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中国模式成功怎可能是美国的“恩赐”

【文/金灿荣】

英国《金融时报》不久前刊发了一篇讨论中国发展模式的文章，认为从经济上讲，中国模式没有特殊之处，只是放大版的东亚模式。而东亚模式得以成功的核心，又在于西方国家尤其美国的扶持。换句话说，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大陆经济相继崛起，主要是美西方让利的结果。

不得不说，这代表了西方不少人的内心看法。而这又是一种很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论调。

除在经济上得到美国“许可”，之前在东亚模式下实现腾飞的亚洲经济体在政治上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西方民主化，在战略上也大体跟着美国走。而中国的不同在于，经济取得成功，但其他两方面都坚持自身道路，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没走西式民主之路，战略上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等所谓“挑战”了美国主导的秩序。

正是基于这些，随着最近几年中美关系持续紧张，文章认为中国挑战和打破了赖以成功的东亚经济模式。暗含的意思，就是没了美国许可，中国模式难以持续。

怎样才算真正的“亚洲崛起”

东亚模式成功背后确实有着美国扶持的因素，但美国提供的外部宽松环境只能说是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冷战时期，美国出于对付苏联阵营和拉拢盟友的需要逐渐开放市场，同时也有意识地对外转移一些美国不想继续承载和发展的技术与产业。但它当时开放市场的对象并不只有东亚国家，而是面向大部分发展中国家。

但为什么只有东亚国家抓住机会并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呢？这就得从其他方面找原因了。其中包括东亚国家的劳动力素质普遍较好、工作勤劳，另外商人信誉也比较好。东亚国家大都致力于现代化，政府廉洁程度相对较高、专业性强。这些基本都是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跟美国因素关系不大。

过去有种说法，说是二战以后跟着美国跑的国家都富了，跟着苏联跑的国家都穷了。但这显然不完全对。一方面，跟着美国跑的大部分国家依然穷困；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我们倒向苏联，尤其“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建中国156个项目，帮助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对我们后来的经济崛起十分关键。

当年宣传画报

二战以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成功是有美国扶持因素，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东亚本身的文化和传统。美国市场开放面向100个以上国家，但只有东亚部分国家崛起，这就证明东亚的内因是主因，不能过分夸大美国作用。

具体到中国模式，中国大陆的历史发展脉络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又不一样。我认为，东亚崛起关键在于中国大陆崛起。没有中国大陆崛起，东亚顶多算是局部崛起。之前那些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通常被西方学界解释为西方体系的外延和强化。它们在经济上得益于美国扶持，政治上走西式民主，战略上也大体跟随西方，因此那些国家的经济成功被说成是以美国为首西方的成功。

在意识形态上，这更可以被解释成所谓“西方的胜利”，它是“教师爷”，教的学生也好。因此西方学界强调，东亚模式的成功除了经济发展还有政治民主化和战略上向美西方选边站。他们看到中国大陆在经济上取得历史罕见的成功，但政治上却走了所谓“威权主义”，战略上甚至挑战美国秩序，感到非常失望。

但事实是，只有中国大陆崛起才真正代表了东亚或者说是亚洲崛起，这样才有可能促进近代几百年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有所变革。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比较典型的描述是“中心—外围”理论，即以美西方小圈子为“中心”，其他更广大国家都是“外围”。西方认为这种秩序和体系是合理的，但从公正公平的角度来讲显然并不合理。

西方率先工业化有偶然性

那么，如何解释“中国模式”的成功呢？我们可以从近代史中找到一些答案。

人类近代史的表象是从古代演进到现代，即所谓现代化。但实质是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或者说是从第一文明走向第二文明，从手工劳作走向大机器生产，这个过程就是工业化。西方崛起的关键就在于它率先掌握了大机器生产的相关知识、技巧和体系，进而能够借助现代制造业的威力横霸天下。

某种程度上，西方崛起过程具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但西方后来却把这种偶然性崛起绝对化了。

西方文化的源头一般被认为是希腊。去了希腊就能知道，那里很难发展农业，因为地势上丘陵多，地理和土地条件等都不具备发展大规模农业的基础。但希腊也有优势，阳光充沛，在地中海边的港口资源很好，便于航运。这些优势，使希腊可以种植苹果、葡萄和橄榄等一些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用于跟小亚细亚、黑海沿岸和北非等地换取粮食。

地理条件决定了作为西方起源的希腊是一个商业性文明，对主要西方国家来说，对外贸易就成了生命线。但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尤其是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消灭拜占庭帝国之后，欧洲与东方的陆上贸易路线被切断了。这对当时东方的中国和印度等影响不大，但对欧洲来说却是要命的。

很大程度上是为拓展贸易空间，当时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王室资助一批航海家探险，开启了“地理大发现”时代，达伽马往南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哥伦布往西发现美洲大陆，之后又有库克船长发现澳洲大陆。“地理大发现”后，欧洲国家开始向新大陆殖民，这样一来国内人力不够用了，再加上当时欧洲大陆正处于混战状态，这些因素促使欧洲国家寻求使用机器生产来弥补人力不足。

以上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促使欧洲各国发展机器、实现技术突破，继而率先进入工业文明。西方就是借助工业文明主导了现代国际体系，逐步形成“中心—外围”模式。

中国对自身模式更加自信

实践证明，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在经济效率和军事效率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其他国家眼前也只有一条路，就是向工业文明过渡，发展大机器生产和现代制造业。在这方面，东亚地区之前有日本和“四小龙”，现在有了中国大陆，而且我们还拥有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

这是中国崛起的根本。它绝不是美国“恩赐”的结果，而主要是因我们为工业文明这颗新种子在中国生根发芽提供了新的适宜生态。

欧洲工业化前有过一个准备阶段。除了军事失败和“地理大发现”等外部因素，欧洲内部社会变化方面也曾经历重大变革。这个过程可以简要总结为3个R。第一个是Renaissance，文艺复兴；第二个是Reformation，宗教改革；第三个是Revolution，革命。

它们各自的功能可以概括为，文艺复兴把欧洲中世纪以神为中心转变成以人为中心，把人解放出来。欧洲宗教传统强大，虽然把人解放出来但也没能完全摆脱上帝，于是宗教改革就搞了一个妥协，即“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革命，则主要是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在现实社会甚至政治层面打破封建等级，社会有了更强的流动性，政治层面形成有关“共和”的共识。

欧洲在内外交困中同步实现了这三个R，为后来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对比西方国家工业化这些经验，在非西方国家中，我认为只有中国完整地完成了类似这三个R的准备阶段。

五四运动或新文化运动打破封建礼教和传统理学，有着类似西方文艺复兴的同等功能，把人解放出来。而中国传统上的宗教本就不是很强，因此宗教改革这个任务不重，跟前面的启蒙阶段基本同步进行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其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中国做得最好的是革命，1949年建立新中国。

因此大概逻辑，就是20世纪初开始的启蒙加上中共领导的革命，我们用了少半个世纪就把西方300年的三个R任务完成了，随后开始工业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工业化发展就比较成功，通过与苏联的合作以及自身努力基本奠定了整套工业化框架。随着之后跟美国恢复建交，外部环境逐渐宽松，我们又开启改革开放，引进和学习西方技术和知识，工业化就更快走向成功。

回顾这个历史过程，外部环境和因素当然重要，但中国发展的主体性或者说内在逻辑，无疑起着决定性作用。

无论几千年来的历史传统以及儒家文化主体特征，还是近代以来的求索发展及马列主义以“中国化”“时代化”的方式落地生根，都决定了我们必然选择当前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绝不会学西方多党民主那套安排。

这无疑让美欧那些“西方中心主义者”非常失望。美国最近两届政府不断加大对华遏制和打压，这不可避免会使我们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发展的困难增加，但今天的中国更应该有信心克服前进路上的这些障碍。

前面说了，现代文明的密码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率先开启和实现了工业化。但现在我们也基本掌握了工业化，这就有了独立自主的本钱。

而且中国绝不可能走向封闭，即使美国铁了心地要把中国排斥在它的小圈子之外，我们仍有很多其他机会。

再说，美国国内不可能铁板一块，至少商界主流仍然希望对华开展合作。美国同盟体系里的国家也不可能都紧跟它跑。

最后就是世界不等同于西方，在中国和西方以外，还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也还大有文章可做。

换句话说，我们已有相当完整的工业体系，只要继续把自己的事做好，同时继续有效维持和拓展外部合作空间，那么美国试图通过排斥中国或搞脱钩来限制中国发展，就绝不可能得逞。

（本文首发于《环球时报》，观察者网已获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