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洛闻：港英埋雷、中共拆弹，香港崭新一页正式翻开——东方之珠的红色剪影（下）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常洛闻】
从1921年中共建立之初，就与香港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港九独立大队、六七暴动，让香港成为中共早期活动的重要庇护港和战斗基地。但由于港英政府的压制、逃港者的以讹传讹、左派运动的激进化，香港民众对中共的认知也走向偏颇，甚至是误解。
1997年7月1日回归无疑是香港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围绕这一天前后，中英两国政府也展开了扩日持久的斗争，也决定了香港未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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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2002 英国人拉响的“红色警报”
港英政府研究六七暴动成因后，在1968年修改劳工法例，大幅加强对劳工的保障。首次进行地方行政改革，成立民政处（即现在的民政事务总署）。报告提出青少年空闲时间缺乏可供参与的活动，容易被左派招揽，于是将增加康乐文娱活动，如香港节、林务营等，以支持青少年为名，从根源上解决潜在问题。
港英殖民地警察由于镇压左派有功，在1969年获英女王赐予“皇家”封号。左派失去了本地的民心，不可能获得内地的支持，又受到港英的严厉打压，一蹶不振，从70年代开始完全退出社会主流。一直到回归后，内地主责部门主要将商人作为统战对象，左派都没有表达过太强烈的不满，只是对“突然爱国”的工商界别人士提出过质疑。
港英政府依靠买办洋行起家，早期将鸦片贸易和土地贸易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贪污已经渗透进了整个公务员系统。当时的香港有“警察管黑社会，黑社会管治安”、“12点以前警察管，12点以后黑社会管”等流言。葛柏等英籍高官大肆贪墨，吕乐、颜雄等华人“警阀”一手遮天，令殖民当局压力倍增。
中环地标怡和大厦所属的怡和集团是最老牌的英资洋行，靠鸦片和茶叶贸易起家
左侧接受锦旗者为“五亿探长”吕乐
为了增加香港市民对港英政府的认同，港英政府在镇压左派的抗议运动的同时，提出建设“好政府”的口号，港督麦理浩在伦敦的支持下，于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迅速改变了港英政府的形象。由于廉政公署具有天然道德优势，且只对港督个人负责，实质上大大集中强化了港督的行政权。与此同时，港英政府在采取“行政吸纳政治”模式时，还推行政府体制改革，重建公务员体制，为系统性洗脑赢心和所谓的“光荣撤退”铺平了道路。
廉政公署发出的针对吕乐心腹曾家荣的通缉令，曾家荣的儿子是艺人曾志伟
“洗脑赢心”这个概念是由大英帝国在马来亚的高级专员泰普尔将军（General Templer）在镇压马来亚反殖民运动中发明的。它专指大英帝国和殖民地政府运用新闻宣传手段来进行“新闻管理”，通过新闻、报告、演讲、研究等各种官方话语渠道将殖民地起义和暴动描绘为“恐怖主义”，从而塑造公共观念，制造“恐怖主义的氧气”，加剧公众对这种反抗运动的心理恐惧，以配合殖民者的武力镇压，起到稳定政治秩序的效果。
大英帝国意识到，冷战中重要的武器就是思想观念，这是一场争夺“思想领地”的战争。英国人成功地把镇压殖民地人民起义与美英反对共产主义的冷战结合在一起，把反殖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通过把共产主义宣传为恐怖主义，从而抹黑反殖民运动。相反，却把帝国与英联邦和殖民地的关系描绘成利益互惠关系，大英帝国由此被塑造为仁慈的统治者。随着这种宣传策略的转化，大英帝国维持殖民地的理论基础，也从早期种族主义的文明传播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论，发展为道义责任论，即帝国具有保护殖民地人民免受共产主义恐怖专制的道德责任。
港英政府在镇压左派反英抗议运动中，成立了专门的宣传委员会，并在英国成立了“香港心战室”（Hong Kong Working Group），专门负责舆论宣传，通过政府文件、媒体采访、新闻报道，采用焦点放大等手法系统地将这场反抗运动描述为“暴乱”和“恐怖主义”。而港英政府镇压“暴乱”的主要对象也是左派报纸和学校，从而彻底剥夺左派的话语权，将“左派”、“中国”、“文化大革命”、“古拉格群岛”和“共产主义恐怖政治”等等联系起来，描绘出一幅恐怖的政治图景，制造出恐怖的心理效果。
港英政府的“洗脑赢心”工程，彻底改变了香港人的深层意识和心理结构，形成了港人对“左派”、“共产党”、“大陆”、“社会主义”的极度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与内地逃往香港的国民党达官显贵、大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仇共”心理相呼应，使得“恐共”、“仇共”成为香港社会的基本民情，再加上港英政府采取“行政吸纳政治”成功地团结了上层华人精英，香港社会形成了对内地的排斥心理，随着香港经济的起飞，更增添了对内地的优越意识，不愿意香港回归，这成为今天困扰香港政治的深层原因。
正如斯科特教授所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共产主义者的目标而言，这次骚乱的最终结果反而是增强了对既存港英统治秩序的支持和正当性。当面对文化大革命这种共产主义的变种与当时还没有改革的殖民资本主义国家，多数人选择了他们都知道充满着罪恶的这一边”（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p.104）。
用刘兆佳教授的话来说，“六七暴动加深了香港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及左派分子的恐惧与不满，并损害了香港同胞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香港同胞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至今仍未消除。这种对中央的逆反心态，不单使香港回归中国的过程充满曲折，而且亦对回归后香港同胞与中央建立和洽关系增添困难”（强世功《无言的幽怨》）
而被妖魔化脏水泼遍全身的左派，从此再也没有能力对港英的殖民统治构成实质威胁，一直到回归之后元气才有所恢复。
在撤退方面，英国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放弃“皇冠上的明珠”，最多是给中国一个表面上的主权，但不屑于讨论放弃在远东的实际利益。1979年，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要求续租新界，被中方严词拒绝，香港的前途命运提上了大英帝国的议事日程。麦理浩回港后，公布了邓小平所说的“让香港人放心”这个好消息。
从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开始，到1984年9月18日谈判结束，两国政府一共进行了22轮谈判。撒切尔夫人抛出的“三个条约有效论”（《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马岛论等被邓小平等一一驳回，数轮谈判僵持不下。
1983年3月，英国获悉中国政府已经拟定关于香港的方针政策，可能会提交全国人大审议。中方明确表示，如果谈判不能达成共识，中国将单方面宣布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在这种背景下，撒切尔夫人致信中方，表示将向英国议会提出交还香港主权的建议。这封信打破了中英谈判的僵局，双方开始了第二阶段的会谈。
1983年7月25日，外交部副部长姚广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与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为首的英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就中英香港问题第二阶段会谈举行第二次会议。
谈判即将开始时，英国政府突然提出香港应作为独立一方参与谈判，英方宣称，会谈不应仅仅是中国和英国之间的谈判，还应包括香港方面，有关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办法，必须由英国、中国大陆和香港三方共同接纳，英国政府之所以如此，无非是想借所谓的香港民意施压。
7月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事正式表态：“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是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双边会谈。尤德先生是作为英国政府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参加会谈的，因此他在会谈中只代表英国政府。”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迫使撒切尔夫人收回刚刚打出的“三脚凳”牌，英国外交部急忙发表声明，说港督尤德“当然将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会谈”。
在前几次会谈中，英方一直坚持以主权换治权的原则，中国则坚持“一国两制”原则，双方各说各话，互相谈不拢，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由于谈判内容对外保密，香港人心浮动，经济形势也发生动荡，股市恒生指数大幅下跌。
1984年9月18日，经过艰难的磋商和谈判，中英就《联合声明》达成了协议，12月1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和英国首相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1984年12月19日，撒切尔夫人应邀再次来访并签署解决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
1984年12月19日下午，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英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共同声明：1997年7月1日，香港政权交接
随着中英谈判的不断推进，几任港督麦理浩、尤德、卫奕信都配合英廷，部署港英政府的撤退计划，这一包括政治、经济、移民、基建、情报等方方面面的周密计划至今仍然非常神秘，没有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在麦理浩任内，香港搭上了经济发展周期的快车，中产阶级形成，经过多年深耕，香港作为深水良港、情报中心的价值也越来越高。
同时，香港为英国提供了大量的优质劳动力、留学生生源、工业品市场，香港的铁路、公交、飞机、医院等等都必须使用英联邦标准、制度和英国造工业品，培养了没有断层的亲英“高等华人”为英国所用。眼看这些利益将要消失，1980年6月6日，港英政府发表《地方行政模式绿皮书》，提出改革地方行政，建立“区议会”，选举产生区议员，香港的代议政制正式拉开了序幕。同时，英廷紧急修订了“国籍法”，防止港人将来涌入英国，大英帝国开始转动从香港撤退的齿轮。
1984年7月18日，港英政府赶在9月26日中英草签《联合声明》之前，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这份文件宣布要“逐步建立一个政制，使其权力稳固地扎根于香港，充分权威代表香港人的意见，同时更能较直接向港人负责”，并“使各行政部门向立法机构更为负责”。港英政府试图通过循序渐进的办法，将香港的政治体制从行政主导改为立法主导、行政机关向立法机关负责，立法机关向香港市民负责的代议体制。
由此，港英政府一改立法局议员由港督任命的传统，引入了功能界别选举。
这一制度有利于巩固港英政府与香港工商专业精英阶层的政治同盟。但它并不是直接选举，这样便能防止中国政府支持的香港左派，通过选举进入港英政府。
《绿皮书》毫不讳言地说明：“直接选举并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办法……有些时候，人民的政治意识对直接选举未有充分的准备；有些时候，由于社会风俗习惯不同，这种选举方式未能深为人民所接受……”
由此可见，港英政府的政治目的很明确：要在1997年之前的13年时间内进行代议制改革，彻底改变香港的政制体制，使其在1997年之后得以延续。可以说是英廷心中的“五十年不变”。
撒切尔夫人在中英谈判期间，就预设过目标规划：“我们的谈判目的，是以香港岛的主权，换取整个香港的长期管治权……我们建议如果谈判没有进展，就应在香港发展民主架构。我们的目标，是在短时间内让香港独立或自治，仿如我们以前在新加坡的做法。”
在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如火如荼的年代，日不落帝国不断丧城失地，但通过对民族、政治体制、领土主权、宗教认同的精心分割设计（divide and rule），英国在很多殖民都做到了培养亲英代理人，扶植英资买办，攫取经济命脉，通过NGO、立法机构肢解行政权，通过英式体制、赴英国受训控制纪律部队，牢牢掌握实际治权的“退而不撤”。现在的印巴克什米尔冲突，印度对中国藏南的“主权声索”，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冲突，塞浦路斯岛上土耳其族与希腊族的世仇等等，都是“日不落”的“杰作”。
尤德和卫奕信任内，港英政府对基建、投资就展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1989年，港英政府公布玫瑰园计划，准备花掉香港所有的财政储备修建新机场和配套的铁路等设施。这让第一次建设特别行政区的中国政府颇为紧张，但真正为香港写入“退而不撤”程序的，是末代港督彭定康。
彭定康作为最后一任港督，确实是个称职的现代殖民地领主。用亲民公关、扶植代理、分散权力的套餐，有效执行了英廷的计划，给特区新政留下了诸多隐患。
1992年6月19日，彭定康出任港督前20天，英国上议院摩斯会议厅举办了一场题为“香港未来”的研讨会。英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侯威尔在题为“英国与香港：外交政策目标”的主旨演讲中提出，整个世界的情势在1989年发生了根本改变，因此英国统治下香港的局势也应随之发生变化：
“我认为我们需要将1984年所有的措辞加以修正……香港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一个与周围其他地区人民有十分密切文化关系的国家。它有自己的见识和声音并有权利表达，也有权利让自己的命运不任人摆布。”
这段演讲再清晰不过地预示着，“冷战”后彭定康主政下的香港在国际政治格局和世界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这意义就是把香港理解为“国家”，通过民主化政制改革，将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或在中国内部培植出反对和分裂势力。
20天之后，7月9日，彭定康携带家人抵达香港皇后码头。这是港英政府专为殖民地官员建造的码头，经历了历任港督的上任和离任，也见证过1975年伊丽莎白女王的到访。
和过往港督上任一样，香港的社会贤达要到皇后码头列队欢迎自己的“主人”。然而，让港人惊讶的是，这位末代港督一改殖民地传统，没有佩戴饰有羽毛的帽子、肩章、佩剑这些象征帝国荣耀威严的符号，只是身着便服、一脸微笑轻松地与市民们招手。
正当香港人对港督的出场方式议论纷纷时，上任第二天的彭定康就以亲民姿态，坐地铁，挤人群，搭火车，走山路，逛“女人街”，在街头小店喝茶，接近市民。整个香港轰动了，香港一百多年历史上，第一次有港督像普通人一样走进市民中间。
经过选举训练的彭定康，不仅善于用幽默的语言吸引市民，还善于使用身体语言，使自己举手投足都成为媒体捕捉的对象。他还特意把就职典礼放在总督府后花园，并召开记者会，通过传媒传播施政理念。香港的传媒、民众在系统的公关攻势下，对英国“皇家风范”的崇拜和对彭定康“亲民港督”的好感急速升温。
“肥彭”通过亲民公关迅速打开局面之后，使出了第二招，扶植代理。
彭定康利用对立法局和行政局议员的任命权，在掌权后不久迅速将进入港英体制的工商精英全数赶走，因为随着内地经济腾飞，难保工商界不会见利忘“义”。彭定康重新安插了一批对帝国更加崇拜，在经济方面与内地来往更少的政务官、政客。并将他们摆在了殖民地体系的重要位置，这批人也就是后来的“泛民主派”。
1994年，彭定康与时任布政司，后来的乱港祸首之一陈方安生谈笑风生
有了人事和社会舆论的铺垫，彭定康推出了他的第三招，意在肢解特区政府治权的“政改方案”：通过民主普选把香港基本法中确立的行政主导体制改变为立法主导。
英国人很清楚，港督不是选举产生的，香港回归之后的行政长官自然没有直选的基础，而且中央政府也不会很快放手让行政长官直选。但港英政府可以推动立法局直选，让他们所扶持的代理人名正言顺地通过选举进入立法局，攫取特区的管治权。
此时，香港已不再是英国的殖民地，而是被英美西方世界选作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较量的试验场，是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基地。彭定康本人及其政改方案的民意支持度越高，他与中国进行政治赌博的筹码就越大，由此造成香港内部的社会分化越大，香港与内地的离心程度也就越大。
1992年10月7日，上任不到三个月的彭定康在做足了民意铺垫之后，一改港英政府发表《绿皮书》和《白皮书》进行公众咨询的惯例，在其“施政报告”中直接提出了政改方案。内容包括四方面：
一、改革立法与行政关系。彻底取消港英政治体制中强化行政主导的“双重委任”（即立法局议员担任行政局议员），行政与立法彻底分家，其目的是强化立法局主导的“代议政制”，以发挥政党的作用。
二、改革选举制度。将选民年龄从21岁降到18岁；采取有利于“民主派”的“单议席单票制”；改革功能组别，除了取消原有功能界别的团体票，在新设立的九个功能界别中，实现所有从业人员每人一票，从而将功能界别的选民基础由原来的近20万人扩大到270多万人，新设立的九个功能议席基本上相当于直选。
三、改革地区组织。将区议会从地区咨询组织改为负有一定管理职能的组织，扩大其职权，同时区议会取消委任议员，全部区议员由直选产生。
四、改革选举委员会，将全部或大部分直选区议员纳入选举委员会。
政改方案的根本方向是推动代议政制，扩大立法会议员的直选成分。
1992年10月，彭定康于立法局发表政改方案
紧接着，1993年2月，彭定康在立法局内成立了与政府各部门相对应的委员会，对政府政策进行监督，增加立法局对政府的制衡作用。同时，英廷还修改了《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的有关条款，取消了总督任立法局主席的做法，由立法局议员互选产生立法局正副主席。
这一系列改革的目的是将立法会由隶属行政的民意咨询机构，变成能够钳制行政权独立机构，也是后来中英在“三权分立存在与否”上进行激烈博弈的原因。
同时，彭定康还对政府的运作架构进行改革，肢解、削弱行政权，推进政府部门公司化、独立化，使政府部门变成了吃政府皇粮，端政府铁饭碗，但不对政府负责的承包商。房屋委员会、广播事务管理局、医院管理局，都是在这种背景下设立，并且从设立开始就有对应的工会组织，由港英中意的人主导，甚至对领导机构的梯队进行了长期准备。后来陆续成立金融管理局、将临时机场管理委员会改组为机场管理局，将央行、航空两个重要公共职能变成了独立王国。人为制造利益集团。
英国政府的目的并不是让北京接受它的方案，而是要让香港人相信它的想象，政治大饼画得越大，香港人期望越高，北京的被迫反弹就会越强烈，回归之后北京和香港裂痕就越深。 这样一来便会造成一个不信任、不接受中央统治的香港，培养出一个不信任、不接受中央主权，甚至挑战中央主权的香港精英阶层，香港和北京将都不得不接受英国超然的“居中”角色。
这就是彭定康和英国政府撤离最后殖民地的最后使命，也是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以来西方世界发起和平演变的政治使命。为此，彭定康开足马力进行鼓动，在发表施政报告的第二天，就马不停蹄地向香港市民推销政改方案的工作。一连三天通过电视、问答、记者会等进行密集信息轰炸，彭定康利用个人魅力，将政改方案深深植入对他充满幻想的香港市民的心中。
彭定康在1993年10月发表的第二份“施政报告”中强调：
英国政府的目的不是建立机制、制度和达成协议，而是要把“自由的思想”植根于港人心间，使港人“坚持正确的路向”、“紧抱信念”。
殖民者偷换概念，把殖民地人民与帝国主义的阶级矛盾，转化为了祖国与香港的意识形态矛盾。
在英国人步步为营的阴谋中，香港输掉了真正的民主，回归后不仅按照《基本法》规定修改了功能界别选举，而且立法会普选要到20年以后才可以进行。而中央则输掉了好不容易在香港建立起来的权威、信誉和信任。中共不在香港公开活动更成为规矩，所有中资机构的党员连党内生活都要回深圳进行，连中联办对党员的称呼也不得不以地下党式的“老A”代替。
同样经历过大英帝国撤退安排的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曾明白无误地告诫香港人：“英国政府预备把英国在香港及中国的利益作赌注。香港只是棋盘上的一只棋子，英国在香港搞民主立法，实际上是国际上大国的阴谋。”
培养香港主体意识，引入代议制等，已经达到了让香港人认为应该自己统治自己的目的，对历史教育、国民教育、国语教育的刻意忽视助长了虚无主义的发展，加上新生香港人坐享经济起飞的成果，不掌握核心竞争力也能靠倒卖货物或者经验享受高薪厚职俯视内地的惯性，和内地经济迅速起飞带来的消费习惯改变，英国退居幕后专攻体制漏洞，美国走向前台，操纵木偶搅扰香港牵制内地的新角力形势，让矛盾付出水面。随着香港人新老更替，国际形势不断变化，回归后前后的一团和气很快消散，英国、美国留下的钟种隐患开始显现效果。
2002-2021 拨乱反正的红色怒潮
2002年9月24日，香港特别行政区保安局发表《实施基本法第23条咨询文件》，展开为期三个月的公众咨询，香港反对派政治力量配合台湾、美国的政治组织，策动反对“23条立法”“去中国化”的活动。美国右翼组织“新美国世纪计划”发起给白宫写公开信的活动，要求美国政府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23条立法”。全球多个反华的团体还在2002年12月4日在华盛顿成立“全球反对23条立法联盟”。在台湾岛内，已经卸任的李登辉策划并邀请香港一些政治人物，参加其任董事长的“台独”团体“群策会”主办的“—国两制下的香港”研讨会，并公开提出“香港应当争取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中国与香港是两个不同的独立主权国家”。
2003年2月14日，旨在实施《基本法》第23条的《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在香港特区宪报刊登。之后，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按照行政会议建议和行政长官指令向立法会提交《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进行首读及二读。然而，就在《基本法》第23条立法工作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党派领袖在2003年6月6日敦促美国政府采取行动，阻止香港通过实施《基本法》23条的国家安全立法，还要求美国总统和国务卿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促使中方撤回立法建议。美国众议院则违反最基本外交准则通过一项决议案要求香港特区撤回基本法第23条立法草案，公然粗暴干涉属于中国内政的香港特区内部事务。2003年7月1日，香港反对派与“全球反对23条立法联盟”遥相呼应、内外联动，引发了50万人参与的“香港七一游行”。
虽然港府坚持推动立法，但建制派田北俊临阵倒戈，导致港府撤回法案投票，董建华也因此下台。实质上相当于美国走到了遥控香港代理人，实验和平演变的前台，英国人转入幕后，香港人的身份危机在外力的催化下渐渐走样。
2007年，香港政府决定拆除皇后码头进行城市发展（前文所提到的殖民官员专用码头，殖民时代，历任港督上任，乘坐港督游艇抵达中环，在皇后码头上岸，并在爱丁堡广场举行欢迎及阅兵等就职仪式，然后前往香港大会堂宣誓），遭到民间团体反对，反对理由是“集体回忆”。皇后码头最后虽然成功拆除，但反对拆除的民间团体领袖声名鹊起，此人名叫朱凯迪。
2012年，香港推行国民教育科，遭到民间团体以“洗脑”为由反对，最终以游行、学生罢课、静坐等形势，港府被迫搁置相关课程指引，“反国教”的学生领袖名叫黄之锋。
2014年9月28日，以反对政改方案，争取“真普选”为名（实质是要求不设筛选进行直接选举，本质仍然是通过合法手段夺取治权），冲击特区政府管治、侮辱攻击警察，瘫痪香港主干道，围攻政府总部，闹剧扰攘79天，在各国记者、使领馆的放大镜下和平收场，占中的三个核心人物，是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
2014年9月28日晚18：56，我和同事在金钟天桥，香港警方时隔36年再次使用催泪弹。照片右侧就是添马政府总部，告士打道双向六车道被堵得水泄不通
2019年，以反对《逃犯条例》为名，在之前几年“大放异彩”的反对派人物开始横向联合，并且有组织、有计划地鼓动暴力，无差别攻击说普通话的内地人、台湾人、新加坡人。在台湾军事情报部门、美国领事馆、英国领事馆、隐身于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等NGO之内的情报人员的策动下，上演了纵火烧人、织罗谎言、冲击警队、攻击警察、打砸商铺、袭击游客等一系列与民主背道而驰的丑剧。核心人物是李柱铭、黎志英、何俊仁、陈方安生；黄之锋、朱凯迪、林卓廷等也冲锋陷阵，各显其“能”。值得一提的是，以上各位头目的子女从未在一线出现过，李柱铭的儿子娶了莎莎集团老板的千金，后以离婚收场，黎智英子嗣都有英国护照，长期居留英国。
从“反国教”、“占中”一路演练，反对派的组织动员越来越专业，随着政府不断退让，局面越来越恶劣。在黑色暴乱扰攘一年后，中央祭出利剑《国安法》，及时稳住了局面，直接堵住了外国代理人攫取治权的口子。
2021年6月12日，香港历史上崭新的红色一页正式翻开：香港中联办、驻港国安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驻港部队联合主办，香港特区政府特邀主办了“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香港公开举办如此高规格的活动，也是回归之后，共产党不在香港活动的莫名禁忌被正式打破。香港各界也像被解除了诅咒一般，纷纷打出庆贺建党100周年的宣传，可以说真正的回归，正从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恢复应有的身份和地位开始，香江两岸将在红色大潮的冲刷下，洗净妖氛，再焕新生。
香港电车装扮一新迎接建党百年及回归24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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