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捷：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
【文/孟捷】
2016年以来，我对党作为经济制度这一问题做了一些思考，我提出党不光是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经济制度。今天发言是对这些看法的概括，核心内容涉及到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具体含义，以及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
一、列宁晚年之问与中国道路的源起
中国革命、中国道路的缘起跟十月革命有密切关系，如何理解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的性质非常关键。大家请看这幅照片，这是后来成为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的葛兰西。他在十月革命以后写了一篇文章，文章题目很有意思，叫《反<资本论>的革命》。
安东尼奥·葛兰西。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有人讲到马克思的理论很难中国化，其实这个问题俄国人也碰到了。葛兰西为什么将其称之为《反<资本论>的革命》？因为葛兰西意识到俄国革命是不能直接用《资本论》的理论解释的。他这里指的马克思的理论是指第二国际时期流行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葛兰西认为这样的理论很难解释十月革命。
当然，我们都知道葛兰西本人跟第二国际，跟考茨基那些人不一样。考茨基等人不光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上都反对俄国搞社会主义。
卡尔·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活动家。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葛兰西在实践上拥抱社会主义，他后来成为了意大利共产党的总书记。当然，他清晰地意识到，对《资本论》和历史唯物论作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理解与十月革命之间存在矛盾，客观上需要加以协调。
无独有偶，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于《新青年》的一篇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也谈到了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很长，他从历史唯物主义讲到政治经济学，讲得很细。
李大钊同志理论水平很高，今天我们要重新认识大钊同志的地位。他说，马克思有两个观点，一个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推动历史的根本因素；另一个是讲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两个理论之间有矛盾。如果你接受第一个观点，你就无法理解俄国革命，也无法理解当时的中国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提一下列宁本人对十月革命道路的认识。今天我们讲马克思比较多，列宁讲的比较少，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马克思的很多设想，是理论设想，真正实践是在后人那里。
列宁在晚年有一个政治遗嘱，是临去世之前写的一篇小文章，题目叫《论我国革命》，我把它概括为“列宁晚年之问”。列宁问了两个问题，并对这两个问题做了初步回答。
第一，第二国际主义者认为十月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只是一次政变，针对这一质疑，列宁提出，世界历史是由特殊性和一般性共同组成的，《资本论》为理解世界历史提供了一般性理论，但是世界历史还有特殊性。
所以，列宁包括毛泽东的最大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关于革命形势的特殊性的理论。比如我们今天回顾的列宁的两个重要理论，一个是关于帝国主义最薄弱链条的理论，一个是建党的理论。
这两个理论解释了十月革命实现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毛泽东也一样，当年在井冈山的时候，毛泽东回应林彪红旗还能打多久时，给出了回答。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有三篇重要文献，他说我们为什么能搞工农武装割据，原因在于：1、国内反动派不是铁板一块，2、帝国主义不是铁板一块，因此我们能够进行武装割据。
这两个条件如果不成立，比如二战以后，东南亚国家共产党搞武装斗争，但是很难具备上面两个条件。因为世界体系、美国人铁板一块，没有像当年那样的条件。从井冈山时期到后来抗日战争时期，一边是英美帝国主义，另一边是德国日本帝国主义；国内一边是蒋介石，另一边是汪精卫。我们看《沙家浜》，里面有活生生的表现，反动派不是铁板一块，因此共产党能壮大。
第二，列宁进一步问说凭什么我们不能先取得上层建筑，赶上西欧发达国家水平？这个就触及到葛兰西和李大钊的那个问题：如何处理历史唯物主义与俄国革命所开辟的道路以及与中国革命、中国道路之间的相互关系。
如果要理解中国道路，我们就必须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新的理解。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两百周年的讲话中也提到，我们要对历史唯物主义有新的理解，传统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有片面性。
二、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
制度变迁可以概括为两条道路。传统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讲的是制度变迁的第一条道路，即生产力的变化造成生产关系的变化，经济基础的变化造成上层建筑的变化。
世界历史当中，制度变迁第一条道路的例子也很多，我认为最典型的当属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秦国的生产力水平当时是最先进的。按照考古发现，秦国在用牛耕地，以及在农具中使用铁器方面，是较早的，其生产力在六国当中是先进的。所以商鞅变法为什么能比较成功，有其生产力的基础。
当时有个制度叫析户，也就是18岁以上男丁要分户，即搞小农经济。为什么能搞小农经济呢？因为已经有了牛耕和铁器等，否则只能是大庄园生产，我们叫农奴制庄园，农奴制庄园向小农经济过渡需要以生产力为前提。
无论十月革命还是中国革命，都不属于制度变迁的第一条道路，而是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因为它们都是从上层建筑的变革开始的，通过生产关系的变化，最终引起生产力的质的革命。这是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这条道路在世界历史上也有很多例子。
比如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布伦纳（Brenner）就曾经研究过类似问题。他比较了16世纪以后英格兰、法国和东欧的制度变迁道路。在16世纪时，它们的生产力水平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在两三百年后，其制度变迁轨迹完全不一样呢？因为在16世纪，这三个地区阶级斗争形势不同，政治关系主宰了此后两三百年间各自制度变迁的轨迹。
我们是在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上，列宁对此当然认识得很清楚。然而，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最终要与制度变迁的第一条道路相结合。列宁在去世前一直反复强调，劳动生产率的进步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战胜旧制度的最关键条件。毛泽东说评价一切政党好坏的标准是什么？归根结底是看它能否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
2016年，我在关于历史唯物论的小书（《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中，提出了下述观点。我们知道生产方式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两个系统组成，生产方式变迁可以从左边开始，这是制度变迁的第一条道路；生产方式的变迁也可以从右边开始，这是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
《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但是，如果要实现生产方式的根本变化，这两个系统都得变化，光变一个，另一个不变，生产方式的跃迁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我把生产关系的改变在先，但最终导致生产力质变的制度变迁道路，叫做有机生产方式变迁。十月革命、中国革命要证明自己是真正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革命的话，必须要引致这样一场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
三、引导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政治领导力量：使命型政党
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使命是什么？它是引导这一场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政治领导力量，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使命。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历代领导人，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都非常清楚的认识到了这一点。
比如小平同志曾经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等等。
今天习总书记也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即要引起一场生产力的根本的革命，这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实现的。
我曾经指出，习近平的这一思想大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中最具政治哲学品格的一个论断。因为这等于宣布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现状都是变革的对象，变革没有停止过。在有机生产方式变迁完成之前，变革都不会终结。如果我们把这个论断和历史终结论进行对比，我们就发现，这是关于世界前途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哲学判断。
从党的根本使命出发，可以派生出其他一些具体历史使命，我归纳为下述三重具体使命。第一，是国家的形成，我们1949年新中国成立。第二，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有第三，就是引领世界走向共产主义。
从这三重具体使命出发，又可以进一步派生出党的一些更具体的功能。比如集中力量办大事，还有党领导国有企业、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等等。党的合法性在哪里呢？党的合法性就在于它要完成它的所有这些使命，它所担负的功能决定了它的政治合法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最后回到我那本小书，《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回到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这里还有一些细节还可以再简单谈谈，我曾经梳理了从毛泽东到张闻天的贡献。我们说列宁提出了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问题，但是很遗憾，列宁去世太早，没来得及把它进一步理论化。
毛泽东、张闻天等我们党的领导人，一直到今天，包括我们习总书记都在推进这个工作。比如说，怎么理解毛泽东的《矛盾论》，他不是在抽象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他心里想着的是中国革命、中国革命道路概念化。
因此，要怎么样弥合葛兰西和李大钊已经意识到的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矛盾，以修正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提出，当不变革生产关系，不变革上层建筑，我们就不能发展生产力的时候，变革上层建筑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或者变革生产关系就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针对传统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讲的，从而是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大修正。
建国以后到50年代晚期，毛泽东还有进一步的提法。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当中就讲，资本主义一开始也是先变革生产关系，再引起生产力的变化，我们社会主义也一样。毛泽东还试图把这种观点一般化。
今天，习总书记也很强调这一点，他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是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而且政治具有决定性的反作用。乍一看有点不好理解，反作用就反作用，怎么又具有决定性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叫决定性作用，你怎么又说政治、上层建筑具有决定性反作用呢？其实这也很好理解。这是对毛泽东、张闻天等我们党领导人思想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做了创造性发展。
在我的个人专著：《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本书中提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政治制度、上层建筑；另一方面，它又是经济制度和经济基础。今天我想说党也是如此，具有两重性。
我在2016年迄今的系列著作和论文中，一方面确认了这一观点，另一方面我又提出国家或党之所以成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是因为国家或党能承担着生产关系的功能。如果党承担生产关系的功能，它就是基础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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