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洛闻：曾经与中国共产党如此靠近的香港，后来怎么了？——东方之珠的红色剪影（上）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常洛闻】
第一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中联办）主任姜恩柱在2000年上任时曾经说过，“香港是本难懂的书。”回归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随着内地的发展，很多书中的难题已经有了答案。但共产党这一章，在香港仍然是禁忌中的禁忌：反对派听到如蝇见血，普通人听到避而远之，建制派听到欲言又止。
其实香港与中国共产党的距离比很多人印象中要近得多，甚至很多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大事就发生在香港。那么，与红色拐点如此接近的香港人，为什么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会是今天的这个样子？
1921-1945 黑暗中飘扬的红色旗帜
1920年代，香港作为自由港，法制松弛，经济发达，内地的纷乱对港英殖民政府的统治也影响有限，这个特殊大都市不自觉的包容性，给了各种力量闪转腾挪的空间，其中就包括新生的中共。历史上很多中共的高级领导人、高级将领都在革命的起伏中借助过香港的特殊环境化险为夷，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香港更是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可以说从1921年中共建党开始，维港之畔就一直飘扬着看不见的红旗。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舞台上正式亮相。会上通过的《关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决议》中指出：“组织产业工会为我党基本任务。凡拥有一种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仅有一二家工厂的地方，可建立适合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同时，成立之初的中国共产党还不能在上海进行合法公开活动，党中央急需成立一个可以公开领导工人运动总机构，于是在1921年8月11日，“英美烟厂”罢工胜利第二天，在上海北成都路19号（今成都北路899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在《共产党》月刊第6号发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中指出：“是由上海——中国产业的中心的一些劳动团体所发起的，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而且预言：“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工人们的世界”。
当时香港虽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但与内地之间往来紧密且边境管制宽松，三教九流都能找到容身之所。由于殖民政府和英资企业的垄断和压榨，香港本地劳资矛盾尖锐，本质上是英国政商垄断集团和本地买办为代表的大资本家，与产业工人、海员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当时香港华人海员长期遭受英资公司与包工头的残酷剥削及种族歧视，与洋人海员同工不同酬，工资不到洋人海员的五分之一，还常遭受凌辱、打骂及克扣工资，没有职业保障可言。所以从建党开始，中共就全力在香港发展工人阶级党员，并且为维护香港海员的利益，组织了工会和罢工斗争。
港英殖民政府人口普查资料，1922年香港在册人口不过63万余
1921年9月和11月，香港渣甸和太古船务两大英资公司的华人海员两次向资方要求加薪被拒。1922年1月12日，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组织者中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以国民党人身份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邓中夏，香港海员工会会长苏兆征）第三次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薪，工会可以介绍工作，签订合同时工会有权代表工人等三项要求，遭到船务公司拒绝后，工会宣布罢工。短短一周内，123艘轮船、6500名海员参与罢工，致使香港往英、法、美、日、荷的远洋航线和广州、江门、梧州等内河航线完全瘫痪。
香港海员罢工爆发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伸出援手，联络协调全国予以支持，并以中共广东支部名义发表《敬告罢工海员》书，号召工人群众坚持到底、团结一致、严守秩序、注重自治，使罢工斗争能够有理、有节地进行。香港各行业工人为支持海员斗争，运输工人、产业工人等也加入同盟总罢工。到3月初，总人数超过十万人，从蔬菜米面到交通运输全线告急的港英政府管治陷入瘫痪，连港督府都只剩下两名华人佣工，威尔士亲王在4月访港的行程也被迫推迟。
中共广东支部发表《敬告罢工海员》书
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
罢工期间，港英治下的资本家企图在上海招新工人到香港，顶替罢工海员的工作，香港海员工会急电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促请设法劝阻上海工人来港。书记部李启汉和进步海员朱宝庭等人深入上海海员当中，宣传“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不能坏工人的事”，抵制了香港资本家破坏罢工的阴谋。在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动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等铁路工人组织起“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他们开大会、发电报、广为募捐，积极支援海员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在火车头上竖起写有“援助香港海员”6个红字的大旗，从北京一直飘扬到汉口，又从汉口飘扬到北京。
当时的港督司徒拔面对罢工采取强硬手段，宣布海员工会为“非法团体”，颁发戒严令，封闭海员工会会所，逮捕罢工领导人，限制工人离开香港时所携带的现金金额。3月4日，因为火车停驶，罢工工人步行返回广州，途径沙田时，遭到英国军警开枪射击，致使6名工人丧命，数百人受伤，史称“沙田惨案”。案发后民意鼎沸，罢工继续扩大。迫于形势，港英当局不得不于3月8日接受海员提出的要求，这场震撼中外的五十六天大罢工以工人的全面胜利结束。
香港海员大罢工是星星之火，随后，上海、武汉、广东、湖南、直隶等省市和航运、铁路、采矿等行业工人的罢工斗争风起云涌，合计一百余次，参加人数在三十万以上。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强调做好香港产业工人工作，使之成为反帝斗争的强大力量，并决定在港成立党组织。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中国各地旋即爆发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浪潮，并成为诱发省港大罢工的主因。中共中央再次委派中华全国总工会总书记邓中夏、香港海员工会会长苏兆征等组成团队，召集香港各工会，联合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并在罢工委员会中组建中共党员为领导核心的党团委员会，同时在罢工工人中大力发展中共组织。
6月19日起，香港海员、电车工人、印刷工人首先罢工，接着其他行业的工人也纷纷响应，有逾十万名工人在苏兆征等人的率领下罢工返回广州。罢工委员会运用罢工、排斥英货、封锁香港三项有力武器与英帝国主义作斗争，工人纠察队在各海口驻防，东起汕头，西至北海，对千里海岸线实行封锁，使香港经济活动陷于全面瘫痪，航运停顿，进出口贸易锐减，商业萧条。
6月中，中共党员蓝裕业、周文雍奉派到港，协助中共香港青年团组织发表《援沪宣言》，并成立“学联”发动学生罢课。皇仁书院、圣保罗、圣士提反等书院的学生纷纷响应，连同其他各中小学共有三十所学校的教师及学生近万人参加了罢课斗争。身为中共青年团广东区委执行委员、宣传委员的蓝裕业，还协助共青团香港地委编印《香港学生》月刊，并担任《工人之路》周刊的总编辑，宣传中共政见主张，团结指导学生、工人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全心全意为港人谋福祉的罢工也得到香港各阶层的大力支持支持，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给予港英当局以沉重打击。仅11、12两个月，香港宣告破产的商店达3000余家，股票、地产急速贬值。港英当局财政收入萎缩，1925年财政赤字达58万英镑。
为了支持北伐战争，1926年10月初，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停止罢工。10日，罢工委员会召集群众大会，宣告罢工胜利结束，并宣布停止对香港的封锁。这一世界工运历史上最长时间的罢工历时16个月，根据《泰晤士报》在1927年4月作的估计，省港大罢工给港英当局造成了1亿英镑的经济损失。
当时中共在内地还不能公开活动，在香港的组织工作也有一定的掩护，港英治下的报纸、杂志也不会给中共的活动和罢工的成果留下正面的描写。当时香港各个阶层自发动员支持罢工，工人、小商贩积极投身工运，学生、进步青年全面同情支持工人虽然是不争的史实，但他们对中共的认知应该还相当有限。反而是英国人尝到了中共的厉害，见识了中国内地、香港广大人民的真正力量。
港督司徒拔深信罢工是中共在背后组织，一直要求英廷出兵，武力威逼有共产党人参与的广州政府，还要求英廷向中国政府行贿，剿灭内地的反英活动，均遭到英廷驳回，不久还把任期届满的司徒拔撤换，派出了与中国人打交道更多的金文泰出任港督。这肯定不是因为英廷有意对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网开一面，而是英廷在思考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关系，思考能否用武力之外成本更低的方式，更长久地霸占香港。
随着大革命进程的起伏，香港在历史上的角色也越来越特殊。1927年，宁汉分裂，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清党，周恩来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起义后部队转移到广东，遭遇国民党军包围，部队被数倍于己的敌人打得惨败，周恩来当时还患了严重的疟疾高烧昏迷，叶挺、聂荣臻等通过潮汕将周送到香港，扮作上海商人，居住在尖沙咀广东道，后来将周送进圣德肋撒医院治病，修养完好后，周恩来才返回上海参加中央机构的工作。
1927年下半年开始，为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共广东省委、南方局相继搬迁到香港。当时的香港群众基础良好，国民党特务有所顾忌，中共机构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毛泽东1927年上井冈山建立中央苏区，中共中央设在上海，上海中央和中央苏区的联络，就是靠经过香港的秘密交通线维持，中南方向有四条支线，全部从上海经香港后再分散至汕头、深圳等地。而且香港作为英治自由港，给收集信息、护送人员、购买药品、运输武器提供了巨大方便。
电视剧《绝密使命》描写的“中华苏维埃的血脉”红色秘密交通线
1928年，周恩来以南方局书记的名义到达香港，总结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对于广东和香港斗争的危害，吸取经验教训。他曾经到过中环、旺角、油麻地的基层组织开会布置工作，并且部署了广州起义的计划。他还居住在中环荷李活道75A的木匠工会，了解基层生活状况。还到过香港坚尼地道130号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机关，西环羲皇台23号中共广东省委机关。邓小平在1929年和1931年两次到过香港，分别与设立在香港的广东省委和中央军委商讨在广西百色起义发展红色根据地的规划。
香港纸醉金迷的浮华表象和港英貌似森严的殖民统治，曾不止一次地被中共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保护色。但这些建筑和遗迹，由于改建、城市发展等多已不存。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香港又多了团结海外华侨、广泛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前哨这一角色，中共中央派遣廖承志等人赴港筹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中共香港市委先后建立工人、学生、知青、街坊等47个支部，团结香港各界民众参与抗战救亡运动。中共香港海员工委及外围香港海员团体动员1.6万名海员停止为日本船只工作，组织海员回乡继续参加抗日活动，前后有1万多名香港海员血洒抗日战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日军进攻香港，驻港英军在日军突袭下，溃不成军，12月25日晚7时，时任港督杨慕琦于半岛酒店3楼的日军战斗司令室向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无条件投降。
1941年12月18-25日，香港岛攻防示意图
1941年香港沦陷，日军举行“入城式”
1942年2月3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在西贡黄毛应村的教堂宣布成立，由曾在香港淘化大同食品有限公司罐头厂当过工人的蔡国梁任大队长，广州大学经济学系学生陈达明任政委，下辖长枪队、短枪队、海上中队、城区地下武装队（市区队）和情报队等五个中队。
从初创开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从领导层到基层指战员中就有大批大中学生，游击队总队长曾生，中山大学学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是广东军事政治学校毕业的大专生，政治部主任杨康华是中山大学学生。港九独立大队同样是一支高学历的抗日武装，而且与东纵其他部队相比，港九大队的很多乘员从小接受的是当时香港最高等的全英文教育。例如曾为曾生担任翻译，后担任东纵政治部敌工科副科长的林展，是香港著名的庇理罗士女子中学的毕业生。
正因如此，港九大队在战斗之余十分注意破除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带给香港的各种陋习。例如除了日寇的侵略掠夺，本地的鱼栏主采用大秤进小秤出，逼迫渔民借高利贷，不准渔民女眷上岸，甚至到1942年仍在享受对渔民妇女的所谓“初夜权”。港九大队海上中队组织渔民合作社，利用鲜鱼到内地换购粮食和煤油；同时发动“渔民协会”与封建鱼栏主进行斗争。海上大队队员还在渔船上开设学校，教授渔民子女读书。
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在香港边界附近行军。（香港政府档案处，1945年）
经过这些行动，港九地区的大批渔民受到现实教育，主动积极协助共产党，加入海上中队打击日寇。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44年海上中队共俘获日船43艘，击沉7艘，俘获日军36人，伪军50多人，歼灭日伪军合计近两百人，缴获1门山炮、5挺机枪、50支长短枪，夺得一台发报机以及约100吨军用物资和药品。
抗战时期，九龙新界有650个左右的自然村，港九大队的敌后武工队员每天走村串户，建立起强大的秘密情报交通网。在城市游击战中，港九大队中涌现出一大批威震敌胆的游击英雄。短枪队在队长黄冠芳和副队长刘黑仔（刘锦进）带领下，与1942年秋冬之际在狮子山下伏击并歼灭了日军一个班，在牛池湾摸掉日军哨所，全歼日伪16人，在九龙市区化装成伪警察击毙汉奸肖如九。1943年乘夜突入启德机场，炸毁日军油库和一架日军飞机。甚至日军高级特务东条正之和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陆姓翻译，都被短枪队处决。
除了刘黑仔之外，香港日伪对于港九大队城区地下武装队（市区队）的队长方兰同样是又惧又怕。方兰原名孔秀芳，1938年11月年仅十八岁的方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香港湾仔的儿童团团长。1942年1月中旬，方兰奉命回广东参加游击武装斗争。1943年秋天，方兰从东莞游击区调往港九大队担任城区地下武装队（市区队）中队长兼指导员。香港人民亲切地称她为“方姑”，因此市区队又被称为“方姑游击队”。
被香港人民称为“方姑”的方兰
“方姑游击队”最经典的武器是传单。这些可怕的“纸弹”是市区队自己编印的《地下火》，它们总会出现在日伪最不愿看到的交通要道甚至军警单位门口，向不甘心做亡国奴的香港同胞传播抗日的火种，很多经历过那段岁月的香港市民都会回味当年看过传单后兴高采烈地告诉亲朋好友“老友（游）神出鬼没”的情景，这些现在看来如《地下交通站》一样戏剧化的故事，都是当年香港市民全心支持中共抗日的注脚。
1943年12月2日，为适应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内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州坪山宣布正式改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发表《东江纵队成立宣言》，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号。
1942-1943年，东江纵队一共从香港救出了50多名英国人、54名印度人、2名挪威人，1名苏联人和1名菲律宾人。战后英国方面于1946年在伦敦向东江纵队人员颁发了勋章。1944年5月26日，5名美国B-25机组成员因为东江纵队的帮助顺利返回内地。
东江纵队和港九独立大队屡立奇功之后，盟军方面开始主动东纵接洽，商讨联合作战问题。由于香港独特的地位，港九独立大队设有由黄作梅担任组长的国际工作小组，主要负责营救被日军扣押的盟军人员，向盟军报告香港的各种情报。
港九大队成立三年多之中，前后粉碎日军10余次全港九规模大扫荡。从草创时期的上百人发展为一支800余人的敌后抗日劲旅。同时，港九独立大队也是我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武装中最善于进行城市游击战的部队，其市区中队拥有来自香港各行各界的300多名抗日战士，甚至有队员渗透到日本宪兵总队特高课内部。
1945年8月30日英国海军驶入维多利亚港，9月1日英国重新接管香港，港九独立大队奉东江纵队命令撤离香港。在撤离时，港九独立大队代表东江纵队发表了宣言，对三年零八个月的浴血抗战做了这样的总结：“三年零八个月，冒出生入死之险，不惜重大牺牲，救护盟邦人士，肃清土匪活动，破坏敌伪统治，保护人民利益，确实尽了我们应有的努力，并做了许多成绩。”
虽然英国人始终把最大程度上奴化殖民地放在了第一位，从1946年4月杨慕琦重建港英政府开始，直至1997年6月30日末代港督彭定康黯然离任，港英当局始终不承认中共领导下的东江纵队和港九独立大队在香港的抗日功绩，不给予这些抗日英烈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但是如果没有香港市民的踊跃帮助和无私支持，东江纵队不可能生存壮大，日寇势必在香港造成更大的破坏。港英的历史书中虽然没有东江纵队的勋章，但香港的山山水水都飘扬着看不见的红色旗帜。
香港回归之后，1998年10月2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为保卫香港而捐躯的烈士，写有115名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阵亡烈士姓名的战士名册，被正式安放在香港大会堂的纪念龛内。120多名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老战士和家属出席了仪式，时任香港特区特首的董建华在仪式上代表香港市民，向所有在二战期间为保卫香港而捐躯的军民和家属致敬。这标志着中国人自己的香港特区政府终于以广泛追认的方式，表彰了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保卫香港而战的东江纵队和港九独立大队的近千名抗日英雄。
香港新界乌腾蛟抗日英烈纪念碑，东江纵队总队长曾生题写碑名
1945-1967 新中国闪光的红色焦点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重庆谈判召开，虽然和谈取得了结果，但蒋介石一面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一面调动军队进攻解放区。
1947年2月，几次劝谏蒋介石不得要领，同时对蒋介石独裁政策越来越不满的国民党元老李济深以回乡扫墓为名，乘轮离沪转赴香港。到达香港后，李济深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呼吁“停止内战，废除党内独裁”，并提出解决时局的七项主张，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第三次开除李济深党籍。
李济深在香港促成建立了民联、民促南方联合执行部，并亲任执行部主席，实现了国民党内两个民主派组织的初步联合。1947年5月起，他多次邀请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李章达、陈其瑗、朱学范、陈此生、邓初民等民主人士在他香港寓所聚会，商讨建立新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问题。
经过长时间的筹备和酝酿，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1948年1月1日，民革正式宣告成立，明确提出要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成立联合政府。大会选举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等16人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宋庆龄为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
1948年1月，民革中央部分同志在香港合影。前排左起：朱蕴山、柳亚子、蔡廷锴、李济深、张文、何香凝、彭泽民、王葆真；中排左第二人起：郑坤廉、梅龚彬、刘遐翚、张克明、冯伯恒、李子诵、陈其瑗，右一为周颖
1948年4月30日，中共发布“五一口号”。李济深积极响应中共号召，5月2日就联合沈钧儒与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热烈讨论了“五一口号”，一致表示拥护。
由于李济深地位特殊，很多势力都想借助他维持自己的利益。1948年6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亲自到香港与李济深面谈，希望与之合作，在广东另组政府，替代蒋介石政府，直接与中共谈判，被李济深拒绝。1948年秋，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派遣曾任南京政府建设委员会秘书长的蔡增基专程来港，想说动李济深出面组织一个新政府，由美国给予支持，代替蒋政府，由李济深出面与共产党谈判，实行“划江而治”。李济深表示：“中国应该统一，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会造成“内战永无宁日，大好形势任人摆布，万万不能”。
在此期间，港英殖民政府在明，将李济深作为“反对派政治领袖”加以监视和保护，港督派出亲信，时不时到李宅探听动静。同时国、共两党在暗，都派人到了香港，在李济深左近等候机会。据李济深女儿回忆，当时因为李济深身份特殊，每天忙于奔走呼号，家庭没有收入，所住的罗便臣道三层宅邸租出去两层，后来才知道一楼住的是国民党特务，三楼住的是共产党特工。后来李济深等民主人士为新中国的政治协商、外交等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说香港是新中国政协的策源地也不为过。
1949年，局势明朗，包括李济深在内的一批在港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到了10月，解放军解放广州，香港门户洞开。10月17日，斗志昂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挥师南下，打到了深圳河北岸，兵锋直指香港。面对仅一河之隔的熊虎之师，英国政府发出死保香港的信号，大大加强香港防御力量，将在香港的驻军由5000人急增到3万人，调运装甲部队和空中支援力量，以及一支航空母舰编队到港，并紧急修筑防御工事。
就在时任港督葛量洪忙于练兵备战的时候，一封来自北方的信送到了他的办公桌上。在这封信里，中国政府提出了“三项条件”：第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第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信中还强调，只要做到这三条，香港就可以维持现状。
其实在1946年12月，解放战争爆发不久后，毛泽东在会见西方记者时就谈过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新中国外交方针形成大致在1949年1月至7月，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毛泽东用形象化的语言所阐释的“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负责对外贸易和港澳工作的廖承志向毛泽东等人提出了“暂时维持现状不变”的建议。周恩来在内部谈到香港的问题时，也曾说：与其让英国拉着美国一道来共同防卫香港，就不如把香港留到英国人手里，这样对我们比较有利。
现实的英国人没有等太久就给出了回报。1950年1月6日，当时的英国艾德礼政府不顾美国反对，宣布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愿意在平等互利及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4年日内瓦会议两主席之一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前往中国代表团驻地拜访周恩来
没过多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美国政府对中国大陆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出口，实行全面的许可证制度。英国在1951年也亦步亦趋，宣布对华实行全面禁运，禁止出入口的物品有13类190种之多。不仅囊括了所有战略物资，而且上至汽车、电子产品、橡胶、机械设备、化学品、一般钢铁产品，下至“容量四加仑以上的汽油桶”、“纺织品及衣料”，统统纳入禁运范围。
有一个例子，足以说明禁运的严厉，当时香港出口到美国的腊鸭，是由中国大陆的鸭蛋在香港孵出鸭子后制成的，它到底属不属禁运范围？英美煞有介事，函电交驰，最后达成协议：“孵蛋的时候，要有一位警察在场，他要为刚孵出来的小鸭在脚上烙上印。鸭子长成后再另加记号，这样才可以把鸭子宰掉．晒干运往美国。”
按港英当局的规定，凡违禁出口，一律属触犯“未得工商署准许证私运禁品出口罪”，一经定罪，货物与交通工具，均要没收，罚款10万元，并可判三年徒刑。但当时港英政府实际上对走私留了口子，船只在香港水域航行并不犯法，出了公海也不追截。显然是基于英国自身利益的现实主义考虑，这样的严刑峻法催生了霍英东等一批与船有关的爱国商人，使中国的战略压力大大减轻。但也是由于战争、政治、破旧立新等种种原因，香港和内地关系开始发生变化。
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因为各种原因，通过毗邻深圳边境的周边区域发生了大规模的偷渡到香港的事件。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由深圳出发的4次大规模逃港潮，逃港人数50多万人。
逃港者中有一种是从解放前就开始，由于国民党溃败，不愿意或者不能去台湾的达官显贵。这些人中，有上海、天津的资本家，有南京、广州的达官贵人，有躲避土地改革、清匪反霸的地主豪绅，更多的是躲避战火的老百姓和国民党败兵。一些著名的资本大亨，像唐炳源、王云程、荣氏兄弟、邱德根等，就是在这个时期从内地逃到香港，以至于当时的半山不允许华人居住，从内地到港的上海人纷纷住进九龙塘豪宅区，上海话一时之间成了香港最时髦的方言。
另一种逃港者是因为特殊时期的饥饿从内地逃亡香港。当时，宝安县一个农民一天平均收入大约0.7元，而香港农民一天平均收入为70元港币。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意思是花8分钱邮票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1952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位于罗湖桥的香港和内地边境开始收紧。随后的数年中，很多文人逃到了香港。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随着很多知识青年感到迷茫和绝望，许多有地位有能力的人踏上了逃亡的道路。曾有人统计过，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
1979年5月6日，由于有人造谣香港将在英国伊莉萨白女王诞辰当天实行大赦，滞港3天即可入籍，深圳边防开放关口，爆发了最后一次大规模逃港潮。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经过大量的走访，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他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须另想治本的办法。1980年8月26日，深圳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负责广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道：“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彼时港英殖民当局为强化统治，不允许中文、中国历史科目进入学校，港人不知道1949年之后神州大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只知道南逃而来的亲戚朋友口中种种可怕的故事，这也影响了一代香港人。
1962年的香港幼稚园
另一方面，败退海上的国民党当局一边筹划利用香港反攻大陆（如策划克什米尔公主号暗杀行动），一边给困守西南各地的残军画饼，香港成了容纳散兵游勇的重要缓冲。葛肇煌的14K、向前的新义安等几大黑社会团体都是脱胎于国民党军队。加上战后港英派出的葛量洪、柏立基、戴麟趾三任总督前后二十多年，仍然是官商勾结，压制左派，收买高等华人，镇压基层社团的殖民地套路，人口暴涨带来的经济、住房矛盾无人解决，底层市民生活难以为继，以及世界范围内左的风向给英帝国统治带来的威胁，种种力量最终把香港推向了历史的分水岭。
在抗战期间，中共在香港建立了完善的统战、情报网络，战后还建设了一批左派学校、出版社、电影公司等文教机构。《大公报》和《文汇报》转移到香港后，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领导下，按照统一战线思路，创办《新晚报》、《香港商报》和《晶报》等立场中间的报纸，增加大量副刊，刊登香港人喜爱的马经、狗经、武侠和色情内容。梁羽生和金庸的武侠小说最先是在《新晚报》上刊登出来，此后《大公报》、《文汇报》也刊登了武侠小说，开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在“文革”之前，受新华社香港分社领导或影响的报纸发行量，占香港报纸发行量近三分之二。
1966年11月，澳葡政府镇压市民集会，引发澳门左派罢市，在内地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下，澳葡政府全盘认输，澳门变成“半个解放区”，香港左派纷纷到澳门取经。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通过廖承志向香港新华社发布了指示：
“香港不能照搬内地，内外有别，香港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宣传上千万不要使香港同胞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将席卷香港。至于我们党政企业组织内部，不搞大字报，不搞群众运动，不搞揭发批判。务必避免我们在香港的党组织和各企业机构自己内部大斗，发生大乱子，毁掉香港长期工作的深厚基础和战略部署。”（转引自张家伟：《香港六七暴动内情》，20页）
1967年，负责港澳事务的中央外事办被造反派夺权，廖承志完全失去权力，香港本地左派主导了本地的工作思路，“解放香港”被提上日程。
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控制的外交部于1966年5月15日在京召见英国驻华使馆代办，对港英政府的镇压香港左派表示强烈抗议并发表声明。在内地的支持下，香港左派成立了“港九各界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手持毛主席语录，佩戴毛主席像章，采用贴大字报、批判会和斗争会的形式，正式向港英政府发起政治斗争。
1967年5月，六七暴动（五月风暴）爆发，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后来的暗杀、路边炸弹和枪战。香港警察在港英当局指令下，驱散、镇压和拘捕左派。最少造成包括十名警员在内的51人死亡，包括212名警员在内的802人受伤，1936人被检控，事件涉及1167个炸弹。
1967年港英政府镇压示威群众
1967年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和首都红卫兵一万余人，以“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为由，聚集在北京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掉办公楼，造成英国代办离任回国。
五月风暴触动了港英政府的核心利益，港英当局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进行大规模的拘捕、羁押，动用了催泪弹、警棍、宵禁等镇压手段，矛盾进一步激化。香港左派发动罢工、罢市、罢课，港英政府在确知北京没有收回香港的意图后，肆无忌惮地全面镇压，查封左派报纸、关闭左派学校，大规模地逮捕左派人士。
而此时内地“文革”方兴未艾，外交、港澳、统战工作几乎全面瘫痪，香港左派的激进行动使大批左派工人被解雇，生活陷入困顿。港资和外资公司迅速占领市场，大量内地中资公司和左派公司倒闭。左报取消副刊、武侠、“马经”这些“封、资、修”的内容，再加上港英政府的打压，导致销量大跌。统战功能完全丧失，左派电影公司及其经营的影院，也在极左文艺路线下纷纷倒闭。
左派抗议运动极端化，引发了香港市民对左派的不满和恐惧。众多本来就对共产党没有善意的香港市民阶层对港英政府的信任空前高涨。港英政府也从此调整了通过“高等华人”代管行政，垄断市场掠夺经济的殖民地思路，开始通过强化行政管理，系统性地改变香港人的认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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