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默：中国以“开源精神”突破了政治和经济“孤立”，科技也一样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李世默】

大家早上好。在座各位都是来自技术领域，而我是做投资的，也是学政治的，不能在技术方面在大家面前班门弄斧，因此我今天的主题就叫做开源时代的全球化2.0，通过把RISC-V放到政治经济以及全球化的语境里，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最近的思考，请大家指正。

首先我试着这样去理解开源：开源的对立面是封闭；开源能够带开多元化，多元的对立面是单一；多元能够推动包容，包容的对立面是排他；而开源、多元和包容最终推动了普惠，普惠的对立面则是普世。

放在全球化的语境里，当前世界处于一个全球化交替的时代，全球化从冷战末期开始推行，至今已经陷入巨大的困境。我把90年代到现在的30年全球化称为全球化1.0，根据这种全球化的定义，全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市场独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和以选举政治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体系。西方世界将这种模式作为普世价值向全世界推广，甚至不惜发动战争。

第一轮全球化与意识形态深度绑定，最终形成了三大排他性，即经济排他性、政治排他性和科技排他性。前两个我们以前经常谈到的，而科技排他性是我们近几年才意识到的。因此，全球化1.0是封闭的全球化，发展的道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科技领域中，“卡脖子”的问题现在成了一个热点，但这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冷战以来，我们在经济、政治上就被卡脖子很久了。

经济排他性指的是冷战后确立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提出者约翰·威廉姆森曾表示，华盛顿共识是十全十美、万无一失的，所以要向全世界推广，在全球扫除所有妨碍自由市场运转的障碍，包括推行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最大限度地保护私有产权。在财政方面，华盛顿共识推崇“小政府”，鼓励降低税率、实行货币自由流通、浮动利率、自由贸易。这一套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贯穿了全球化1.0的进程，由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推动，很多国家都被他们搞破产了。

政治排他性的里程碑是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他提到，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自由民主制将成为所有国家政府的唯一形式，也是最后的形式。选举民主、三权分立等制度构成了国家和政府的终极形态。

科技排他性看似是一个新的问题，但事实上是也是全球化1.0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瓦森纳协定，世界上大部分发达国家都签署了这一条约，美国能够通过这一协定，干预包括西欧、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的重要技术出口。与此同时，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近些年也越来越活跃，加大了技术封锁的力度。

综上三点，我将全球化1.0称作世界秩序中的x86，这个体系是封闭的，任何国家要想在这一体系中取得发展，都必须采用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新自由主义经济。而科技的进步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巩固了少数人的特权，让不平等的趋势进一步加剧。

不过，这一局面在近些年开始发生变化，到了2016年，全球化1.0基本可以宣告结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有一本著作，叫做《全球化及其不满》。他指出，国际金融机构的很多举措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迎合当权者的利益或是意识形态。这些年来，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发展中国家取得经济成功的案例中，韩国一再抵制IMF的改革条款，中国也从未接受IMF的贷款，事实证明，IMF的这些改革条件严重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在政治学领域也出现了对自由主义的广泛反思。例如福山就反思了自己当年提出的“历史终结论”，认为美国式的政治制度正在陷入政治衰败，主要表现为三点：首先，政府越来越没有办法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而是被利益集团所控制；其次，事实证明，国家能力对于国家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减税、“小政府”事实上是摧毁了国家能力，这样国家根本没有办法推动社会的进步；最后，中国的崛起也是对历史终结论的巨大挑战。

如今，全球化1.0走向终结，发达国家也接连陷入了困境。近年来的不少学术研究、文学著作都是从社会现实入手，揭露了西方社会的去工业化、贫富悬殊、中产萎缩、社会分裂等问题，引起了社会的深刻反思。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在一份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大象曲线”，他发现，全球化进程中，收益最大的是富豪群体以及中等偏下阶层，而中等偏上阶层的收入则几乎几十年都没有增长。这背后所反映的逻辑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制造业往往会面临流失，收入的增长也会难以为继，只有掌握资本的富人才能让财富越来越多。

事实上，回顾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表现，我们用到一个指标，即GDP占全球比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原地踏步或是逐步下降的，只有东亚国家实现了突破，这其中贡献最大的就是中国。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剑桥大学学者张夏准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发达国家在成为发达国家之后，把发展的梯子一脚踢开，让后面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复制他们的成功。所谓梯子就是发达国家曾经广泛采用的贸易保护主义、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而另一本书《大融合》（The Great Convergence）则指出，在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趋势，那就是研发和销售两端的价值占比持续升高，中间的制造环节价值则被一直压低。因此，只负责制造而不掌握技术的发展中国家永远只能在全球化的边缘，永远富不起来。

尽管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富起来，但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中国。中国成功的关键，是在全球化1.0浪潮中，突破了三个排他性中的两个：首先是在政治模式上突破了政治排他性，拒绝了以自由主义民主、三权分立为代表的普世价值，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贝淡宁教授称之为“中国模式”；其次是在经济发展上突破了经济排他性，我们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拒绝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我们有创业企业，有充满市场活力的经济体，又有国家主导的大战略、大方针，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是并进的，而且有形的手是主导。

而最后一个就是科技排他性，这是我们最近才意识到的，因为我们被“卡脖子”了。中国的芯片进口数据让我大吃一惊，竟然比原油、铁矿石都大。而芯片的毛利率要比原油、铁矿石大得多，并且说什么时候卡脖子就什么时候卡脖子，毫无办法。科技排他性可以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要攻克的最后的堡垒，不突破这个排他性，我们的伟大复兴也难以实现。

曾经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试图去突破科技排他性。第一个例子是日韩，日韩的电子工业、汽车工业实质上都是通过采取保护主义培育起来的，其中政府的产业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家直接进行了大量投资。但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十分特殊，当时正值冷战时期，他们作为美国的盟友，美国出于政治需要是允许他们这么做的。第二个例子是印度。印度的制药行业之所以如此发达，实际上是因为印度政府把专利体系推翻了。但依靠这种方法是走不远的，因为科技创新本身需要激励与回报，需要对智力成果进行保护。

尽管技术发展驱动了本轮全球化，但是技术排他性所造成的发展鸿沟，也是让全球化陷入停滞的原因之一。在十九世纪，稀缺性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李嘉图和凯恩斯基于这一点曾断言，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资本主义终将被平等主义取代。但是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的理论改变了这一切。他提出一个新的想法，那就是用无限的思想把人类从有限的资源中解放出来，也就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于赋予其价值，这就需要建立专利体系，保护知识产权。

但是就在去年，保罗·罗默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和反思，因为他所推崇的这些做法，最终导致了科技企业的垄断，反而阻碍了创新。掌握技术的企业变得越来越有钱，于是他们不创新了，而是想方设法去卡全世界的脖子，即使是在西方企业之间，也不断出现自己人卡自己人脖子的情况。于是，保罗·罗默转而成了科技行业的批判者。

因此，反垄断正成为世界各国的一项共识，历史的钟摆正在从资本的超额利润重新摆向平等普惠。随着全球化1.0的搁浅，人类迫切需要全球化2.0的出现来引领世界。

我认为，**全球化2.0将会由中国引领，中国当前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正是开源精神向全球治理的延伸。**针对全球化1.0的三个排他性，全球化2.0实现了三个开源。首先是政治开源，中国一直以来推行开放、包容、透明的政治议程，尊重政治制度的多元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的人民最有发言权。其次是经济开源，我们一直在试图突破全球化1.0中封闭、排他的国际金融体系，我们搞的一带一路、亚投行，都对被全球化1.0排除在外的发展中国家敞开大门，将他们融入到全球化2.0的发展道路上来。今年1月，总书记在达沃斯论坛发表了题为《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演讲，强调要保障发展中国家正当发展权益，促进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让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不搞歧视性、排他性标准、规则、体系，不搞割裂贸易、投资、技术的高墙壁垒。这就是一种政治经济中的开源理念。

而科技开源正是我们在座各位开源科学家与开源工程师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从单一走向多元，从排他走向包容，从普世走向普惠，从封闭的x86走向开源的RISC-V，这就是历史潮流推动下的全球化2.0，也是我作为一名政治学者在RISC-V中所获得的启发。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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