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鹏鲲：“民科”扎堆？是有组织的反科学！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余鹏鲲】

今年4月，《写真地理》上一篇《“熟鸡蛋鸡蛋返生孵化雏鸡”试验报告》的论文，让人惊呼“民科”已经攻入学术阵地。不过舆论的热潮很快就散去了，因为民科年年都有，这次无非是登载在学术杂志上而已，且并非是什么了不得的学术杂志，影响其实是很有限的。

喧闹一时的伪科学论文

幸运的是，相关部门并没有只看表面，而是继续深挖背后的根源。经调查，发现该论文的其中两位作者，都是所谓的“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的会员。该“联谊会”竟然在全国有38个分支机构，涵盖半数以上的省份，会员最多的时候有1000多人，其中30多人来自于境外。

北京市民政局经过调查和摸排，于近日将这一组织取缔。该组织在被取缔前出版过伪学术杂志（英文），多次举办未经批准的所谓学术会议，还批准制造过伪科学仪器，可谓是劣迹斑斑。

至此，该事件已经超出人们的想象。该如何评价“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这样的团体，如何评价这样一种行为，目前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这说明“民科”们抱团取暖，开始扎堆发展以求扩大影响力。还有的人认为这说明了“民科”们掌握如果权力，将有多危险。

笔者则认为，自从成立非法组织起，过去大众印象中的“民科”就不足以再概括此类团体和行为，必须引入反科学共同体或者反科学组织才能进行有效的讨论了。

“民科”与反科学组织

在“熟鸡蛋返生”这一事件初期，参与者看起来非常像“民科”。因为民科总是自创一套游离于主流科学之外的证明体系，从而能够使得一些现象，看起来好像突破了为人熟知的科学规律。该事件中，“熟鸡蛋返生”论文的作者就使用了试验旁观者人证的方法作为证明手段。

“民科”往往意味着伪科学，但是伪科学并不一定是“民科”。“熟鸡蛋返生”事件的整个过程与“民科”们的研究有很多不同。

回忆以往的“民科”研究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民科”最喜欢媒体，在媒体不报道的情况下，则最乐于去管理部门。如果不被接受，“民科”们就会干扰学术科研机构的正常活动，要求辩论。求知名度而非求利，是过去“民科”们最显著的外在特征。

2011年，“民科”郭英森在北大清华打横幅，要求学者们和他辩论

而“熟鸡蛋返生”的作者并不求太高的知名度，他们只要自己的“商业客户”相信这一套就行了。不仅不像民科那样，主动去最高学府“打擂台”，反而避免过度曝光。事实证明这是必要的，媒体报道之后，“熟鸡蛋返生”的作者们的“事业”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而典型的“民科”，哪怕被拆穿，也会坚持己见，觉得是自己被迫害了。

正是由于“民科”们真的相信自己在搞科学，是纯洁地进行科学研究。对于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说，为了所谓的研究，家庭、事业、青春甚至健康都不要了。因此“民科”们往往行事比较极端，让人感到既可笑又可怜。

例如“民科”李三清长期研究“大一统理论”以致于倾家荡产，为了表达对该理论不被科学届普遍认可的愤怒，他做了两件出格的事。一是砸中科院大门，导致被行政拘留，二是在一次直播中切掉了一根手指。

“民科”们的这些举动当然不值得提倡，但这也说明了“民科”们珍视自己的“研究成果”。而“熟鸡蛋返生”的作者们就潇洒多了，他们搞这些伪科学，只是事业已有大成之后的消遣罢了。

除了目的和心态之外，反科学组织和“民科”之间还存在手段的区别。典型的“民科”，喜欢用极其简陋的科学工具去完成重大的科学目标，因而更加显得知识浅薄。

“熟鸡蛋返生”等文，通常行文比较严谨，论证粗看自洽，格式更是与典型“民科”的文章有霄壤之别，因而伪装性要强得多。这样“熟鸡蛋返生”就很有可能骗过国内外的中低端学术刊物，将自己伪装成学术论文。

“民科”们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单薄论证过程与反科学者区别极大

反科学组织与“民科”存在这些区别的根源在于：“民科”没有自己的学术共同体，也就是说没有组织，而反科学者是有组织的，而且一直试图将自己的反科学共同体伪装成正统的科学共同体。

同样是伪科学，每个人的作伪方法是不同的，为什么反科学者能互相认可并抱团呢？我们大概能推测到，是权和钱起了作用，这些反科学者依靠伪科学共同体，更有可能把自己的伪科学作品包装成科学，从而转变为更多的权和钱。

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民科”掌握权力不得了。但明白了“民科”与反科学者的不同就会发现，真正可能掌握权力并用以为害的，其实是反科学者。

传统“民科”已然势微

2012年以后，传统的“民科”影响力逐渐变小，近年来的伪科学事件其实多是反科学者所为。为什么“民科”会式微呢？

要了解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谈谈“民科”的兴起。民科本人的实现欲过于强烈、崇尚科学的基础教育、尚不健全的科普文化以及宣传机关普遍不高的科学素养和人文关怀，共同造成了这一现象。

我国的义务教育至今仍极其崇尚科学，当家庭和社会的教育因素影响较少时，中国的小孩子普遍想当科学家，这就为“民科”的出现预备了雄厚的民众基础。过去相当长时期的科普文章，只强调科学家们的努力钻研、不问世事、灵机一现和对国家的贡献，却忽略了他们在学术上的积累、交流、天分以及对科学的贡献。

这些在报道大数学家陈景润时体现得最明显，至今在很多人的脑海中，这位顶级的数学家还是那个灯下奋笔验算、离群索居、四十岁还不想组建家庭，但又给中国争了光的形象。

陈景润被过去的宣传抽象为灯下默默奋笔攀登数学界珠穆朗玛峰的形象

一些受教育程度不深的人盲目简单看待这些宣传，甚至只看到这些宣传中科学家性格怪、孜孜不倦和为国争光的内容，认为自己也性格不好、能忘我投入，因而也能为国争光。

而部分媒体呢？一方面确实有少数是同情“民科”们倾家荡产搞“科研”的精神，但更多的主要是出于看热闹不嫌事大。在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撺掇甚至组织“民科”去找科学工作者，甚至是著名科学家打擂台，至少能做几期的新闻，显著拉动2-3天内的收视率或者报纸销量。

2012年以后，典型“民科”的声量越来越小，近几年几乎听不到了，原因在于大环境发生了改变。现在的科学家早已不是中学生最理想的职业了，义务教育阶段尽管依旧推崇科学家，但不再盲目强调为国争光和科学家的怪脾气了。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即使是普通人也能识别常见的“民科”了，这就导致“民科”们的行为褪去了民间反对权威的光环。因而笔者认为，继续将“民科”称之为民间科学家或者民间科学爱好者，是对这两个群体真正的不尊重，今后可以用虚妄科学爱好者代替，简称“妄科”。

出生人口高等教育占比一路走高

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也改造了媒体生态，只要趣味够低，在每个平台上都能找到比“民科”更加具备审丑特点的素材。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怕是自媒体都没有兴趣认真报道“民科”了。

反科学组织已经是且将长期是中国科学的威胁

反科学组织则是以权力或者财富为基础，试图伪装或者窃取科学共同体地位的组织。随着时代的发展，“民科”已然过气，但反科学组织正逐步壮大，可能给科学发展带来更大的损失。

“熟鸡蛋返生”以及2019年的“水变油”汽车既是典型的伪科学，又是反科学行为。但反科学组织不一定是伪科学，例如在《冰川冻土》上赞美师娘，又或者是让就读于小学的女儿研究癌症都是典型的反科学事件。在一定程度上都起到了在科学共同体内部掺沙子、挖墙脚的作用。

水变油汽车的闹剧说明伪科学仍有很大的市场

反科学组织的危害远胜于“民科”，这主要是因为科研至今还是非常依赖于师徒传授以及天分的一项活动。因此反科学者混进了科学共同体不仅会带偏一个群体甚至一国的学科发展方向，而且极难清除。

袁隆平院士刚开始进行搞杂交水稻时的曲折经历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由于受到苏联的首席科学家李森科错误学术观点影响，袁隆平前三年的杂交工作没有什么价值。要不是袁隆平及时意识到李森科的错误，那么无论如何继续试验，都不可能取得积极的成果。

著名反科学家李森科

李森科的发迹，离不开苏联前后两任领导人的大力支持和政治干预。由于他们的反科学共同体，几乎耽误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农学方面近三十年的发展。要不是袁隆平敢于否定权威，偷偷地研究相反的生物大师孟德尔的观点，杂交水稻根本不可能问世。

由于反科学组织的伪装性强，因此要识别出来加以打击并不容易。“小学生研究癌症”这一事件中的主角父亲，本身是科学共同体的一员，而且做出了贡献。但其本身又积极将女儿伪装成科学家的“苗子”，如果最后她的女儿凭借着这些“成果”，取得了学业上的优势，并从事科学事业，则其父亲和她本人都将是反科学共同体的一员。

此外，由于反科学的成员具备权力和地位上的优势，科学共同体抵抗渗透并不容易。例如6月发生了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陶，为争取推荐参评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不成，殴打该科研机构两名中老年院士的恶性犯罪事件。最终张陶被“双开”，接着被刑事拘留。

航天投资董事长张陶暴打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张陶都不是“民科”，但他绝对是反科学者，试图通过人身威胁和金钱诱惑，将自己伪装成学者。笔者相信这样的人评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的院士之后，绝对会带偏该机构学科发展方向，而且继续向里面掺沙子。

虽然识别反科学共同体很难，像健康、科学减肥、护肤等研究领域，反科学共同体比科学共同体更庞大是很有可能的。但反过来说，哪怕只是减少反科学的干扰，也将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因此就像人类从来不放弃消灭传染病一样，我们也不能放弃消灭已经对中国科学产生了巨大损害，且有继续扩大趋势的反科学共同体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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