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中国为什么能？我们开启了经济学理论新时代
李玲：
这次中国共产党百年大庆的背景是新冠疫情，这次疫情可以说是近代全球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个挑战。目前，疫情已经造成全球超过1.8亿人得病，死亡人数接近400万，美国接近十分之一的人得了病，3300多万人感染，死亡人数超过60万。
这次疫情既给中国共产党百年大庆增加了一个时空坐标，也让我们反思，为什么中国能？
回望共产党百年的奋斗，中国今天取得的成果，特别这次疫情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我觉得我们作为做经济学研究的人，有点汗颜，因为实践已经远远走在前面，而我们的政经理论提炼远远不够。
去年，中国迅速控制住了疫情，经济全面恢复，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2.3%，美国下降了3.5%。
我当时看到这个数据觉得一定出了问题，中国去年有小半年的时间，大家待在家里做饭，而家里做饭是没有GDP的，因为家务劳动不是市场活动，而美国和欧洲他们一定要出去吃饭、喝咖啡，这些经济活动使得他们有很高的GDP，还有去年年底，美国的死亡和感染病例需要治疗，也创造了GDP。
我们感染人数一共不到8万人，死亡人数4000多，也就是中国控制住了疫情，但这些正面效应都不在GDP里反映。
所以，去年我带领我的团队，我们尝试做了一个关于中国抗疫的经济收益的研究，中国成功控制住疫情，对比国外避免了多少发病率、死亡率，挽救了多少生命。按生命价值表来算，创造了多少价值。
算出来的结果我们自己也吓一跳，这个数字太大了，但在现实中这些不反映在我们的GDP里面，也就是说目前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测量方法都是有问题的。
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经济基本处于瘫痪，不仅仅因为疫情。前两天特别感慨，我曾经在美国工作生活了很多年，美国的国庆节是7月4号，在我的印象中是非常美丽的时节。80到90年代，我当时在匹兹堡大学读书，校园里有大草坪和喷泉，到了7月4号，大家自发到广场铺个毯子坐下来吃喝，听着交响乐，放着烟火，大家都很happy。
那个时候，我觉得看不见的手，让社会处于一个均衡状态，非常好，但是现在看到美国纽约州进入灾难紧急状态，因为枪击事件太厉害，美国现在成为一个的瘫痪、无序的状态。
此外，关于抗击新冠疫情，我们学者在经济研究上都发了文章，用数据对比中美情况，对比说美国要好得多，因为美国把钱都发给个人，但是就不看宏观上美国花了多少钱，美国已经快6万亿美元了，中国花了多少钱，我们财政一共5000亿，把特别国债加起来大概也就在3万亿人民币。
我们花的比人家少得多，我们的效果好得多，但在经济学研究里面体现不出来，所以我觉得一定是我们的理论出了问题。
学了这么多年经济学，我觉得西方经济学只有微观，而缺少宏观和中观。比如消费者理论、市场均衡等都是站在微观角度。
其实，西方经济学不谈中观，更没有宏观。我跟国外的同事们也沟通很多，他们还在那等着计量回归结果，证明为什么戴口罩可以帮助抗疫。咱中国人多有智慧，我们不用等回归数据。第一时间全体人民隔离，把病毒给闷死了，这就是宏观把控的结果，宏观是1，有了这个1才有后面所有的0。
美国有钱有人有技术，但是它缺宏观把控，所以美国疫情就此起彼伏，搞不定。你看现在Delta病毒，“来姆达”也来了，一波一波此起彼伏。
我觉得应该用中国的实践经验来改写现代的经济学，不能把现在学的一点西方经济学理论，当成经济学的全部。
通过这次疫情，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国家首先是宏观效益、国家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我们第一时刻全民隔离，也充分体现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然后，中观是产业的结构，区域协同，比如我们现在对科技行业、新能源行业的投入，当时有很多经济学家在批评，现在他们也认识到趋势是对的，短期的性价比可能不高，但它是一个长远的收益。
微观其实只是我们经济学现在讲的市场、企业、消费者利益，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疫情，让大家看到西方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时候，失去的是国家安全，失去的是60多万人的生命。
美国近3300万人得了病，我们可能远远低估了这次疫情对整个西方和全人类造成的冲击，得了新冠疫情以后，尽管死亡率并不是那么高，但是新冠患者带来非常大的后遗症。
目前，The Lancet（柳叶刀）的研究已经证明三分之一的人都有精神后遗症，美国枪杀等各种恶性事件跟这些影响都是连在一起的。
如果只考虑微观，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大家都知道“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我是1978年半导体物理专业的学生，那时中国半导体在世界属于第一阵营，因为我们的“两弹一星”全是自己造的，那个时候不是我们封闭或半封闭，是别人封锁我们，不卖给我们，就像今天一样的。
但是为什么后面半导体行业都清零了。因为半导体行业投入巨大，当年我们半导体为军工服务，它那个时候还没有民用，所以它的产能是不够的，投入研发成本又很高，肯定是亏损的，80和90年代，亏损企业就倒闭，所以半导体行业就全清零了。
还有我们刚才说的好的GDP、坏的GDP。美国去年GDP只降3.5%，其实很多是坏的GDP，它那么多得病的人要治，都是算在GDP里面了。我们成功的控制住疫情，不需要花费那么多的医疗费用，我们反而GDP不高。
从这一次的疫情，我们看到宏观效率绝对不是简单地微观的总和，也就是说没有宏观把控，没有“1”后面其实都是“0”，不是加总起来就是社会效益最大。
而我们经济学里面都是假设，有个社会规划者，把每个人的效用一加就是社会总效用，其实这是增长理论的奠基者保罗·罗默的观点，他也早就质疑了，个体的最优绝不代表总体最优，我觉得这一次基本上就是把亚当·斯密的这套理论给彻底打破，这就是经济学的第一代理论。
诺奖得主保罗·罗默。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时候，背景是小农经济和小作坊的时代，不是大生产的时代，所以上个世纪30年代，整个北美的金融经济大萧条，已经证明看不见的手没有效果。
这次疫情美国死了60多万人，没有人负责任，你找“看不见的手”去吧，结果发现找不到。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今天主流经济学者们还抱着在上个世纪就失灵的理论，把它作为我们改革的准绳。
上个世纪大萧条以后，凯恩斯主义就起来了，其实这是第二代的经济学，需要政府，也需要市场的机制。
大家想一想当时的社会境况，政府干预以后，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所以也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到70年代新自由主义就起来了，又回归到市场更多的作用。
近年来，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经济学其实正在改写，从2007年的诺奖是授予机制设计理论（mechanism design），到2012年是市场设计理论（market design），通常一个理论得一次，没想到去年2020年的诺奖又发给了这个市场设计的团队，这是为什么？
2020年诺奖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米尔格罗姆和罗伯特·威尔逊。图片来源：诺贝尔奖社交媒体帐号截图
我觉得专家们也看到了，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这次疫情，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存在着巨大的问题需要改写，而市场设计就是来用更科学的方法来修补市场。
市场是可以设计出来的，尤其是现在大生产、信息化、智能化的时代，除了小农贸市场，完全能够货比三家，实现完全竞争。在我们生活中所有的市场，或多或少地存在失灵的问题。
市场机制设计，其实就是一套明确的交易规则，这个市场是你设计出来的，你完全可以用我们学的这套理论，你需要考虑到激励机制，你需要考虑兼顾各方利益等等，你设计出这套规则，然后来匹配，最后同样可以达到有效率的结果。
它和“看不见的手”不同点是什么？它是顶层设计，这个制度设计出来人人要遵守，执行过程充分尊重个体的差异，为什么从2012年到2020年这个团队再次得诺奖，就是在于技术发展给他们提供了极好的支撑。
过去的设计到基层去用，尽管设计很完美，但是在用的过程中可能还会有很多的问题，因为市场太复杂，所以我们让无序相对有序，设计成有序以后，需要随时动态反馈，而现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第三代经济理论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让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这个重要而古老的问题：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如何更有效率的结合？
这其实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际的前沿理论可以给我们来提供参考，也就是说两只手是可以合作的，“看不见的手”其实就是这一套机制设置和和激励机制，但是首先要做宏观把控。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一定要做宏观经济学，真正来写出中国的宏观经济学，因为西方的宏观是假宏观。
为什么市场设计能多次得诺奖，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给他们提供了机遇，提供了大数据。大数据和智能化对我们人类社会的变革会远远超过工业文明，而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的思维，还停留在工业文明的线性思维，大数据、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是立体空间的思维，未来，人类可能是在一个立体的空间里的不断调整、不断动态均衡。
大数据、智能化驱动着世界正在发生剧烈的变革，我们中国有天然的优势，中国已经有了制度的基础，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这也是大数据时代所需要的。
中国共产党有9500万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拥有最强大的党的领导，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有超级的市场规模。所有这些集成起来，信息化将会助推中国共产党新的百年再创更大的辉煌，真正给人类文明带来新的形态，不仅仅是在经济方面，政治、文化、生态、社会方方面面都会焕然一新。
因为列宁早就教导我们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我们赶上了这一波。
所以，我觉得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是乘积效用，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住，经济学真正研究的是生产关系，它需要生产力的匹配。西方经济学只研究稀缺，只抓了皮毛，就像我的国外同道还在研究戴口罩对控制疫情是否有效？这种研究一点意义都没有。
大家也注意到中国人这些年的幸福感、满足感加速提升，新的生产力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已经处于智能化的初级阶段，今天的中国人活得比过去皇帝都快乐，在家里点点点啥都有了，包括这次抗疫过程中的健康码。在这样一个新生产力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围绕国家发展目标形成力量整合、综合决策、动态调整、全程监管和科学评估的一个正反馈系统，真正地实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形成智慧型国家，从当年争议的计算社会主义，到未来的智慧社会主义。
我们的目标是宏观效率优先，是系统、综合、全体整体的目标，同时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相兼容，短期和长期相协调。
这次百年大庆，我带着我的团队去北大图书馆，北大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李大钊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先驱，100年前他写的文章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100年后，我们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中国已经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我们要加倍努力回答什么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期待与同道们一起共勉努力，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也一定能产生理论的时代，这也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产生思想的时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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