贝吉斯的祖父，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Vytautas Landsbergis）是立陶宛从苏联独立后的首位国家元首，在立陶宛独立运动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还曾担任立陶宛议会议长，在立陶宛政坛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2019年老兰茨贝吉斯还和西方另外76名社会、政治活动家联合签署《反对在俄罗斯境内的政治镇压的公开信》。
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1990年7月）
他的孙子也继承了他“亲美反俄”的政治基因，在2020年6月时和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副主席、时任议会议员阿多梅纳斯联名发表《立陶宛是时候做出抉择了》的文章，对中国内政指手画脚，并宣称“（面对中国的行为）立陶宛无法闭上眼睛，置身事外……中国和之前的俄罗斯一样，正在挑战基于普遍国际法的和平共处模式……（而且）速度更慢、更谨慎——也更危险。”
他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提出“立陶宛一应退出旨在分裂欧盟、扩大中国影响力的“17+1”合作机制；二必须全面加强与台湾的关系，支持国际社会在政治上承认其为‘事实上独立的法治民主国家’；三要在欧盟和北约中寻求对华统一的原则立场；四应拒绝与华为以及其他在中国从事‘监视、间谍和侵犯人权行为’的中国公司合作；五须为逃离极权政权暴力威胁的香港人提供即时庇护。”
而在胜选之前（2020年6月），作为反对党的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就曾邀请台湾驻拉脱维亚台北代表团代表金星（Andy Chin）在立议会发表演讲，介绍台湾的防疫政策。这是台湾方面的“官员”在立陶宛，或者说是在波罗的海国家受到过的最高“礼遇”。
而在2020年4月，时任议会议员阿多梅纳斯还联合其他约200名立陶宛政治家和公众人物致信总统，公开声援台湾，提议立总统瑙塞达支持台湾独立和其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席位。
虽然立总统发言人回应称“只有联合国成员才能正式成为世卫组织成员，台湾不是其中之一。”和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类似，自由运动党也是中间偏右政党，倡导保守自由主义和亲欧主义；自由联盟党承诺以自由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为基础，宣布尊重多样性、经济主动性和西方地缘政治的原则。
而由这三党推举的新任总理希莫尼特（Ingrida Simonyte）也持“亲美反俄”，乃至“反华”的立场，她曾表示新政府“不仅会关注边境附近发生的事情，还会关注全球事务”。
2019年5月，在立陶宛总统选举中，希莫尼特败给了独立候选人、经济学家瑙塞达（Gitanas Nausėda）。瑙塞达的对华立场相对比较克制，不过他也持“亲美反俄”立场。有这样的领导班子，这一届立陶宛政府会采取激进的“反华”政策也就不难解释了。
现任立陶宛总理因格丽达·希莫尼特。图自AP
立陶宛难从中国得到想要的好处
其实，立陶宛也曾想过与中国搞好关系，搭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据商务部消息，2017年11月，中立正式签署《“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谅解备忘录》，立陶宛政府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17+1”，2018年成功举办“16+1”农业部长会，成为首个首届进博会签约参展国，时任立陶宛总统格里包斯凯特还作为首个外国元首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并率团参会。
2019年5月，立陶宛总理出席第八届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6月立陶宛作为双主宾国之一参加首届中国-中东欧博览会，11月主办“17+1”金融科技高级别论坛并在维尔纽斯成立“17+1”金融科技协调中心。农业是中立合作的重点，除此之外，中立还积极在铁路、邮政和快递等领域开展合作。
据商务部统计2019年中立双边贸易额增长2%，达21.35亿美元，来立陶宛中国游客人数也超过21000人次，截至2019年年底共有10家中国金融科技公司在立陶宛注册并获得立陶宛中央银行颁发的电子货币机构或支付机构牌照。
而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位列立陶宛出口市场的第22位，占出口总额的0.93%，进口来源国的第10位，占进口总额的2.91%。根据数据可以得出，对华贸易潜力虽大，但是从当前的体量上看，对立陶宛并不是特别重要。与中国的经济贸易目前能给立陶宛带来的实际收益远远没有靠“反华”攫取的政治利益大。
而且，从另外一个层面看，有专家认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或者“17+1”合作机制下与中国开展合作“不利于波罗的海三国团结”——三国都有较发达的港口，且地理位置接近，互相之间存在竞争。
甚至有人分析称，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意味着扩大贸易逆差，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不利，而且，“由于中国对不同的国家区别对待”，像波罗的海三国这样的小国会在和中国的谈判中丧失欧盟整体谈判的优势。因此，立陶宛想撺掇其他国家一起退出“17+1”合作机制也就不难理解了。
立陶宛的历史决定其标榜自己为“自由堡垒”
正如兰茨贝吉斯在他的文章中提到——“立陶宛长期以来一直是受迫害者的避风港，从中世纪的犹太社区到 16 世纪的俄罗斯政治难民（如安德烈·库尔布斯基王子），到老信徒、加尔文主义者和其他宗教少数群体，再到 21 世纪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立陶宛人一直以“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的卫士自居。
今年3月，立陶宛议会议员萨卡莉妮（Dovile Sakaliene）和其他9名欧盟有关人员因为以“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而被中国制裁。萨卡莉妮反而把中方的制裁看作自己的荣誉勋章和可贵的政治资本，甚至表示“（中共的）威胁警告，一点都影响不了我，这种共产政权的老把戏，动辄恐吓威胁别人，尤其是捍卫人权的人，这就代表我们说对了、做对了。”
在诸如有关“捍卫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事情上，立陶宛可谓是发挥了比其自身实力大得多的影响力。
2020年白俄罗斯总统选举结束后引发大规模警民冲突，白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季哈诺夫斯卡娅（Svetlana Tikhanovskaya）于8月11日流亡至立陶宛。在白俄罗斯要求立陶宛引渡季哈诺夫斯卡娅时，立外交部长兰茨贝吉斯回应称“宁看地狱冻结”也不接受白俄的要求，并表示“立陶宛过去和将来都是一堵墙，所有受到政权迫害的民主力量都可以在这堵墙后面寻求庇护……每一个在立陶宛找到避难所的人都可以感到安全。”
白俄罗斯警民冲突。图自海外即时通
可以看出，立陶宛在借“反俄”“反华”等操作吸引国际关注，以换取美国支持。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而中国作为2020年唯一一个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更是受到了国际投资者的青睐，未来必将会在国际市场上发挥更大作用。
而立陶宛的这通操作，不仅对中国来说“不痛不痒”，还将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多只能从美国、欧盟那捞点好处费，但是想要靠这个实现自身的长远发展，恐怕是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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