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宗| 香港：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何建宗】

今年的7月，对香港而言，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7月1日，除了纪念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四周年以外，也是《香港安全法》颁布一周年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纪念日。

香港在回归以后实行“一国两制”，但香港人对领导“一国”的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至少存在两个误解。一是不了解中共的历史、以及中共与中国的关系，很多人片面地以西方政党政治制度作为标准去认识中共，从而得出中国“不民主”、将中共领导与中国本身割裂的错误结论；二是不了解中共、“一国两制”与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关系，正是中国共产党提出“一国两制”这项明智、创新的制度，保证了中国顺利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同时保障了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这项史无前例的安排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解决历史问题上的远见。

今年7月1日上午，从特区政府到民间，香港各界围绕“贺建党百年 庆香港回归”的主题，举办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升旗仪式、花车巡游、“光影3D耀维港”灯光秀、《1921》观影等等。总的来说，香港的团体和市民开始不再将共产党视为忌讳，虽然参加庆祝的人数只占香港市民的少数，但这些现象是重要转折点，具有标志性意义。

事实上，越来越多香港人认识到，中国的制度优势，包括广泛的资源整合能力、社会动员能力、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风险挑战的应对能力，以及帮助近亿人口脱贫，这些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是难以实现的。

香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希望可以成为香港年轻人学习了解党的历史和成就的新起点；加强相关教育有利于塑造香港居民对中国共产党和香港关系的正确认识，形成完整的国家观念。

香港市民家庭挥舞国旗在添马公园庆祝 @东方IC 李志华/东方IC

香港国安法是保香港安全、安定和安宁之法

半个月后，在7月16日举办的“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回顾与展望”专题研讨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发表重要讲话，重申《香港国安法》对扭转香港乱局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意义。

笔者作为香港会场的一百多名参与者之一，对这一发言深有体会。夏宝龙在讲话中连续七次提到“有了香港国安法……”，显示国安法的强大威慑力，是保香港安全、安定和安宁之法。“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目的”。2019年长达6个月的骚乱表明，香港面临的国家安全威胁不再是一个假设，而是切实对香港的法律、秩序及港人的生命财产构成严重威胁。《香港国安法》的落地实施，使香港的法治和秩序得以恢复，市民生活基本回归正常。同时，有了《香港国安法》的保驾护航，香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推动经济民生发展就有了坚实基础，为香港共建“一带一路”及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战略带来重大机遇。

夏宝龙还强调管治者不仅要爱国爱港，还要德才兼备、有管治才干，并对管治者提出五点要求。这段发言令人联想到他在今年2月22日关于“爱国者治港”原则的论述。

事实上，这先后两次讲话应结合起来理解。2·22讲话是对“爱国者治港”原则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具体标准做出深入阐述，并对管治团队提出更高的“坚定爱国者”的要求，包括：（1）“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2）“坚持原则，勇于担当”；（3）“胸怀国之大者”和（4）“精诚团结”。

“管什么”和“如何管”

如果说2·22讲话是解决香港由“谁来管”的这一基本问题和底线问题，那么7·16讲话则关系到“管什么”和“如何管”，即施政重点和治理能力问题。“管什么”就是夏宝龙提到的，要香港告别“劏房和笼屋”，解决土地问题和一系列民生问题，让香港的老中青幼年人都能过上幸福生活；而“如何管”则牵涉施政作风以及对管治能力的具体界定。

至于讲话中的“五个善于”，笔者认为有两点特别值得反思。第一，夏宝龙指出治港者要有“战略思维和宏阔眼光，注重调查研究和科学决策”。事实上，这些都不是特区政府的强项。在过去两年的修例风波和新冠疫情的斗争中，市民并没有看到施政者具有宏观战略思维，而随着特区政府的智囊中央政策组被撤销，我们也看不到调查研究和科学决策在施政中起到什么巨大作用。

第二，团结方方面面的力量，遇事多沟通多交流。过去一年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局势逐步恢复稳定，但官员落区直接听取民意，解决群众关心的各种民生问题的例子仍然不多。特区政府想要提升民意支持度，团结各方，多与市民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说明特区政府应注重谋划未来，而不只是针对现有的问题。

夏宝龙在会上提到，特区政府“每年要做几件市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很显然是对特区政府语重心长的忠告。一个政府的施政不光是一系列政策、一大堆冷冰冰的数字或者多少个亿的拨款。对政治而言，“观感就是事实”。政府要让民众感受到执政者“为民爱民”，贴基层、接地气，这不是什么高深理论或严格要求，而是基本的为政之道，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道理。

当下，新选举制度即将实行，新管治人才的选拔应与香港未来的发展紧密相连，同时对特区政府和立法会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也意味着特区政府和立法会的关系将发生一定变化。

新的立法会架构是所谓的“2-3-4”，即地区直选20席、功能组别30席、选举委员会40席，这使得许多参加地区直选的参选人都在寻求其他出路。民意并非不重要，但过去很多参选人为了拉取选票，煽动“民粹”，提出不切实际、不利于香港长远发展的政策。在选举制度改革后，这类行动的操作空间就缩小了。

过去香港政治几乎是建制派和反对派两大阵营的对垒，在选举上花费大量精力。新选举制度落实后，参选者可以更加聚焦当地亟需解决的问题，着重政策讨论。中央和香港市民都希望政治人才可以办实事，而不是参与无止境的政治纷争。

“爱国者治港”的标准及管治人才的定义适用于香港特区所有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并不是主要官员才需要具备这些条件。过往很多人对立法会的理解是纯粹监督政府，批评政府施政是天职，而提出建议是政府的工作。然而，根据管治人才的最新要求下，立法会议员也应提出更多建设性意见，因此新要求也适用于政府和立法会。目前，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重视政策研究和政治人才的培养，香港的政治生态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有责任关注香港的发展。

展望未来，行政和立法的关系将更为密切，政府应该多聆听立法会的意见，立法会也应该更体谅政府的困难。有能力的政治人才进入立法会后，针对民生问题的解决，应有更切实的关注和更大的参与空间。

香港深水埗街头的巨幅广告牌 图片来源：澎湃影像

从更大的层面上来讲，夏宝龙的讲话直指香港住房问题——在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香港将告别劏房、笼屋，这是首次有国家级领导人针对性地对香港民生问题提出要求。这反映出中央对香港民生问题的态度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而香港也应以更积极的方式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事实上，今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参加全国人大会议香港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解决这个（香港住房）问题，难度是很大，但总要有开始的时候”。去年国庆，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走访劏房户居民，嘘寒问暖；今年7月1日下午，中联办领导深入社区，带领18支义工队到全港各区探访1500户基层家庭，带来中央政府的关怀和问候。可见，中央政府对香港民生、尤其是土地房屋问题的困境越来越关心和忧心。

夏宝龙在讲话中用“揪心”来形容香港的房屋问题。当习近平总书记宣告中国摆脱了绝对贫困言犹在耳，而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却仍有居民生活在劏房笼屋，这是民众和政府都不可接受的问题。虽然这是一个长远愿景，但缓解住房难题，必然应成为下届特区政府重中之重的任务。

香港公务员管理体制问题

其实，从上述问题衍伸出来的是，恰是外界十分关注的，下一步特区政府是否会对自身制度架构进行改革以及如何改革？比如，近期香港公务员管理问题广受社会关注。

香港的公务员管理体制源自英国，1997年回归时，整个体制和人员基本上维持不变。香港公务员系统属封闭职业体系，即一般中学或大学毕业以后入职，由入职级别开始，层层晋升。以政务主任为例，除了在2001年实行过一次向外招聘高级政务主任以外，一直都是招聘大学毕业生任职，直到退休。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公务员宣誓仪式 图自新华社

但事实上包括英国在内的大部分西方国家都逐渐把公务员系统改为开放职业体系，鼓励将中高层公务员职位向社会开放，增加“横向入职”，以达到广纳人才的目标。内地公职人员制度更有不少“挂职”培训，让公务员从一个系统（例如中央部委）短期派到另一个系统（如地方）锻炼，或者让学者或事业单位干部调派到其他政府部门或地方基层工作，这一方面丰富个人的工作经历，另一方面也给所在部门注入“新鲜血液”，增加外部知识和经验，可惜香港公务员并没有类似安排。

因此，目前绝大部分香港公务员都是本地土生土长或在海外留学回来后，一毕业就进入政府工作的年轻人，从而导致香港公务员视野较窄，未必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与内地公务员进行沟通，对中国国情也了解不足。

香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在招聘方面，可以开放更多高级公务员职位供社会人士申请，克服封闭体系的弊端。开放适量位置给外界投考，引入专业界别精英，有助改善公务员管理文化。此外，在挑选标准方面，应该包括爱国爱港、德才兼备、具备专业能力与经验、拥有硕博士等高学历、选择有内地学习背景和工作经验的香港永久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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