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凯硕、张维为：疫情后的中国与世界格局

张维为：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大思政。今天我们会讨论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疫情后的中国与世界格局。世界可能会以更快的速度向东方倾斜，向中国倾斜，向社会主义倾斜，这是我一个大的判断。

但今天我们特别想听一听一位很资深的国际关系学者——也是我的好朋友，新加坡原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大使，后来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关于整个问题的看法。

下面有请马凯硕教授给我们演讲。

演讲部分

马凯硕：

谢谢张教授的热情介绍，很荣幸能再次和您相见。诚然，从我们上次相见到现在，特别是在这两年，全世界都要应对新冠疫情这一重大挑战。

新冠疫情带来了哪些变化呢？在我看来，至少带来了三大变化。一是加快了亚洲世纪的到来，二是提升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三是再次证明了全球多边机构的重要性，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要性。我会就这三点展开。

（一）疫情使世界进入亚洲世纪

首先，新冠疫情为什么说明了亚洲的崛起呢？这是因为数据表明，很显然东亚社会控制新冠疫情的效果要好得多。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是为什么东亚可以控制得更好呢？我认为有三个原因。

1.东亚国家追求良政

第一，东亚国家追求良政，他们不会像前美国总统里根在八十年代说的那样，说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八十年代，那时我人在美国。遗憾的是从那时起，美国就一直在减少政府机构的资金，说它们不合法，打压它们。于是大家就看到了，很多我们熟知的机构，像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新冠疫情上应对不力。但这就是你打击政府组织会产生的后果。

东亚地区传统上，对政府还是比较尊重的，我认为这是亚洲社会表现得更好的原因之一。

2.东亚国家强调权利与义务并存

第二个原因是在东亚社会的文化中，人们一直相信我们不仅有人权，同时我们也有作为人的责任。

西方一直不太愿意谈责任，他们只讲人权，这一点我很清楚。因为1998年，在我还是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的时候，我参加了《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座谈会。当时有一位西方的政治家，他是前德国总理施密特，他提议说，我们还应该有一个“世界人类责任宣言”，与《世界人权宣言》相互补充。后来怎么样？所有西方政府都拒绝讨论关于责任的话题。

这是多么的可悲。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应该扪心自问，西方现在是不是应该向亚洲学习？除了强调权利，还要强调责任。

前德国总理施密特（资料图/维基百科）

3.东亚国家善于借鉴和学习

这就是接下来我想说的第三个原因。在抗击新冠过程中，真正让人震惊的事情是，本来当东亚国家过去遇到问题时，他们会走出去到世界各地学习经验，会派代表团去欧洲、去美国问为什么在这方面能做得更好？但有趣的是，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尤其是东亚社会已经展现出控制疫情的能力时，没有任何西方国家派代表团到东亚来向我们学习。

这就很让人悲伤了，但也说明了就“学习的文化”而言，当今的东亚社会更有优势。

鉴于以上三个原因，新冠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亚洲世纪的到来。

（二）疫情提升了中国的世界地位

虽然疫情在中国暴发过，但中国应对得非常出色，中国的死亡人数远远低于美国的死亡人数——美国的死亡人数已超过50万。西方经常说中国在抗击疫情方面没有合作精神，可是这种说法是错的。

我想引用英国《柳叶刀》的编辑理查德·霍顿的话，他说他之所以批评英国政府、批评美国政府以及许多欧洲国家，是因为《柳叶刀》在2020年一月底的一些论文里提及了一种新病毒，并表明这种病毒是致命的，和“非典”一样会夺走人们的生命，死亡人数在不断上升，感染者要进重症监护、需要呼吸机；《柳叶刀》的论文表明这病毒无药可治，而且存在人传人的情；论文还提及个人防护的重要性，并说明为什么对人群进行检测、追踪和隔离，是控制疫情的重中之重。事实上论文早就警告过这种病毒的强流行性。

理查德·霍顿说：我们在一月的最后一周就知道了这些，但美国等大多数西方国家，还是浪费了整个二月和三月初才采取行动，这就是新冠疫情的“人祸”。他说：得益于中国医生和科学家在国际合作中的努力，所有这些信息在一月份就被公开，但由于一些难以理解的原因，西方世界并未引起注意。

因此说中国没有与西方合作是不公平的。

中国还在其他方面提高了自己的地位。

首先中国与世界各地分享了自己的疫苗。我知道中国的新冠疫苗广受好评，因为我正好与印度尼西亚的一位部长交流过，他告诉我他们非常高兴，中国向印尼出口了疫苗。

但这还不是中国在这个困难时期做出的唯一贡献，中国还是唯一的在2020年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当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对本国人民是有好处的，但它对整个世界一样有好处，这当中当然包括中国的邻国。

基于这些原因，我认为中国对疫情的控制和在经济上的发展共同促进了中国世界地位的提升。即使这样，对中国的批评还是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些来自于西方世界的批评。

（三）疫情向世人展示多边合作的重要性

这就联系到我的最后一个观点，疫情是如何证明世界多边机构的重要性的，比如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要性。解释世界多边组织的重要性，我想说三点。

第一个是疫情教会了我们什么？

这里我会用一个“船”的模型来解释。过去，78亿人生活在193个分隔的国家，就好像大家在193条不同的船上，每艘船都有自己的船长和船员，但现在全球化使得大家相互依存、相互联系，世界变得更紧密了。现在是78亿人在193个不同的船舱里共享一艘船，但这个“世界船”的问题在于有政府来管理各自的船舱，却没有政府管理整艘船。

无论你还是我，肯定都不会登上这样一艘船长不管整艘船，却只关心个别船舱的船。这听上去疯狂，但这就是如今的世界秩序。所以很显然我们需要改变思维，我们需要明白要把世界当成一整艘船来管理。

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些既有的世界多边组织，比如世界卫生组织。因此，为了应对疫情，需要加强这些组织的功能。

这里我要说一个令人难过的事实，很少人提，是我作为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的十几年间得知的。我发现尽管是西方创立了这些世界多边组织，但遗憾的是，也是西方一直在削弱它们。这些组织的经费被削减，尤其是强制分摊会费的部分被削减。

我用一个具体数据来说明。1970-1971年期间，世卫组织62%的预算都来自常规预算资金，也就是强制分摊的会费，只有18%是来自预算外拨款，这部分是自愿的，这是正常的比例。但到了2006、2007年，这个比例倒过来了，世卫组织经由强制分摊只获得了总预算的28%，也就是不到三分之一是强制性来源，72%来自于自愿捐款。

你不可能组建出一个强有力的组织，然后让它在每年浮动的自愿捐款基础上运作，所以就西方而言，削减强制性会费是一个错误，而我们需要的是扭转这种局面。

世界卫生组织官网页面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眼下既然大家同舟共济，我们就必须共同努力强化世界多边机构的能力。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我希望中国在这个领域能发挥领导作用。

众所周知，中国其实在许多联合国组织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维和行动，这一般由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来执行，而其中派遣官兵人数最多的就是中国，他们会参与到各项维和行动中去，中国在许多领域都展现了其领导力。如果疫情使得中国在强化世界多边组织方面发挥了领导力，我相信世界会乐见其成。

那么至此，请允许我再次感谢你们邀请我参加今天的活动，我很期待接下来的讨论，谢谢！

互动问答

**提问1：**中国有何具体经验其他国家可以学习？

林果宇（留学生日报主编）：马凯硕教授您好。在2020年的疫情之后，我们看到有很多国家意识到在西方新自由主义之外，有一条中国的道路可以做选择。那么，据您所知，考虑或者正在实行去选择走中国的道路，这些国家有哪些共同点？

**马凯硕：**我想说人们从这次危机中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是，西方国家现在已经在里根和撒切尔的革命思维中陷得太深了。西方国家强调市场，淡化政府作用，但中国经验表明，社会发展需要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良政这只看得见的手。西方只依赖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我觉得这就是世界需要学的东西。

漫画：“相信看不见的手”（图/Attic Arts）

提问2：未来是否会有“文明冲突”发生？

**马泽晨（观视频资深编辑）：**刚才马凯硕教授提到了一个模型很有意思，说现在我们是生活在一艘大船上。但是当人们走近以后，我们的隔间就在对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大家的想法并不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亚洲的文明更加强调的是一种共同的利益，大家共同繁荣，而西方他们的利益是个人利益为先。在这种对峙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有一场新的“文明的冲突”即将发生？那中国在未来的时间怎么样去协调这方面的利益？

**马凯硕：**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是我有幸与劳伦斯·萨默斯——哈佛大学前校长，也是美国前财政部长教授——联合撰写的，这篇文章发表于2016年的《外交》杂志上，文章标题就是我给出的回答：《文明的融合》。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自由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是我们从西方学来的，但在这方面，现在亚洲社会落实自由市场经济方面做得比西方要好，美国没办法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但在东亚我们已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亚洲国家都曾经是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学生，现在我们则做得更好。

所以我所希望的是西方国家出于自己的考虑，应该更加谦虚，来看看我们能向亚洲社会学习什么。非得是这种双向学习才行。

比如新冠疫情期间的亚洲社会，政府说要戴口罩，大家就戴口罩，因为我们想保护自己的同胞。在美国，人们说如果我戴了口罩，我就放弃了我的人权。不，你并没有失去你的自由，你是在危害亚洲国家的民众。

所以如果西方国家能开始向亚洲学习，文明的冲突就不会存在了，所以我对文明会融合是持乐观态度的。

提问3：西方对中共的认知偏差会成为阻碍双向学习的因素吗？

**马泽晨（观视频资深编辑）：**所以说是融合而不是可能的冲突，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但我想再追问一下，您是否同意这个说法，说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其中有不少还是曲解的，这种认知会成为阻碍东西方所谓的双向学习的因素吗？

**马凯硕：**我认为你说得完全正确。如你所知，西方社会对共产党有很多不信任，这是事实。但与此同时，我在我的书中也在尝试阐述，尤其是我身后这本书《中国赢了吗》——顺便说一句这本书，它即将会有中文版出版——我在书中就尝试解释西方所犯的一个大错误，就是把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相提并论，这两者非常非常不一样。

苏联共产党当时是想对世界说我的模式比你的好，不要学美国人，来学我。中国要谦虚得多，中国说你的模式适合你，我的模式适合我，所以你应该继续用你的模式，我们则继续用我的模式。

西方需要弄懂，中国在哪些方面是成功的。众所周知，中国帮助八亿人脱贫，这比美国和欧洲的总人口还要多。显然在扶贫方面，西方是可以向中国学习的。所以我同意你的观点。当他们只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名字，他们就看不到名字之外的东西，但你又必须看到这个名字之外的东西，看本质，看行动。

然而很不幸，我还是得说，对中国的偏见还太多太多，其中一些是非理性的，另外一些是我在书中提到的，对当时“黄祸”的恐惧等等。尽管如此，尽管有这些挑战，我们还是可以向世界讲清楚，中国并没有试图改变其他社会，中国只试图改变自己的社会，而且是基于自身的智慧去改变。所以世界应该让中国自己做选择，也让其他国家自己做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最终我们会避免冲突。

提问4：拜登怎样影响未来的中美关系？

**观众：**我的问题是您在您的《中国赢了吗》这本书里曾经说过，美国因为特朗普没有很好联合盟友，所以输掉第一回合的比赛。相反拜登曾明确表示要重视和盟友之间的合作，您怎么判断拜登时期甚至未来八至十二年间中美之间的关系和其他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

资料图

**马凯硕：**谢谢你，很高兴你看了我的书。我想强调一点，我其实是希望拜登连任的，因为我个人的噩梦，我害怕发生的就是2024年，三年之后，特朗普又回来了，他会再次搅乱世界。

但拜登想要连任的话，他应该比如取消所有对中国征收的贸易关税。关于这个问题我写过文章解释为什么，征收关税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对美国工人、消费者和经济毫无帮助。但拜登不能完全取消关税，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情绪是非常负面的。

那么美国的盟友是什么态度呢？就拿欧洲国家来说，欧洲和美国“理念相近”，它们会在很多领域合作，但现在德国对中国出口量大于对美国的出口量，德国不会放弃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们最近也看到拜登刚刚会见了日本首相，但即使对日本来说，它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许多国家的人私下告诉我：不要让我们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选择；如果你们美国想继续和中国竞争，你们继续，别把我们牵扯进来，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尤其是在新冠流行期间，比起参与你们的竞争，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我们看到事情并非是因为拜登好像“人缘还不错”，所以盟友们就会跑去支持他。

**张维为：**我说美国面临三座大山。一个是内部不团结，乱了；第二是盟友不听话，真的愿意跟美国一路走到黑的非常之少；第三是中国不信邪，这也非常重要，所以说平视外交。

提问5：全球化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为何？

**观众：**在后疫情时代，在整个全球经济生态体系里面，中国有哪些有利的因素？从您的视角来看，我们有哪些是可以去做的，有哪些有可能需要去规避？

**张维为：**我的基本看法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的领导层对这个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提出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是非常明确的，我们有底线思维——万一外部局势相当长的时间内经济情况都不那么好，那么怎么办？

我提过一个观点，叫中国自己就是一个世界。中国的人口超过西方人口的总和，理论上只要中国挖掘潜力，这东西中国内部都可以消化掉，中国都可以用内需来满足。

但我们不会这样做。你国内做得越好，外部对你的需求越大。你看我们今年上半年第一季度增长是18%，然后外贸也飞速地增长。如果假设外部形势还要相当长时间经济状况不好，反而他们更加依赖中国的产品，所以出口的机会更多。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看法。

**马凯硕：**我想说几点，第一就是我们从疫情中恢复的速度，这个速度非常令人吃惊，它本来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实际上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正在从疫情中快速复苏，中美就像经济增长的引擎，将共同带动其他经济体增长。

但我也赞同您所说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非洲的、拉美的，还在艰难地挣扎着，这是事实。但我认为在未来五到十年里，经济长期增长的轨迹不会变，因为全球范围内中产规模正在爆炸式增长，尤其是在东亚。

我经常用一个统计数据来说明中国发展得多好，这也是反映世界变化的一个指标。2009年中国的零售商品市场规模是1.8万亿美元，这一年美国的规模是中国的两倍多，它是4万亿美元；但到了2019年，10年之后，中国的零售商品增长到6万亿美元，而美国只增长了不到1.5倍，从4万亿到5.5万亿。因此到2019年，中国的零售市场规模已经大幅增长，这种变化非常明显。

另外这一切都是特朗普开始打贸易战三年之后的事，中国的经济没有受到影响，反而继续保持增长。

这也一定程度上昭示了未来的世界走向。如果我们看看中国南边的东盟国家，再给大家一个数据，会让你们大吃一惊。2000年的时候，日本的经济规模是东盟的八倍；但到2019年，却只有东盟的1.5倍了；到2030年，东盟经济体的规模将反超日本。这难道不神奇吗？但世界就是这样在发生变化。

所以我实际上非常看好全球经济趋势，这个形势从长期来看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积极的，当然前提是要避免大规模战争。这也是我现在的目标，我写《中国赢了吗》这本书就是要防止规模战争，如果能做到这点，我认为全球经济就会增长，对此我很乐观。

提问6：美国时代是否已经终结？

**观众：**张教授好，马教授好。如果美国的疫情还是像这样发展下去得不到控制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认为这是美国时代终结的前兆？如果是的话，新时期的中国又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面临重大的政治地缘震荡？

**张维为：**挪威作家约翰·加尔通出版了一本书，预测美国将在2020年崩溃，而他这本书是十几年前写的。这个人讲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就是他说这个帝国之所以能够称霸世界，很大主要靠的是帝国的魔力，英文叫做magic；他说，一旦这个magic失去的话，帝国就会走向崩溃。他用这个理论预测了苏联的崩溃，后来证明是准确的。

我们现在没必要计较怎么来界定什么叫崩溃。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恐怕是大家都可以同意的，就是美国模式的魅力已经失去了，特别是在中国人的心中。所以说2020年是个重要的转折年。

如果美国时代终结的话，会不会是一个像刚才马凯硕说的亚洲时代，有些外国人也在说是中国时代。中国人自己不愿意这样说，中国一般是比较谦虚；大家基于自己的利益，同时也基于人类的共同利益一起来做事情，这是中国的主张。

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已经进入后美国时代了，至于是不是要用亚洲时代、中国时代，这个可以商榷。但是我们要做好准备，特别对于年轻人，现在是很精彩的时代，国家崛起之后，这个平台非常大、非常高，所以对你们年轻一代来说，这个是崭新的机遇。所以你们应该有世界眼光，做大事，

**马凯硕：**我还想补充一个重要的统计数据。在过去2000年中的1800年，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一直都是中国和印度，一直如此。只有过去的两百年不是这样，十九世纪是欧洲世纪，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但你要知道过去两百年，西方统治世界的历史其实是一场大的历史偏折，那不正常，所以当我们回到亚洲世纪的时候，我们才是回到了一个正常的世界，因为亚洲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55%。

当然事实就是，西方还将很难适应这一点，尤其是美国。美国此前战无不胜，它一战打败了德国，二战又打败了日本和德国，阻止了日本在经济上的挑战，又在和苏联的对抗中占优，所以美国人以为自己世界第一。

但实际上世界5%的人口怎么能够控制世界呢？这非常不正常，正常情况应该是世界55%的人口，也就是亚洲人对世界有更大的影响，而西方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2%。

所以我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给西方。西方相信民主，他们说听人民的，那我说听听世界88%的人怎么说，听听西方以外的声音，然后回归联合国大会，那里193个国家都有代表，让我们在这个世界议会商讨事情。

顺便我想强调一个事实，当美国从世界第一经济体变成世界第二经济体时，美国人民并不会因此而受苦，美国人的生活依然会保持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美国可以明智地、周密地、理性地调整，适应这些不可避免的历史变化，美国人民反而会生活得更好。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会随着亚洲的崛起而提高，全球经济规模也会更大。不要害怕在这个世界中最大的经济体是亚洲，因为这些亚洲经济体很乐于和美国合作。

美国是老大的时候，在过去二十年里花了五万亿美元，四处发起不必要的战争。为什么不把这些钱给你自己的人民呢？所以对美国来说，要考虑你自己的人民，你可以更好地照顾你的人民。当你是世界老二，不用再去试图管理这个世界了，这样对美国人民更好。因此美国世纪的终结，可能就是美国幸福的开始。

“自由”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自由”这个词的意思是你让别人决定什么对他们有益。但我发现他们的自由思想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思想之一。

举个例子，评价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就要看它是否改善了中国人的生活条件。如果没改善，你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失败了，但恰恰相反，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变好了，过去四十年可以说是中国过去四千年历史中最好的四十年，所以中国共产党显然是所有中国这些变化的制造者。

所以美国应该集中精力治理自己的社会，而不是试图改造世界。同样，中国共产党，也将致力于改善中国，而不是去改变世界，这对所有社会来说都是最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