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戈德曼：打击科技寡头垄断，美国要向中国学习-大卫·保罗·戈德曼
【文/ 大卫·戈德曼，译/ 刘思雨】
最近经济史上的一个重大悖论是，信息技术部门对总体生产率的贡献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经济学家伯杰罗夫（Raicho Bojilov）研究了1970年代至今主要工业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并观察到：
令人有些惊讶的是，即使是算上中间的滞后期，在直接或间接和IT行业相关的其他行业，生产率都没有明显的提升。人们一般会认为，如果IT行业是美国经济的引擎（即能够带动未来产品、技术和技术的出现），那么其他行业的生产率最终应该会跃升至与IT行业相当的水平。所以，人们可能会奇怪，为什么美国的总生产率没有随着IT行业的创新和主要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很多？
伯杰罗夫补充说，“在信息技术革命期间，美国和英国本土创新的年增长率只实现了部分复苏：虽然高于1970-1990年期间的增长率，但相对于战后至1960年代末的增长速度而言，仍然较低。”
为什么IT行业的发展不能带动其他经济体的繁荣？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种解释，但曾经具有颠覆创新性的科技公司转变为寻租垄断企业，肯定是一个重要的解释。信息技术公司之所以会垄断其实源自技术本身的性质：所谓的网络效应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发表政治评论和图片的便利场所，一个人人都使用的办公软件供应商，一家巨大的互联网零售市场，等等。但事实上，技术垄断正是源于网络效应，而非源于恶意操纵市场，所以控制市场并不能消除垄断企业滥用权力的可能性。
生产率的停滞令中国的规划者们和西方经济学家一样十分担忧，甚至担忧的程度不比他们少。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大型经济体，投资占GDP的比例为43%（美国约为20%）。然而，资本投资的生产率却停滞不前，部分原因是中国对老旧生产设施的投资率一直很高。因此，提高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对中国的经济表现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趋势逐渐减弱、劳动力老龄化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其经济目标，中国需要加大在信息技术行业的投资，尤其是移动宽带和人工智能方面，来刺激整体生产力。
此外，中国的顶尖科技公司和美国的一样，有庞大的股票市值。阿里巴巴和腾讯，中国最大的两家上市科技公司，并不是上证综合指数的成员；如果它们是其成员，它们1.3万亿美元的总市值将占整个上证指数的16%。在美国，截至2021年2月，苹果、微软、亚马逊、特斯拉、脸书和谷歌占据了标准普尔500指数中23%的市值，市场集中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北京去年宣布了针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措施，其背后的一些动机正是源于此。美国和中国的监管机构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但中国似乎比西方监管机构更认真更果断地采取行动，而且似乎特别关注垄断问题。中国政府打响遏制科技巨头垄断的第一炮始于2020年11月3日，当时上海和香港证券交易所暂停了蚂蚁金服的上市。蚂蚁金服将是史上规模最大的IPO，规模约为2400亿美元。
在随后的行动中，中国的监管机构警告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他们不能垄断用户数据，因为虽然这些个人数据是他们业务运营的动力，但垄断数据也扼杀了来自新市场进入者的竞争。同时中国的监管机构提出了新的规定，以防止对数据的垄断控制。这些措施经常被西方媒体描述为老式的共产党对自由企业的“镇压”，但它们实际上也是摆脱同样困扰美国IT行业垄断问题的尝试。
创新还是掠食？
尽管美国（和西方国家）在信息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它们的生产率仍然落后，人们提出了许多猜想来解释背后的原因。一个是IT行业的增长是以牺牲传统零售和广告业务为代价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广告支出占GDP的比例一直保持不变，甚至有所下降，尽管中间出现过以牺牲传统媒体为代价的向互联网广告的巨大转变。同样，网络零售的兴起并没有导致美国消费者的支出超过他们原本可能的水平，只是将销售从实体零售商转向了在线企业。
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型互联网公司行使垄断权力，降低了其他经济部门的盈利能力，因此从其他可能受益于创新的行业抽走了资本。换句话说，美国经济中看起来最具创新性的部门，即IT，实际上抑制了整体经济的创新。
这是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反垄断小组委员会（U.S. Congressional Subcommittee on Antitrust）2020年报告的结论：
简单地说，那些曾经是斗志旺盛、处于劣势、打破了垄断现状的初创企业，如今已成为我们之前看到的石油大亨和铁路大亨时代的那种垄断企业。虽然这些公司给社会带来了明显的好处，但亚马逊、苹果、脸书和谷歌的主导地位也给我们带来了代价。这些公司通常在市场中，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种地位使他们能够为别人制定一套规则，而自己却遵循另一套，或者建立一种他们自己的私人准监管形式，而这个形式只对自己负责。他们这种对市场产生重要且持久的影响力给我们带来了高昂的代价。这些公司以侵蚀企业家精神、降低美国人的网络隐私、削弱自由和多元化媒体活力的方式发挥着主导作用。其结果是创新减少，消费者的选择减少，民主被削弱。
众议院小组委员会还指出：
新业务形成以及早期创业资金急剧下降。数字经济中的新技术公司数量已经下降，而创业率——初创公司和年轻公司在整个行业中的份额——也在这个市场中显著下降。不出所料，科技创业公司的早期融资也大幅减少。在此期间，创业和创造就业的比率也下降了。创业率——定义为“初创企业和年轻公司的份额”——从1982年的60%降至2011年的38%。
而且，“占主导地位的公司从依赖它进入市场的小公司那里获取经济让步的能力，也可以通过勒索垄断租金来抑制创新，从而减少依赖垄断的公司的利润。”
25年前，美国的科技公司冒险颠覆了既有的商业模式。今天，他们成为了新兴的企业，通过控制市场赚取垄断租金。微软将挑战者赶出了个人电脑软件领域；亚马逊（Amazon）击败了大多数互联网零售竞争对手；苹果（Apple）与竞争对手三星（Samsung）在硬件和服务领域形成了双寡头局面；谷歌(Google)摧毁了竞争对手在搜索引擎方面的商业前景；Facebook通过定向投资和收购，主导了社交媒体。
警世故事
美国在技术垄断方面的经验提供了一个其他国家不应效仿的鲜明例子。大型科技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分量是压倒性的。2010年，五家最大的科技公司只占标准普尔500指数市值的11%；到2020年9月，它们在该指数中的份额翻了一番，达到22%。标准普尔500指数中仅有10家公司持有该指数成分股所有现金余额的五分之二，除一家外其余都是科技巨头。
20年前，以指数期权的隐含波动率衡量，投资者配置在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的风险是标普500指数整体风险的两倍。当时，科技行业仍然具有创新性，因为它仍然承担风险，而期权市场提供了一个公平的衡量感知风险的标准。然而，到了2010年代末，纳斯达克和标普500指数的波动性趋于一致——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大型科技公司占了标准普尔500指数市值增长的大部分。
大型科技公司的现金流是如此可预测，以至于它们的交易方式与以前的公用事业一样。去年，在美国的利率因新冠疫情而大幅下降时，科技公司股票却伴随着下跌的债券收益率同步上涨。这是煤气和电力公司过去的做法。受监管的公用事业股是股市中最接近债券的股票。然而，在2020年，市场将大型科技公司视为公用事业公司。下图显示了实际收益率（Treasury通胀保值证券收益率）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之间的直线关系（纳斯达克指数的R平方是70%，而标普500指数是55%）。
标普的前三大现金持有者——微软、苹果和谷歌——持有指数公司现金的五分之一。苹果现金充裕，自2012年以来已回购了3270亿美元的股票。这解释了为什么其股价在过去六年中上涨了82%，尽管其营业收入几乎没有变化。如此多的资本集中在如此少数的人手中，以至于十几家公司的管理决策为整个经济定下了基调。事实上，美国失去了大部分高科技制造业，因为科技垄断者认为，与其投资于在美国的生产设施，不如将现金用于回购自己的股票。
仅苹果在2018年就回购了730亿美元的未偿股票，2019年又回购了670亿美元。相比之下，在这两年中，该公司仅花费了18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和300亿美元的研发费用，而回购和股息支出则花费了1680亿美元。苹果认为，通过增加现有产品的现金流，其股价的上涨速度将快于投资新产品的速度。
2020年初，特朗普政府官员与思科系统公司接洽，建议这家前互联网路由器顶级制造商收购爱立信或诺基亚等华为竞争对手之一，以超越中国市场领导者。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他们被告知，该公司"对收购低利润业务不感兴趣"。思科2019年的股本回报率为30%，而爱立信的股本回报率为2.6%。美国不生产任何电信设备，因为其科技公司不愿意投资软件以外的任何东西（除了股票回购）。软件盈利能力和权益回报率指标总是优于硬件制造，因为添加软件客户的边际成本为零：生产5G基站的边际成本不是这样的。
特朗普想推动思科收购爱立信或诺基亚来和华为竞争，但是思科直接选择了躺平炒股赚钱
亚洲国家（包括中国）补贴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而美国则没有，因此美国科技公司不愿在亚洲竞争面前将资本投入制造业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落后于形势，在某些方面甚至一开始就没有在曲线上。它刚刚开始建立其5G网络，截至2021年4月，美国仅安装了1万个基站，而中国就有70万个基站了。同样，中国新建成的城市拥有宽阔的内部高速公路，非常适合自动驾驶汽车，而美国摇摇欲坠的城市基础设施使得自动驾驶汽车在美国大部分地区变得不切实际。美国在远程医疗方面也仍然处于困境，部分原因是患者记录数字化存在法律障碍（尽管区块链技术可以帮助解决问题）。
由于实体业务下滑，思科近年来一直在裁员
中国严厉打击科技垄断
在中国，人们注意到了美国科技行业当前状况所带来的问题。西方媒体将蚂蚁金服推迟上市描述成了共产党和支持自由市场的企业家之间的政治冲突，但这种说法是有误导性的，即便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事情总是关乎政治。事实上，中国的监管机构有充分理由警惕蚂蚁金服过度利用杠杆、滥用消费者数据。蚂蚁金服拟转型为受监管的银行控股公司，这样这一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
在蚂蚁金服停牌之后，针对互联网巨头的其他措施也接踵而至。2020年12月14日，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对三大互联网营销平台分别开出罚单，理由是未经批准收购规模更小的竞争对手公司。阿里巴巴集团、腾讯和顺丰控股因监管机构所称的“垄断性企业行为”而被单拎出来，对它们罚款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利益”。
据财新网报道，2021年1月14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工表示，“加强反垄断规则仍然是我们2021年的首要任务，监管部门将密切关注新趋势和新问题，阻止企业利用其在数据、技术和资本方面的优势扰乱公平竞争”。
《亚洲时报》记者弗兰克·陈对中国的新措施总结如下：
在暗示对少数“寡头公司及其平台”采取更多打击垄断的措施时，国务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关于对互联网平台运营商采取新的反垄断措施和处罚的草案征求意见稿……一份内部备忘录……指出，这些互联网公司及其在市场上享有垄断地位的平台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即滥用其在交易规则、算法、数据及流量方面的主导地位，遏制与某些客户的交易，将较小的竞争对手和新加入竞争者赶出市场，从而限制竞争……为了节制……阿里巴巴“不受约束、不受限制地牟利”，草案征求意见稿提议进行关于数字资源财产的立法，强调在线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和流量既是专有的，也是公开的。
中国为限制科技巨头的力量而采取的第一个重大监管措施，就是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的一套新法规，该法规旨在建立对个人和企业信用数据汇总的监督。如果说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引擎，那么数据就是其燃料。消费者金融数据是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兴金融技术世界中最有价值的商品之一，也是最容易被滥用的商品之一。
2021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务院2020年11月的指导意见，发布了《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在2021年1月13日随草案发表的声明中，中国人民银行声明：“征信业发展迅速，它已经进入了数字时代，新的业务类型也不断涌现。然而，由于缺乏明确的法规，使得信用报告的界限模糊不清、导致保护数据被收集者的权益的措施不足等问题。”个人和企业“必须保证数据被收集者的合法权益，其中包括知情权、同意权、拒绝同意权和投诉权。”该解释说，“[我们必须]防止个人和企业信用信息的滥用，保障信用信息的安全，并防止数据泄露。”
据财新网报道，“更新后的规则对信用信息给出了更清晰的定义，并提到了具体的数据类别，包括所谓的替代数据，如电信记录，以反映个人数据收集来源和方法的变化。”。
随着对数据需求的增长，非法收集数据和关于安全漏洞的案件也在激增。中国消费者协会（CCA），一个准政府机构，抨击大型互联网零售商涉嫌通过复杂的算法欺骗消费者。据《日经亚洲》报道，“中国消费者协会列出的不满包括：复杂的促销活动掩盖了产品的真实成本，有针对性的搜索结果造成了信息不对称，还有隐藏负面评论的做法。协会称，这让消费者‘受到算法的挤压，让他们成为技术霸凌的目标’。”中国消费者协会特别关注“算法价格歧视”，通过这种做法，“网上购物者的个人数据被用来根据购物者们可能愿意支付的价格，为不同的人计算不同的价格”。中国消费者协会建议政府对这些“不公平的算法”进行调查，并要求大型科技零售商将他们的优先权算法交给监管机构监管。
中国的全新愿景
这些限制政策产生于中国对其技术未来根本不同的看法。与美国将赌注押在股票价格膨胀的资深垄断企业上相比，中国将赌注押在创新上。
中国政府已经在举行选拔最佳5G应用的竞赛，这一竞赛邀请企业家寻找运用超高速、低延迟宽带潜力的方法。正如我在2020年出版的《你将被同化》（You Will Be Assimilated）一书中所说，中国不把5G看作是一种消费技术，而是将其看作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启动平台。中国的科技巨头，包括阿里巴巴、华为和腾讯，将不得不做大量繁重的工作，通过提高人工智能（AI）引擎性能、数据收集能力和云计算来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已经安装了70万个5G基站——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但中国的计划是用1千万个基站为整个国家布局5G，费用为2800亿美元。香港领先的移动宽带供应商电讯盈科的首席技术官保罗·贝里曼（Paul Berriman）在《亚洲时报》的网络研讨会上表示，通过新技术获得更广泛的利润需要全面建设网络。这意味着电讯盈科将把目前的400万个宽带连接扩大到4千万个。其中大部分宽带连接将是物联网连接，而不是个人智能手机终端。这将使自动驾驶汽车、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教室、远程医疗、智能城市和其他一系列应用成为可能。
中国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在5G上做出了非常多的承诺，它相信如果我们建设5G，就一定会成功，但如果面临垄断性障碍的雷区，就无法成功。中国互联网巨头可能滥用其对数据的控制，将新的竞争对手排除在市场之外，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控制这一风险的重要性。中国的5G网络将在2022年达到临界安装量，其监管机构希望确保新的市场进入者能够获得他们所需的资源，以将潜力转化为生产力。
美国在十年前就应该做同样的事情。由于美国允许其科技公司变成垄断性的、不受监管的公用事业，所以美国很少数的一些股票价格很高，生产效率却很低。美国的科技公司仍然在创新，但只是在适合它们的地方。它们的垄断大多来自于市场的逻辑，而不是通过一些恶劣的行为获得的，但这仍然造成了损害，而且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例如，Facebook和谷歌占据了所有数字广告收入的70%，这就削弱了美国的独立媒体在接收广告上的竞争力，使其无法获得足够的广告收入。这反过来又加强了那些日益控制和限制政治言论的平台。
风险管理
金融创新是一个随之而至的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的抵押贷款衍生品和21世纪的信贷衍生品开始，美国一直是世界金融实验的中心。华尔街学会了将住房抵押贷款重新包装成复杂的证券，并大幅加价将其出售。当美联储在1994年和1998年再次提高利率时，这些证券的买家终于意识到了他们陷在了利率的杠杆风险之中，但这已经太晚了。在2000年，华尔街出售基于低质量住房的抵押贷款和公司债务的衍生品，这一市场的崩溃导致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华尔街尽其所能雇用了最聪明的量化分析师，他们制作出了复杂的风险模型，最终引起了市场崩溃。一些风险模型准确地警告了即将到来的麻烦，但银行管理层却忽视了它们，而选择了继续玩音乐椅游戏。
中国现任副主席王岐山是负责清理2008年混乱局面的官员，因此他了解金融创新中的内在风险。他在2020年10月的外滩金融峰会上警告说，中国打算降低金融风险。北京不希望金融创新在中国产生像它给美国带来的那种灾难。
蚂蚁金服向国有银行借款，并向消费者和小企业转贷，对前者是高达2500亿美元的账面金额，对后者则有580亿美元的未偿付金额。蚂蚁金服声称，它对信贷质量的人工智能分析证明了其作为中介机构的特权地位。但中国金融科技界的其他人工智能从业者认为，蚂蚁金服的说法夸大了，其贷款簿的风险比其承认的要大。
中国的传统金融机构在资本和杠杆方面受到基于《巴塞尔协议》的严格监管，以防止金融风险。但是金融科技公司声称他们是技术平台而不是金融机构，而且由于各种原因，包括政府鼓励其扩张的政策，他们以前在金融相关业务方面享有较宽松的监督。
根据蚂蚁金服的招股说明书，网络借贷已经成为蚂蚁金服的主要收入来源，在2020年上半年网络借贷对蚂蚁金服总收入的贡献接近40%。在过去几年里，蚂蚁金服的两个小额贷款平台——花呗和借呗，通过增加资产负债表内和表外的杠杆融资以及发放联合贷款，迅速扩大了规模。券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业分析师梁凤杰表示，蚂蚁金服集团的杠杆率是48倍，这意味着它每一元的自有资本就承担了48元的债务。IT创业公司江苏五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季少锋说，他花了16年的时间，才把蚂蚁金服打造成了"中国第一"。他在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了16年，计算出蚂蚁金服的整体杠杆率实际上已经超过了60倍。
中国监管机构在最后一刻做出的推迟蚂蚁金服上市的决定表明，监管机构还没有足够的准备来实施有力监管（尽管有许多国家和中国做出了同样的事情：美国的监管机构在应对2008年股灾时完全忽视了信用衍生品的风险时，直到股灾发生时才相信发生了什么）。但中国监管机构现在似乎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根据2020年2月初的新闻报道，蚂蚁金服已经与监管机构达成协议，将自己重新配置为一家银行控股公司。据报道，其被推迟的首次公开募股将在未来两年的某个时候进行。
大型科技公司利用金融科技掩盖过度杠杆是监管机构眼下所忧虑的事情，但中国政府也担心掌控了大量消费者数据的企业所具有的垄断优势。财新全球报道：“分析人士说，与传统行业的反垄断监管相比，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督反映了监管机构对其控制数据和信息流的深切关注。科技巨头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和算法来影响公众可获得的信息，并利用他们对个人数据的访问来获利。”
不作为的风险
中国政府无意压制该国最成功的科技公司。它所采取的抑制杠杆、打破零售垄断和禁止数据滥用的措施，是为了防止已经成功的公司在当今压制新的市场进入者。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反垄断监管方面没有什么经验，监管机构将有一个陡峭的学习曲线。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针对与之前引用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报告中所指出的问题相当相似的那些问题，中国已经采取了行动，而美国在控制大科技企业方面做得非常少。当然，大科技公司在美国拥有的政治权力远远超过同样的公司在中国拥有的权力。Facebook、亚马逊、苹果、谷歌和微软这五家公司在2020年共花费了6100万美元进行游说，使得美国在这场全球的科技竞争中更处于劣势。
【大卫·戈德曼(David P. Goldman)是《亚洲时报》副总编和专栏作家，2020年出版新书《你将被同化：中国式改造世界的计划》。本文首发于2021年夏季刊第五卷第二册《美国事务》（American Affairs），翻译/ 刘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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