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钟：今天，我们还需要靠海外风投来发展国内科技行业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金钟】
“滴滴一下，美好出行。”
这个广告词当年被滴滴公司用来宣传自家服务的高速快捷，那时候一定没有人想到滴滴在赴美上市的过程中倒真是创造了中国网络公司在美国上市的最快纪录：从公开递交招股书到在美国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滴滴仅仅用了20天，而绝大部分公司上市通常都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
而滴滴上市仅三天就被国家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进行安全审查，随后滴滴公司的几十款app均被下架，然后国家七部委联合进驻滴滴公司进行现场调查，滴滴的股价也在这短短几天内跌去了三成多。
在7月10号发布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的修订征求意见稿里，新增的内容包括，要求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互联网企业在国外上市之前，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随后，正在准备赴美上市的Keep、小红书等科技公司都宣布暂缓海外上市的计划。
既然国家已经开始对滴滴公司进行正式调查，在结论出来之前，我们也无法凭空猜测滴滴具体出现了什么问题和风险。但是随后这一批中国科技公司暂缓赴美上市的决定，却带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中国的科技公司会优先选择海外上市？
对于这些公司来说，一个重要的考量当然是融资数额。美联储大放水之后，大量热钱涌入美国股市，许多新创公司虽然还没有什么盈利，借着这个风口或是直接上市，或者是通过并购借壳上市，这些中国科技公司自然也想要趁着这一波热潮赶紧分一杯羹。
还有一点，则是这些科技公司的早期股东里有着大量的海外资金，比如多轮融资后的小红书的股东中除了阿里、腾讯、真格基金这样的国内资本，更有纪源资本这样的海外资金，而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便利性，许多在国内创立的投资基金背后的资金来源也可能是来自海外。
对于这些海外资金来说，投资高速成长的中国科技公司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赚钱，所以最终退出的时候这些股东会推动公司前往海外上市，方便他们的资金跨境流动，避开人民币依然不能全面自由兑换的问题。能否顺利退出，是风险基金投资新兴企业决策中的一个关键要素。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国内风险投资产业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竟然是一个国企。1985年国务院批准建立了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1986年国内出版的《科学技术白皮书》中就提到了要发展风险投资事业，随后全国许多省份都建立了自己的创业中心。
然而，80年代的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既没有风险投资的经验，也缺乏法规制度来进行监管，更没有成熟的资本市场作为投资退出渠道。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虽然对于当时的中国火炬计划提供了不少资金支持，促使中关村科技一条街等园区的诞生和发展，最终这家公司还是卷入了高息揽储，并使用高杠杆将资金投入当时刚刚建立的股市和期货市场进行投机，结果资不抵债，在1998年被人民银行破产清算。
当然，1998年那时正是美国加息周期的尾声，虽然美国本国的互联网泡沫还有两年才要破灭，但美元升值已经戳破了大批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泡沫：全球范围内比较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就包括东亚和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债务危机和拉美债务危机等。
虽然中国当时相对游离于世界金融市场之外，受到金融风暴的直接影响很小，甚至还有余力支援香港对抗索罗斯这些空头，但是外部环境的恶化还是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内经济发展，导致国企就业问题以及国内银行坏账问题在这个时候也集中爆发。在这样恶劣的宏观环境下，内资风险投资产业的一时受挫只能算时代大潮下的一朵小浪花罢了。
而前面提到美国的互联网泡沫既刺激了一大批国内创业者行动起来，纷纷建立企业应用互联网改变中国经济。同时一大批寻找下一个投资机会的海外资金也将注意力转移到中国。而1998年成思危的提案《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也在政策上提供了进一步推动国内风险投资行业发展的关键动力。
从中国最早的互联网门户如新浪、搜狐、网易，到今天的互联网巨头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字节跳动，这些公司在创业过程中也都得到了大量海外风险投资，有些创始人甚至因此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权而被扫地出门。
中国今天仍然需要解决互联网巨头带来的负面问题，比如垄断和用户隐私保护，但是过去二十年国内的互联网行业对于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虽然整体上还落后于具有十几年先发优势的美国互联网企业，但是在世界舞台上，唯一可以和美国互联网企业掰一下手腕的也只有中国企业了。所以，来自海外的风险投资对于国内互联网行业可以发展壮大到今天的地步功不可没。
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内资风险投资基金的规模和投资水平也越来越高，今天我们是否还需要依赖海外风险投资来发展国内科技行业？
过去几年，国内的风险投资基金发展很快，比如专门投资国内半导体企业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而较早在海外上市成功的国内科技企业也都建立了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单纯从资金层面，似乎国内可以不那么依赖海外的风险投资。
但是风险投资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除了资金本身，海外风险投资带来的更多是硅谷的科技发展路线和商业管理经验，这些知识极大地促进了国内科技企业的做大做强。一个充分说明这些知识重要性的例子就是，华为的任正非多次提及花费四十亿咨询费从IBM学到的一整套公司管理体系，最终帮助华为完成了从一个中等企业向科技巨头跨越的历程。
今天海外风险投资对于国内科技企业的帮助，则更多地转向提供海外市场扩张的支持，帮助国内企业出海扩展市场提供建议和介绍合作伙伴。目前国内自己的风险基金还不能在这一方面完全取代海外资金。
《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到，掌握百万用户信息运营者国外上市须审查。
更重要的是今天国际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逆全球化的呼声越来越大，如今中国面临着供应链被转移的风险，面临着在国际银行支付清算体系中被制裁的威胁，面临着科技产品被禁运的现实，面临着与世界资本市场的联系被切断的危险……这些困难在今后很可能会进一步加重。
对此，国内最有效的政策选择就是在保持底线和巩固国内经济循环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外开放，更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结成命运利益共同体。已经实施的政策例子包括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在国内开设全资子公司，放开外资进入人民币债券市场投资，以及和其他亚太国家签署推进RCEP自贸区协议。而鼓励海外风险投资持续进入中国，为国内新兴科技行业聚拢资金和知识，也应当是未来科技竞争政策的一个重点。
在这方面美国的风险投资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例如在美国航空航天行业，从2012年至今大概约有1480家初创企业通过风险投资获得了近1867亿美元的投资。这其中肯定有许多拿到投资的企业最终失败，但是通过持续的投入，美国的私人航天企业也的确取得了不少技术突破，比如马斯克的可回收火箭技术。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吸收外资不应当以损害国家网络安全和大众信息数据隐私为代价。经历过滴滴事件，新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中不但应该规定科技企业在上市前接受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上市后也应当同意接受定期和不定期的复查。
此外，为了减少风险投资者面临的不确定性和促使资金向未来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聚集，有关部门也应当尽快明确网络安全审查的流程步骤和要求细则，给出具体的审查时限，这样方便企业计划将来的投资和融资决策。同时有关部门也可以经常性地向科技企业提供安全维护上的指导和教育，促使企业及时更新完善自己的安全措施，更好地达到和完成网络安全审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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