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流：做更好的救灾公益
【文/ 何流】
在当今社会，救灾往往发生在一个高度敏感的环境中。一旦有灾害发生，企业和个人会立刻调动资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公益组织会立刻行动，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人道主义精神。公众期待问题得到最快的解决，并准备好问责任何导致伤亡的人为因素。政府则是如履薄冰，一方面需要快速响应、将损失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又要应对排山倒海般的舆论，而每一个行为都可能被互联网的声浪放大无数倍，成为新的危机。
在这样一个敏感、冲动、不可预测的情况下，有效的响应是极其困难的。政府和舆论或许会塑造一个“不计成本挽救生命”的形象，但在现实中，“成本”有时都不是第一限制因素。灾难发生后的48小时是最关键的窗口期。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要准确判断情况、识别真实需求、临时动员和协调大量资源、提供有效的援助。受灾人口需要得到立刻救援和外伤照护；安全的饮用水需要第一时间到位；有关部门需要建立可靠的疾病监控系统，以防突发的传染病扩散。这些都不是简单地靠花钱就能解决的问题。
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一名交通警察用一条绳子帮助居民过洪水湍急的街道。（图源：路透社）
正因为这些诸多问题，世界银行的疾病控制优先报告将救灾描述为“效率最低的卫生活动之一”（one of the least cost-effective health activities）。报告称：
国际社会愿意花费数十万美元去营救一个在外国废墟中的受害者，这体现了国际社会的团结。然而，这也提出了一个伦理问题。当灾难过去、注意力转移时，哪怕是少量的、可以挽救数万生命的资金也无法到位… 紧急卫生干预要比平时的卫生活动更加昂贵且低效。临时和冲动的情况自然有更高的成本。多种因素 - 对外来医护人员的优先使用，紧急部署和空投食物、水和其它原本当地就有的物资，以及一种采取激烈手段的倾向 - 让救灾成为效率最低的卫生活动之一。 （Goyet, Marti and Osorio 2006）
社会在救灾时常常会有一种“不顾一切”的态度，这挤压了公益的理性空间。拿企业为例，在各方压力的裹挟之下，企业们往往会进行“攀比式”捐款。B站捐2000万、小米捐5000万、百度捐9000万、字节跳动捐1亿、阿里巴巴捐1.5亿。连被大家认为快要破产的鸿星尔克也承诺捐款5000万。
有高涨的热情是值得鼓励的，但企业在捐款时是如何决策的？是否严谨地思考过如何捐款最有效果？公司是否有能力对灾区需求做出准确判断？有多少捐款是老板拍脑门决定、没有咨询过专业意见的？因为公开信息披露极为有限，外界不得而知企业最终的捐赠是否兑现、将用于何用、起到多大影响。但根据已经披露的信息，我们很难对企业捐款的效果感到乐观。
任何在此时讲“效率”和“效果”的言论，都有可能被一句“不能落下任何一条生命”、“要不惜代价地挽救生命”或“顾不上想、先做了再说”这样的口号所淹没。对很多人来说，如果大水漫灌般救援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还需要精细化的思考来提升每一笔捐赠的质量？
这种冲动是可以理解的，但它不利于更有效的救灾手段的推广。对上面的问题，答案自然是，大水漫灌不解决问题，因为大水漫灌很可能灌偏。
一、实物捐赠，往往是给灾区添乱
在本次河南水灾中，大量的企业和个人在捐物资。然而许多捐赠人在捐赠实物时，既没有当地需求清单，也没有自家库存清单。大灾一出，许多人会拍脑门地认为“灾区人民需要衣服”、“灾区人民需要药”、“灾区人民需要帐篷”，然后自发捐赠许多自以为对方需要的东西，数万箱矿泉水、牛奶、面包、方便面、旅游鞋、干果向灾区滚滚而来。这样的做法不光忽略了受助者的真实需求，还给灾区增加了麻烦。
灾区的需求往往很精确，需要某种衣物、某种药、某种帐篷、某种生活用品，并且需要高质量的物资。日常用品和二手衣物很可能不满足灾区需求，至于零食、汽水、罐装食物更是种浪费。许多受助者在获得实物救助时会选择转手。在伊拉克，70%的叙利亚难民会通过买卖的方式将受赠物资转化为其它他们更需要的东西（Institute 2015）。考虑到当初捐赠这些物品所花的物流、仓储、分配成本，还不如当初直接为受助者提供现金，让他们在当地市场上购买所需物品。
直接捐实物的本意是好的，为灾区补足稀缺的物资。但是，灾区仓储紧张、交通瘫痪、需求分散，缺乏协调的实物捐赠是救灾中的一大忌讳。在雅安地震时，大量社会车辆涌入，结果堵住了救护车，阻碍了72小时黄金时间的救援（涂，以及其他人 2013）。在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时，斯里兰卡的哥伦布机场在两周之内降落了288架未提前规划的货运飞机，装载着来自全球的捐赠物资。然后，这些全球的民众和企业自发捐赠的物资很快就占据了跑道、库房，同时在数月内无人问津。深陷灾难的地区在无用、缺乏协调的捐赠物资的堆积之下，反而成了全球废物囤积场（Thomas and Fritz 2006）。
河南郑州暴雨（图源：路透社）
其实，大灾大难结束时总会有大量毫无用处的实物捐赠堆积在仓库中。当灾难发生时，现场往往一片混乱，没有人手专门整理未经协调的物资。并且当地的需求随时在变化当中（Thomas 和 Fritz 2006）。如果捐赠人们单方面决策、行动，各自在当地找仓库、找运输团队、安排实地分发、持续追踪物资效果，很容易造成大量物资混乱、无序地涌入灾区，最后捐赠人已经捐出，受难者用不上。在原本就紧张忙碌的现场，志愿者和在地执行部门还要花费精力整理、存储这些没用的物资，占据着宝贵的人力物力。
同时，免费且大范围地发放物资会破坏当地的经济。相信很多人都听过非洲的纺织业因为欧美捐赠的免费衣物而崩溃的例子。市场是当地人维持生计的场所，而灾难发生不一定意味着当地市场的崩溃。面对同样的灾难，高收入人群往往能继续获得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这是因为灾难往往不会毁灭市场，而是影响物资供给，从而导致物价上涨，但贫困人口却无法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让缺乏实地经验的救援和物资团队去供应当地的生活必需品，成本反而更高，物流和对商品精细化的需求都很难得到满足。与其这样，不如直接发放现金，让受助者在当地市场上消费，用市场手段鼓励丰富的商品在灾区上架。关于发放现金的好处，后文会展开说。但在来自外地免费物资的冲击下，北上广深的大公司和全国的个人们以善心之名，在受灾地获得了名声、道德满足、社会资本的同时，却阻碍了当地经济的正常恢复。
二、在救灾中，公益应该做的六件事
灵活用款，用“细水长流”支持灾区
根据河南慈善网的官网显示，截止到7月25日晚上7点，河南省慈善总会的“防汛抗洪驰援河南”项目已经筹款27.8亿元，拨付26.1亿元，剩余1.7亿元（河南慈善网 2021）。绝大多数资金已经花掉，这是让人担忧的。
应对灾难一般有四个环节：救灾、重建、防范风险和应急准备（Goyet, Marti 和 Osorio 2006）。其中，救灾是短期内最迫切的一环，也是资金大量涌入的时候。但这只是灾难的一部分，一个完整的灾难恢复时间要持续数年。当灾情缓和、进入重建阶段，公益筹款变得更加困难，而用款的需求却在上升。当地的基础设施、房屋、医疗服务、教育等等需要后续多年的恢复和社会力量的参与。
在防范风险方面，需要在新的城市和乡村设计中加入可以抵御自然灾害的元素，包括抗灾的建筑结构、材料、排水管道、疏散路线等一系列工作。在应急准备方面，当地还需要持续投资、提升应对灾害的能力，包括培养专业的当地救援团队、组织防灾培训、建立紧急情况下的物资储备和协调系统、常态化地资助相关公益组织，等等。针对防范风险和应急准备的长期投资可以避免灾难重现、为社会创造六倍的回报，是更加有影响力的机会（Thomas 和 Fritz 2006）。
现在似乎有大量的企业捐赠都在“赶集”，比赛着在灾情结束前把钱花完，而社会舆论也鼓励着这种行为。哪怕灾情已经趋于向好，仍然有成批成批的物资堆向灾区，生怕错过了获得媒体曝光的最佳时期。试想，究竟是花几百万投资一次良好的应急规划、从而避免房屋倒塌、大水漫灌、村民无家可归值得，还是等灾难来了花上亿元捐水、食物、大衣更值？
古话讲“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最有效的干预往往是在预防和准备阶段。当灾难已经发生再做回应，往往为时晚矣。所以，捐赠人需要多给公益项目一些时间和耐心，不急于在救灾阶段将资金全部花掉，为后续灾区的重建和升级多留一些空间。
其实，捐赠人做好长期、持续、有思考的公益，宣传效果往往会更好。没人会记得捐矿泉水、方便面的企业。几乎每次因救灾而起的捐赠都会发生大量物资囤积的问题，大量资金被浪费。如果别人都在捐矿泉水，你却为河南邀请了国际顶级的城市设计师、灾害应急专家，设计了一个禁得住下一次“千年一遇”的水灾考验的城市系统，为社会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当下次我们看到河南面对极端天气（希望不会再次发生）的良好表现时，也会记得这是某某企业的功劳，并对其影响力和远见刮目相看。
为有实地经验的公益组织捐款，并且不要限定用途
我们应当优先支持那些有救灾经验、对当地有深度理解的公益组织。一个优秀的救灾组织能够通过社会网络触达到当地的关键人物，与同行伙伴协同配合。它要不仅对救灾本身很有了解、有成熟的流程，同时准确、灵活地把握项目的实地执行。这样的组织少之又少。
而且，救灾是一个人员流动性很大的领域，即使一个组织看起来经验丰富，并不意味着它真的专业。灾难并不定期发生，而且每次灾难会唤起一批新的资方、救灾在新的环境中发生，因此许多救灾组织的人员并不稳定，导致专业能力的积累和沉淀出现问题，哪怕看起来做了很久的救灾机构也仍然不专业。很遗憾，因为公益盒子尚未评估过任何实施救灾项目的公益组织，因此在目前阶段还无法推荐任何组织。不过救灾公益的基本原则是相信经验和过往记录。除去极个别情况，救灾不是一件新手、小机构可以一出手就马上做好的事情。
一旦你决定给公益项目捐款，请不要限制资金用途。灾区的需求随时在变化，很难充分地提前计划。在泰国海啸时，有捐赠人通过公益组织捐了两卡车的大米。但当大米在四个月后抵达灾区时，当地已经不再需要这笔物资。而因为这笔捐赠是有限制的，并不能用来做任何别的用途。或许作为捐赠人，你害怕在不限定用途的情况下，资金被滥用。但任何捐赠都是一个信任关系。如果你信任收款的组织，就让他们去判断实地需要；如果你不信任他们，就不要捐钱（Schimmelpfennig 2010）。
直接捐现金
为灾区人民贡献现金可能是你能做的最有效的公益。
7月21日，7省1800名消防指战员连夜集结增援河南抢险救灾（图源：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直接发放现金是救灾中最有效的干预措施之一，并且正在逐渐成为国际救灾和援助中的主流。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在2020年为3840万人直接提供了约21亿美元的现金，占WFP全年食物救助预算的37%（Programme 2021）。WFP在埃塞俄比亚的一个项目发现，现金比食物援助的效率高25%到30%。国际救援委员会（IRC）在索马里的一个项目发现，比起食物，80%的受助者都倾向于获得现金（Institute 2015）。
在2016年的厄瓜多尔地震中，WFP在灾后72小时内和厄瓜多尔政府合作，通过该国政府的经济和社会包容部（Ministry of Economy and Social Inclusion）旗下的社会保障渠道“重建厄瓜多尔”（Rebuilding Ecuador），为该国超过13万人发放了现金（Crossley 2017）。根据一项在厄瓜多尔、尼日尔、乌干达和也门进行的研究，在不提升总成本的前提下将食物援助换成现金，可以额外帮助18%的人（Margolies 和 Hoddinott 2014）。
现金的主要好处有三点。
第一，它将选择的权力交还给了受助者本人。他们需要什么，不再是由大企业的CSR、千里之外的学者、基金会项目人员和政府官员决定。通过现金这个流通货币，受助者将重新获得话语权。他们想消费什么、以什么价格、如何对冲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收入缺失，都由受助者自己决定。这样既减少了资源浪费、提升了生命福祉，又维护了受助者的尊严。
第二，现金可以保护当地的市场。用市场手段调节，直接为灾民发放现金，借助当地原有的供应链的能力，让灾民们按照需求在当地市场上采购物品。
市场是维系当地人民生计的重要场所，为当地人民提供了工作、收入和福祉。而现金可以作为当地经济刺激的杠杆，促进新的消费和投资，进而恢复当地经济的活力，最小化灾难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发放现金的成本更低。随着科技的进步，电子支付让转账变得普惠、即时、便捷，大部分都有能力在网上收款，这让现金成为最容易进入灾区的资源之一。不过，过度依赖互联网的支付系统有其额外风险，灾区一旦断网将面临新的瘫痪。这确实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在发放现金时，需要适当拓宽收款渠道，银行账号、移动支付、纸币和消费券之间有所调剂，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各大险企成立重大灾害应急小组应对河南暴雨灾情，合计接到报案已破两万笔，九成以上为车险报案。（图源：视觉中国）
关注被忽略人群的心理健康
自然灾害是对全社会的心理健康的考验。当家庭流离失所、家园和农田遭到破坏、身边的人下落不明，当地人出现抑郁、惊诧、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焦虑症等情况的概率会上升（Shultz, 以及其他人 2013）。而灾难的到来往往是让人毫无准备的，因此对于心理的影响更加剧烈。在灾难中经历了失去亲人等情况的人常会陷入深深的不安全感、甚至逃避现实，这些痛苦是常人很难想象的（Makwana 2019）。
心理学界普遍认可心理学家Wind和Komproe发现，在灾后地区，当地社会资本积累程度越高，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越低（Wind 和 Komproe 2012）。这意味着哪怕在同样的灾难面前，人的心理健康也会受到教育水平、收入、社交关系、家庭状态等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掌握较少社会资本的群体的面临灾后心理问题的风险更高，捐赠人应该更加关注这个群体。
不要自发前往灾区
对大众来说，不要轻易去灾区进行志愿服务。灾区情况多变，能做到“不添乱”已经很不容易。偶尔会有人抱着“能帮一点是一点”的心态，希望到前线做一个救灾志愿者。但如果你缺乏特殊技能的话，灾区前线很可能并不需要你。在2010年的海地地震时，两位来自美国新泽西州的志愿者自发飞到太子港机场，准备贡献他们的力量。然而因为地震导致当地交通瘫痪，他们连机场都出不去。在没有食物、住所、生活基本补给的情况下，他们最终不得不寻求当地NGO的支援，反而占用了留给当地人的资源（Aleccia 2010）。
比去志愿更糟糕的是去现场“凑热闹”。河南水灾之后，灾区现场有许多“网红”、明星涌入，以个人身份“发放物资”，同时进行网络直播。多个救援队投诉这些外来人士阻碍了交通和救援任务，还只身乘坐救援船、带一条拍摄船深入灾区，给现场造成很大困扰（耿 2021）。这是必须要杜绝的。
同样的建议也适用于公益组织。救灾是件对专业能力要求很高的事情。无论在救援、物资分配、医疗服务、基础设施重建等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有丰富的经验才能产生积极作用。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激发了国际社会的一波公益热情，但是当400多个非政府组织一同出现在印度尼西亚的亚齐市的时候，一场对资源、人员和捐款的无序竞争随之而来。且其中许多NGO从未参与过救灾，缺乏相应的经验和能力。这次乱象最终迫使NGO和国际红十字会共同出台了“半球标准”（Sphere Standards），规范了NGO在救灾中的行为（Glasser 2008）。
用心关注，用脑捐款，主动了解
想捐好钱并不容易。公益捐款是笔社会投资，目的是为第三方带来价值，这其中需要对诸多学科有良好理解，同时有资本、有耐心、有战略，撬动最有社会回报的杠杆。
要找到好的公益项目，首先需要主动出击。如果等到公益项目来找你，那你大概率遇到的是一个善于营销的项目，而不是最好的项目。就像投资需要认真甄别，公益项目也是一样，只不过区别在于，投资是为自己创造回报，而公益是为社会创造回报。
你应该主动质疑公益项目的有效性。既然要用自己的真金白银支持一个公益项目，我们自然要谨慎对待这个决定。项目究竟有什么依据证明是可行的、有效的？是什么很打动我？我们不应该假设公益项目是有效的、可信的，替公益项目去脑补情节，而要通过质疑、质询来获得信息和项目方的解释，从而判断项目的质量。目前在筹款的公益项目普遍信息披露不足。无论在支付宝公益还是腾讯公益上，打开筹款的救灾项目，文字描述上都是开头一长串关于河南水灾的描述，附上一个涵盖项目物资的预算表格和一些实施活动中的图片。一个优秀的捐赠人应该在这时心中打很多个问号：
- 项目预算的金额和物资种类是如何定的？
- 项目方将如何在河南当地开展工作？
- 有哪些合作伙伴？
- 它为什么值得信任？
- 公益组织是否有相关经验？
- 如果项目实施顺利，能在当地产生什么作用？
- 如果项目有余款，将如何处理？
灾情到来，争分夺秒，所以信息还来不及公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情况。但如果项目筹款的目标是3000万、5000万这样庞大的量级，那项目介绍就不应该只是在介绍洪水的情况。捐赠人有权利知道更多细节，公益项目也应该更好地披露信息，对捐赠人负责。
7月21日下午，面对河南暴雨的灾情，鸿星尔克官方微博宣布，通过郑州慈善总会、壹基金紧急捐赠5000万元物资，驰援河南灾区。（微博截图）
三、结尾
灾难往往可以通过破坏力激发起人类社会利他的属性，让原本陌生的群体走到一起，并肩作战。
但灾难其实并不少见，而且充斥着日常生活。2019年，全球有2.4万人死于各类自然灾害（Societies 2020）。相比之下，该年有152万人死于腹泻、120万人死于肺结核、67万人死于艾滋病、41万人死于疟疾，而这些问题都已有极具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在中国，中国约有300万的视盲是因白内障导致的，而考虑到医保的部分报销后，复明的成本往往只要1000-2000块（李，以及其他人 2021）。
救灾是运动式的公益，而公益是常态化的“救灾”。救灾只是公益的一种表达形式，其目的与所有其它公益活动一样，都是为了挽救生命、带给人希望。一次水灾可以筹款30亿、40亿，因为水灾是有形的，它伤害了人们的生计并且抓住了公众的注意力。但其实无数个个体的灾难每天都在发生。那些已经具有成熟的医学手段、可以轻易改善生命质量、但因为缺乏资源而不得不忍受病痛的人们，难道不应当获得我们的关注和照顾吗？
公益捐款并非儿戏。每一份善款都是一次改变生命的机会，每位捐赠人都在用行动和资源决定着这个社会中谁会获救、多少人会获救、社会在灾后应该变成什么样子、社会重建应该如何完成。捐赠人切勿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但必须要正视自己作为资源分配者的责任。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大额捐赠人要对自己的影响负责，不流于捐款行为本身。我们捐出的每一分钱，都应该遵循最美好的初衷、依据最理智的思考、借鉴最缜密的知识、通过最合理的渠道、来自最道德的来源，这才不辜负社会和受助者对捐赠人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