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宇：拜登的这篇“反华宣言”，跟百年前一群乌克兰纳粹流亡者有关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周德宇】

当地时间7月16日，拜登发表的一份“反华宣言”，跟百年前的一群乌克兰纳粹流亡者有关

每年七月的第三周（今年是7月18日至24日），是美国的一个法定节日，叫做“被奴役国家周（Captive Nations Week）”。

这是冷战时期国会立法创造的一个节日，本意是为了攻击被苏联和共产主义“奴役”的社会主义国家，号召那些国家的人民反抗“奴役”。冷战结束后，“被奴役国家”就不限于苏东阵营，而是一切被美国认定的“流氓国家”和“独裁国家”，中国自然也在其列。

2021年“被奴役国家周”，截图来自美国白宫网站

去年特朗普在“被奴役国家周”的声明中特意点名了中国，声称中国造成了全球的疫情，并讲到了香港。

虽然拜登推翻了很多特朗普的政策，但在“被奴役国家周”的声明里面，在对华的对抗态度上，两人保持了高度一致。

比如拜登在今年的宣言里，除了点名白俄罗斯、委内瑞拉、俄罗斯之外，还重点提到了中国的新疆和香港。

那么，这样一个“被奴役国家周”，究竟是怎么被美国立法的呢？这件事的渊源其实比大多数人想得都要远，我们还得从百年前的一群乌克兰纳粹流亡者说起。

初出茅庐——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者在大国间“纵横捭阖”

一战结束后，乌克兰地区一部分留在了苏联，一部分被划给了波兰，并没有独立建国。为了建国梦，一群极右翼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以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和雅罗斯拉夫·斯特茨科（Yaroslav Stetsko）为首，建立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简称OUN）”。

班德拉

斯特茨科

OUN在意识形态上接近法西斯主义，想要靠极端手段来争取乌克兰独立，视波兰和苏联为仇敌，主要在波兰境内从事暗杀和纵火等暴力活动。由于乌克兰的独立有利于打击波兰和苏联，英国和德国的情报组织在二战前都对OUN进行了资助。

到了二战时期，OUN与纳粹德国进行了更为直接的合作。德军入侵波兰后，大量波兰监狱里关押的OUN成员被释放，并积极配合德军的行动，很多人甚至直接加入了党卫军和盖世太保，为纳粹服务，共同屠杀波兰人和犹太人。

到了1941年，跟着德军一道入侵的OUN觉得复国时机已到，便在利沃夫宣布“建国”，斯特茨科自命为乌克兰总理。当然，这种捡漏的行为显然没有得到德国主子的认可，于是班德拉和斯特茨科又被软禁了起来。不过软禁并没有持续多久，到了1943年，纳粹德国败象已现，终于意识到需要拉拢各族裔的民族主义者共同对抗苏联，于是又将OUN和他们的武装力量放了出来，由他们承担一部分反苏反共的任务。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有个主要由乌克兰人组成的党卫军“加利西亚志愿师”，就在今年四月份，基辅还有几百人游行纪念这支部队

为此，在纳粹德国的安排下，OUN集合了其它的东欧反共势力，建立了一个名为“反布尔什维克国家集团（Anti-Bolshevik Bloc of Nations，简称ABN）”的组织，由班德拉和斯特茨科担任领导。

当然，ABN也并不能挽救德国的败局。随着第三帝国的覆灭，为纳粹服务的ABN也随之解散，领导层逃往西方以避免苏联的审判，这些民族主义者们又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而此时，欧美情报部门，特别是战前就与OUN有过合作的英国情报机构，对这些流亡者产生了极大兴趣，想要通过他们来搜集苏联和东欧的情报，甚至颠覆苏东的社会主义政权。而OUN的领导人也极力夸大自己的能力，声称自己在东欧潜伏着大量抵抗力量准备起义，万事俱备，只欠西方支援。

就这样，1946年，在英国情报部门和流亡者团体的资助下，曾经的ABN在慕尼黑正式复活，仍然是一个以OUN为核心组建的反共联盟，仍然由班德拉和斯特茨科担任领导（班德拉1959年死后由斯特茨科完全接管OUN和ABN），企图整合欧洲各地流亡的反共反苏势力，推翻东欧、苏联甚至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政权。

为了获取西方的支持，ABN试图转型成为一个更加符合西方意识形态的组织，淡化了原先威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转而强调自己与西方接近，是追求自由民主的组织。

最重要的是，ABN完全抹除了自己与纳粹德国合作的历史，声称自己在二战中同时抗击德国纳粹和苏联共产主义的侵略，反复拿着纳粹对他们的暂时打压说事，避而不谈与纳粹的合作历史以及犯下的战争罪行。

当然，二战时期东线各势力的关系就是一团乱麻，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OUN旗下的“著名”的“乌克兰起义军”（Ukrayins’ka Povstans’ka Armiya, 一般简称UPA），在二战期间屠杀过无数波兰人、犹太人，甚至乌克兰人。所以你说他们有没有打过德国人，那肯定有，但他们杀的德国人怕是都没有杀的乌克兰自己人多。

1943年UPA在波兰进行屠杀的受害者

但二战过后，被ABN一洗白，不光是班德拉与斯特茨科成了抗德英雄、UPA和OUN成了反法西斯先锋组织，大量与纳粹德国合作的东欧法西斯主义者也都被ABN赞扬为追求民族解放的正面人物，比如克罗地亚的法西斯领导人安特·帕韦利奇 (Ante Pavelic)，就被ABN称为“民族英雄”，认为仅仅是为了追求民族独立、抵抗俄国侵略而与德国合作，丝毫不提他参与种族屠杀的历史。

ABN继承着二战的老传统，不光迫害苏联人、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就连乌克兰普通民众和海外流亡者也都不放过，凡是不同意见或不愿意合作的人都是他们的眼中钉。所以，即便是同样反共的东欧流亡者，很多人也认为ABN的极端倾向是为了一己私利而破坏团结，甚至将其视为“继承了希特勒和戈培尔的传统”。

一些跟ABN不对付的乌克兰反共流亡者组织出版过一个名为《什么是ABN》的小册子，呼吁大家认清ABN的纳粹真面目，不过似乎没啥卵用

因此，欧美政府一开始对ABN还是有些戒心的。虽然情报机构想要利用他们，但主流政界还是持观望态度。美国国务院也认为ABN的成员具有集权主义倾向，擅长杀戮异己，应当与其保持距离。比如1952年，当ABN在纽约组织会议的时候，ABN的领导人斯特茨科却无法参会，只能在加拿大多伦多遥祝一切顺利，原因正是他被美国拒绝了签证。

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由于ABN的地下武装力量在当地本就不得人心，加上苏联一直在清扫潜伏反共人员，ABN承诺的东欧和苏联的起义根本没有出现，欧美派过去的情报人员也有去无回，ABN的武装颠覆思路算是彻底泡汤了。

可是，你以为这就是ABN的末日了吗？并没有。当ABN逐渐放弃暴力活动这种极端路线，尝试把自己包装成主流组织之后，他们反而在美国重启了新生活。

新起点——重生之乌克兰纳粹流亡者竟在美国“洗白”

虽然美国主流政界并不热衷于跟苏联进行激烈对抗，但很乐于在意识形态上占据道德制高点。因此，即便美国并不欢迎ABN试图武力颠覆苏东政权的极端主张，但ABN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指控和抹黑，特别是将苏联视为欧洲乃至全世界侵略者的意识形态宣传，还是在美国受到了广泛认同。

美国主流政界在五十年代虽然一直跟叫嚣武装斗争的ABN保持距离，但为了选票，一直积极参与东欧裔流亡者的民族主义活动。这些民族主义活动的背后，实际上仍有ABN的参与。

二战后的美国，本来就盘踞着很多反苏反共、但没有ABN那么极端的东欧流亡者团体，他们都希望 “解放”被苏联和共产主义“压迫”的国家，两者唯一的区别只是手段不同。这些流亡者团体，以及这些团体的反苏反共议程，对美国的主流政界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而ABN来到美国后，通过对这些移民团体进行渗透，逐渐扩展了自己的势力。

比如，在美国非常活跃的“被奴役欧洲国家大会（Assembly of Captive European Nations）”，与ABN类似，是一个聚集了东欧各国流亡者的反苏反共团体。ACEN早在1945年就于纽约成立，已经在美国积累了众多声望和势力，甚至得到美国情报机构的资助。但ACEN内部一直存在众多支持ABN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比如前纳粹合作者阿弗雷兹·伯金斯（Alfreds Berzins），他既是ACEN的拉脱维亚分支领导人（之后做过ACEN的主席），也在ABN负责波罗的海三国的领导人。ACEN内部的极右翼势力从50年代开始逐渐让ABN与ACEN合流，主流的ACEN在台前开展活动，而极端的ABN则影响着路线。

就这样，五十年代，即便ABN在明面上仍被美国政府所警惕，但ABN的同情者和ABN的议程，早就借着人权和解放的名义渗透进美国主流社会。

ABN这群前纳粹，最擅长的就是把苏联抹黑成和纳粹一样的邪恶势力。只要ABN以人权和自由的名义，搞点集会游行，举办点宣传活动，发放点反苏小册子，朝苏联大使馆扔扔鸡蛋烧烧旗子，宣称自己是为被苏联和共产主义“奴役”的国家和人民发声，指责苏联对少数族裔进行了“种族灭绝”和“奴役”，以“强迫劳动”为名抵制与苏联和东欧的贸易，就总能收获流亡者的支持和美国主流的同情。这难道不比真的搞武装斗争、搞独立运动来得轻松？

ABN组织的示威活动，示威者在苏联大使馆外焚烧旗帜

当然，美国右翼政客也有直接跟ABN合作的，比如和麦卡锡同为威斯康星州代表的众议员查尔斯·克尔斯滕（Charles J. Kersten）。克尔斯滕在意识形态上和ABN高度一致，一直认为苏联是东欧的侵略者，共产主义是世界和平的威胁。他公开叫嚣，任何“和平共存”的主张都是软弱的，美国不应当谋求与苏联和平共处，而应当尽一切可能手段对苏联和社会主义政权发起“全面进攻”。

因此，克尔斯滕不光公开为ABN的主张背书，还根据其主张建立了“调查共产主义侵略和苏联侵占波罗的海国家之特别委员会”（英文名，Select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Communist Aggression and the Forced Incorporation of the Baltic States into the U.S.S.R. 美国国会是真的很喜欢整长名字，有时候还喜欢让名字缩写组成单词，比如著名的“爱国者法案”，Uniting and Strengthening America by Providing Appropriate Tools Required to Intercept and Obstruct Terroris，“使用适当之手段来阻止或避免恐怖主义以团结并强化美国的法律”，缩写USA PATRIOT，日本轻小说标题相比之下就是个弟弟），以委员会主席克尔斯滕之名简称为“克尔斯滕委员会”。

克尔斯滕委员会的直接目的是调查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占领，但实际的调查范围扩大到了苏联内部的其它加盟共和国以及东欧诸国，甚至涉及拉丁美洲。不光如此，该委员会名义上是调查苏联对各国的“侵略”，实际上是在鼓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威胁，并且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施压，要求其采取更加强硬的反共反苏政策。

那么，克尔斯滕委员会是怎么调查的呢？

1954年6月，克尔斯滕带领委员会的成员专门前往德国慕尼黑进行调查，并听取证言，而慕尼黑正是ABN的总部所在地。调查期间，克尔斯滕委员会接收的证人和代表，都来自于各个民族主义右翼组织，比如“保加利亚民族阵线（Bulgaria National Front）”“格鲁吉亚民族组织（Georgian National Organization）”“白俄罗斯中央委员会（Georgian National Organization）”等等，这些组织的共同点都是ABN的下属组织。

所以你可以想象，ABN是如何左右了该委员会能够接收到的信息，进而影响了委员会得出的结论，让他们给苏联安上各种罪行。

多年“耕耘”——“被奴役国家决议”横空出世

不过，克尔斯滕等人毕竟只是一小部分右翼政客，体现不出ABN的影响力。到了1959年，ABN多年经营终于结出了一个丰硕的成果，那就是被主流议员支持、被两院通过、被总统签署的“被奴役国家决议”以及相应法案（参议院联合决议73 Stat. 212；公法86-90）。

该决议声称，有众多国家被共产主义奴役，而美国应当尽一切可能解放这些国家。为此，每年七月的第三周将成为“被奴役国家周”，总统应为此发布正式宣言支持这些国家的解放事业。自此，ABN所主张的“被奴役国家”这个概念也正式得到美国政府的认可，并以法律的形式被确定下来 。

而这个“被奴役国家周”的宣言延续到今天，就是我们看到的那篇拜登的反华声明了。

顺带一提，延续下来的还有一整套“被奴役国家”组织。当年的“美国被奴役国家委员会（National Captive Nations Committee in the United States）”如今仍然存在，而这个组织在1993年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我们很熟悉的天天黑新疆问题的德国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就是这个基金会的研究员。

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这个美国议员推动的决议，和ABN这些流亡者组织有什么关系呢？

虽然“被奴役国家周”这一决议的提出者是民主党参议员保罗·H·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并最终获得了国会和总统的支持，但整个议案的推动者是与ABN关系密切的政客以及乌克兰裔移民团体。

其中，有两个人为促成此事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个人是爱德华·奥康纳（Edward M. O’Connor），美国流亡者委员会的专员，负责过很多东欧流亡者移民美国的事务。奥康纳同时也是“被奴役国家决议”提出者道格拉斯议员的朋友，靠着自己与道格拉斯的个人关系，深度参与了决议的制定和咨询。对于道格拉斯这样的美国议员们，他们对东欧和苏联实际发生什么其实是一无所知的。因此，奥康纳这种长期参与东欧事务的人士，在议员眼中就成了“历史学家”，是掌握一手信息的权威人士。奥康纳就可以通过向议员们灌输自己的想法，进而影响议员提交给国会的决议。

那么，奥康纳和ABN又是什么关系呢？奥康纳虽然是一个民主党人，但在对苏强硬这一点上和ABN高度一致。他自认是研究苏联和东欧的专家，认为美国应当积极支持苏联内部和东欧的民族主义运动，因此也是ABN的同情者。

二战后，正是在奥康纳的大力推动下，美国制定了对东欧流亡者极其宽松的移民法律条款，帮助了大量极右翼民族主义者来到美国，其中包括原先被拒绝签证的ABN领导人斯特茨科。

在移民专员之后，奥康纳又成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专门负责所谓的“心理战”和在东欧的隐秘行动，与ABN多有合作，发挥重要影响力。比如上文所述的克尔斯滕委员会，其执行主任便是奥康纳，奥康纳自己在日后也成了“ABN美国之友”的成员，并于1985年担任该组织的主席。

大家可以想象，在“被奴役国家决议”中，奥康纳给议员们提供的是什么样的“专业意见”……ABN也因为奥康纳在这一决议上的突出贡献，向他赠予了荣誉牌匾，以感谢他“为解放被俄国奴役的国家”所做的工作。

另一个对决议起到重大影响的人，则是列夫·多布里扬斯基（Lev Dobriansky），“被奴役国家决议”文本的实际起草人。

多布里扬斯基明面上是乔治城大学的教授，但也是一名狂热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来自由OUN主导的“乌克兰国会委员会（Ukrainian Congress Committee of America，简称UCCA）”。 多布里扬斯基长久以来就是乌克兰极右翼组织OUN（以及随后成立的ABN）的支持者，为ABN在美国的活动提供了大量支持。多布里扬斯基不光将自己的极端主义观点灌输进国会决议中，随后也成为“美国被奴役国家委员会”的主席，负责“被奴役国家周”的相关工作。

就这样，虽然ABN没有明面上推动“被奴役国家决议”，但他们已经成功地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塞进了美国国会和主流政界。

最能体现ABN带私货水平的是什么呢？就是“被奴役国家决议”中的“被奴役国家”名单。

参议院决议列出来的“被奴役国家”与ABN自称的成员国名单高度重合，只不过在ABN的东欧及苏联成员国之外，又加上了中国大陆、西藏地区、朝鲜、北越。这其中最为荒谬的，就是该决议提到了“伊德尔-乌拉尔（Idel-Ural）”和“哥萨基亚（Cossackia）”这两个ABN声称被俄国与共产主义奴役的国家。

但事实上，“伊德尔-乌拉尔”和“哥萨基亚”这两个国家根本不存在于现实中。“伊德尔-乌拉尔”这个名词曾短暂出现于十月革命后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哥萨基亚”则在历史上完全没有痕迹，纯粹是一小部分哥萨克流亡者想象中的政权。而“伊德尔-乌拉尔”和“哥萨基亚”这两个名词再度成为一个重要概念，完全是纳粹的宣传和谋划。纳粹德国希望招募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为他们卖命，便宣称会将苏联肢解为数个民族国家帮他们复国，其中就有鞑靼人的“伊德尔-乌拉尔”和哥萨克人的“哥萨基亚”。

纳粹德国倒是有个“伊德尔-乌拉尔军团”

受到纳粹支持建立起来的ABN，本来也抱有相同的想法，自然吸收了这些纳粹宣传，将“伊德尔-乌拉尔”和“哥萨基亚”作为真实的国家，算作了“成员国”。受到ABN宣传潜移默化影响的美国政客们，则将这两个国家写入了决议。就这样，两个被纳粹推广的国家概念，堂而皇之地刻在了美国法律里，并被纪念至今。这也是ABN这样的极右翼组织此时对美国政坛具有巨大影响的一个鲜活案例。

那么，这个“被奴役国家决议”具体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别的不好说，但至少这个决议直接把美国的“冷战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给坑惨了。

乔治·凯南从一开始就觉得“被奴役国家决议”简直蠢爆了。他在回忆录里是这么说的：

“这一决议让美国承诺去‘解放’二十二个‘国家’，其中两个国家根本就不存在，而其中一个‘国家’连名字似乎都还是在最近这场战争中被纳粹宣传所创造出来的……我想象不到这些人能让我们做的更糟的事情了。让我们从政治上与军事上不光对抗苏联政权，还要对抗传统俄国大地上最强大最丰富的民族要素，而且还是为了一群根本不可能团结的民族主义极端分子，他们如果没有对美国刺刀的无限依赖根本不可能面对俄国压力：这种愚蠢简直到了令人惊叹的层次，就连日后在越南的冒险行动都相形见绌……”

凯南为什么对意见这么大？因为他1961就任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试图分化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帮美国争取到南斯拉夫的支持。结果凯南刚到那儿，肯尼迪总统就照例发表了“被奴役国家周”的宣言，而南斯拉夫也属于需要被美国推翻的“被奴役国家”的一员。这就让凯南的工作非常难做了。

凯南在回忆录里吐槽：

“我既要出任大使致力于与这个政权增进良好关系，又要致力于推翻这个政权，这也太没道理了……”

不光如此，在“被奴役国家决议”团体的支持下，美国国内从国会到民间都有大量针对南斯拉夫的敌意活动，商品被抵制，使领馆被破坏，正常贸易被干扰……影响最大的则是1962年国会在没有征求凯南和外交部门意见的情况下，强行终止了美国对南斯拉夫的援助，并撤销维持了80年的最惠国待遇。两个月后，铁托光速访问莫斯科寻求援助，让凯南的努力付诸东流。

在凯南看来，他的外交滑铁卢和“被奴役国家”团体的影响力是分不开的。他总结道：

“这些所谓的难民在华盛顿可不是没有影响力的。他们通过在大城市形成坚实投票集体，可以有效地直接影响到国会议员个人。而且他们也成功地诉诸了宗教情感，以及弥漫的歇斯底里的反共情绪……”

其实，凯南在这里也道出了这些东欧流亡者真正的力量源泉：这些流亡者具有影响力，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手眼通天，而是因为他们利用了美国的选举制度、政客的投机心理、国民的宗教情感以及社会的反共情绪。

当然，凯南的话不止适用于东欧流亡者，也不止适用于几十年前的冷战。

走上人生巅峰——我一个乌克兰人怎么就成了白宫座上宾？

尽管从凯南的角度来看，以ABN为首的这群东欧流亡者是美国外交事业的破坏者，但他们在冷战时期的美国、甚至在整个世界舞台越混越好。

ABN的建队核心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发家靠的是东欧流亡者，但ABN早就已经放眼全球的反共事业，与拉美以及亚洲的反共势力都有密切合作。

比如，ABN很早就加入了1952年蒋介石政权建立的世界反共联盟（World Anti-Communist League，简称WACL。顺带一提，这个组织现在改名为了世界自由民主联盟，总部还是在台北，同一套班底不同的名称），蒋介石也经常出现在ABN的官方刊物上。

蒋介石和斯特茨科的合影

比如蒋介石在1956年接受ABN的采访，呼吁西方对他的反共事业进行更多支持

不过，ABN最大的大腿仍然是美国。随着ABN的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ABN成员加入民主党和共和党工作，而众多的两党官员和政客也被拉拢进了ABN。

比如，“ABN美国之友”的主席、兼ABN下属的“保加利亚民族阵线”领导人伊万·杜雪夫（Ivan Docheff），同时也加入了共和党，帮助共和党拉拢保加利亚裔选民，还顺便把其它的ABN族裔组织也一并带了过去。于是，共和党内的东欧族裔组织和ABN相应的下属机构都共用了一套班子。杜雪夫曾在采访中夸耀，如果想要寻找“保加利亚民族阵线”的人，就可以直接去找当地“里根-布什”竞选委员会的保加利亚成员，“他们是同一批人”。

与此同时，ABN的队伍也在壮大，很多重要的政客和官员也加入到了ABN的行列。比如，ABN为了纪念乌克兰起义军UPA成立40周年的 “国际委员会”名单中，就赫然出现了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共和党保守派大佬，1964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美军中将丹尼尔·格拉汉姆（Daniel O. Graham，曾任中情局副局长和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美军上将布鲁斯·霍洛威（Bruce K. Holloway，曾任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等一干美国军政要人……这些军政要人也不只是单纯挂个名字，而是切实地跟ABN进行密切合作，在美国国内通过游说和拉票帮助符合他们右翼意识形态的政客当选，在美国国外则是共同支援亚非拉地区的反共政权或叛军。

ABN的巅峰时刻，当属里根政府时期。里根其实跟东欧流亡者们早有交集。1968年里根还是加州州长的时候，他就签署了宣言，将4月10日定为所谓的“克罗地亚独立日” ，声称自己是在为超过15万身处加州的克罗地亚裔发声，指责南斯拉夫奴役克罗地亚民族……里根的这一宣言，与加州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组织的影响和游说是分不开的。里根“邀请全体公民都致以敬意”的4月10日，正是二战时期纳粹支持的克罗地亚法西斯政权的建国日。

里根当州长时纪念所谓“克罗地亚独立日”的宣言

顺带一提，美国国会在ABN的游说下，于1981年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不光支持乌克兰的独立，还干涉乌克兰的所谓“宗教自由”，甚至支持将6月30日作为“乌克兰独立日” 。而6月30日这个日期是什么日子呢？正是ABN领导人班德拉和斯特茨科在1941年协助纳粹侵略波兰和苏联时，自封的乌克兰政府成立的日子。

当然，美国议员们可不知道（或者无视了）这个日期蕴含的纳粹背景，也没有思考为什么班德拉和斯特茨科的所谓政府可以代表乌克兰人民，而是全盘接受了ABN一方的主张，认为6月30日就是乌克兰民族同时抗击纳粹和苏联，争取民族解放的纪念日（当然，后来苏联解体，乌克兰就有了真正的“独立日”了）。

总之，凭借着ABN这些流亡者在共和党内为竞选做出的贡献，以及多年的人脉积累，很多乌克兰裔成员在里根政府内得到特别重用。比如，前面提到的UCCA主席列夫·多布里扬斯基被委任为驻巴哈马大使，多布里扬斯基的女儿保拉·多布里扬斯基（Paula Dobriansky）则加入国家安全委员会。UCCA的信息服务部长乔治·内斯特楚克（George Nesterczuk）先是担任了美国人事管理局的副局长，随后又担任了美国新闻署的副署长。

1983年7月，白宫甚至直接举办了一场“被奴役国家周”的活动，同时纪念ABN成立40周年，ABN和斯特茨科被视为先进团体和个人邀请到白宫。在活动上，里根总统和布什副总统亲切接见ABN领导人斯特茨科，与其握手并合影留念，还向他深情承诺：“你们的奋斗就是我们的奋斗，你们的梦想就是我们的梦想。你们终有一天也将自由。你们是自由世界的良知。”

1983年的ABN会刊封面，就是里根在白宫会见ABN成员的照片

1986年斯特茨科去世时，里根政府也公开表示哀悼，向斯特茨科的遗孀、也是ABN新任领导人致了唁电。在唁电中，里根将斯特茨科的一生形容为“怀着对自由的热爱燃烧自己的生命，照亮了被暴政笼罩的黑暗年代。”

当然，里根政府吹斯特茨科是自由世界的良心、为ABN等流亡者组织加油打气，斯特茨科也会带着ABN吹里根是自由世界的救星，支援里根的竞选活动。

1984年大选时，ABN就发布宣言，动员其下属的各族裔流亡者都要在选举中支持里根：“所有来自被俄国奴役国家的美国公民，对各自国家和美国怀有使命感的人，都应当共同启动支持里根总统和布什副总统的竞选活动……里根总统是热爱自由的美国民族及其反殖民解放战争传统的最佳化身。ABN在美国的朋友和同情者，将全力支持里根总统和布什副总统的连任……”

本质上，里根还有那些美国政客们对斯特茨科放的彩虹屁都是商业互吹，大家互相利用罢了。

客观地说，ABN和斯特茨科之流并不是真的那么神通广大。虽然他们个人的“奋斗”是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乘上了反共的东风，抱对了右翼的大腿，迎合了美国政客们的需要。

重大挑战——区区司法部与媒体竟妄想扳倒流亡者？！

当然，即便是这群东欧流亡者已经上达天听，也并不能总是左右逢源，不是所有美国人都想看到一群前纳粹成员跑到美国吃香喝辣。ABN遭遇到的考验不光来自苏联，也来自美国。

很多记者和学者早就写了很多文章揭露共和党与极右翼和纳粹分子的勾结，而美国司法部也有一个“特别调查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Investigation，简称OSI）”来调查流入美国的纳粹余孽。

比如上面就是《华盛顿邮报》著名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写的一篇1971年的文章，揭露尼克松与前纳粹分子的关系。

《纽约客》记者乔恩·李·安德森（Jon Lee Anderson）和他兄弟斯科特·安德森（Scott Anderson）当时也写了一本书揭露反共产主义联盟，在书里将ABN形容为“最大最重要的，为全世界前纳粹合作者服务的伞形组织”。

实事求是地说，我如今能在这里写这么一大串文字，一部分要归功于冷战时期的这些美国记者、学者和作家们写下的史料，帮助总结和归纳了不少这些东欧流亡者的纳粹黑历史，以及他们和美国政界的关系。

当然，最大的功劳还要归于ABN自己发行的官方刊物《ABN通讯（ABN Correspondence）》（其中一套原件就躺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毕竟匹兹堡也是不少这些东欧流亡者落脚和终老的地方），他们对自己的纳粹往事、极端主义以及反犹主义其实也毫不避讳，只不过会想办法洗白罢了。

不过，这些记者们当年写了再多的文章，对这些东欧流亡者也没太大影响，毕竟相比于什么水门事件和伊朗门事件这种级别的丑闻，跟几个潜在的纳粹分子不清不楚真不是什么大事。更不用说东欧流亡者们本来就在政界和民间根基深厚，还有“被共产主义迫害”这一层“政治正确”保护着，是你写几篇文章就能扳得倒的吗。

就好像特朗普上台后，《纽约时报》这样的美国主流媒体开始终于关注某华人邪教及其控制的媒体，揭露他们在美国如何为极右翼的阴谋论添砖加瓦。但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人家“良心媒体”还办得好好的呢。

我就问你这有什么影响？

顺带一提，当年ABN跟一个叫做《纽约城论坛报》（New York City Tribune，碰瓷著名报纸《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的极右翼媒体经常在一起合作。你猜《纽约城论坛报》的老板是谁？是老牌邪教韩国统一教的教主文鲜明。

东亚邪教，美国右翼，阴谋论媒体，以及反共流亡者，这里绝对有着历史羁绊。

不过有人可能会问了，不是还有个司法部的“特别调查办公室OSI”吗。美国堂堂一个法治国家，媒体治不了这些前纳粹分子，司法部还治不了吗？

对，还真治不了。

事实上，OSI都没有给那些前纳粹分子施加刑罚的能力，唯一能做的只是以违反移民规定为由，把他们驱逐出境。但就这样，他们最后也没驱逐成几个人，因为各方面阻力太多了。

ABN和各东欧族裔看到OSI要来调查他们，第一反应就是恶人先告状，声称因为OSI从苏联取得了证据，所以OSI的调查也一定是苏联的阴谋。

比如1985年，以波罗的海族裔为首的东欧裔组织组成了一个反对OSI调查的联盟，成功游说了“海外退伍军人协会（Veterans of Foreign Wars）”和密歇根参议院通过了反对OSI调查的决议。白宫新闻主任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也亲自下场，公然支持撤销OSI，声称司法部对集中营看守伊万·德米扬鲁克（Ivan Demjanjuk）的定罪是“受克格勃安排的官方私刑”。

我们知道美国民间还有犹太裔组织，他们是最关心OSI调查的，看到东欧裔阻挠和抹黑针对纳粹的调查，“世界犹太人大会（World Jewish Congress）”也发声，提醒美国人注意，“这些流亡者害怕司法部的调查会向美国公众揭露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希特勒对六百万犹太人的屠杀并不只是单靠德国人完成的，还得到了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以及其他欧洲人的广泛协助……”

你猜这些东欧流亡者们怎么回应的？他们反手就怼了回去，说OSI的犹太人成员“被苏联的心理战迷惑”，所以才会”盲目相信苏联证据”。UCCA更是直接指责 “世界犹太人大会”支对OSI的支持，就是在“恶毒抹黑乌克兰人、波罗的海人和东欧人”，从而服务于克格勃的利益。

所以，OSI也抱怨他们的工作难做，反对势力太大：“流亡者团体和个人席卷了(flooded)国会、白宫、司法部长办公室以及媒体的每个成员……”

1988年老布什竞选总统，跑到密歇根沃伦的乌克兰文化中心参加ABN主办的“被奴役国家”纪念活动，想向东欧裔选民拉票。ABN美国之友的主席在致辞的时候就当着老布什的面痛骂OSI，表示OSI应当被坚决取缔。老布什也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反而点头赞许了东道主的致辞，放任他们攻击自己政府的司法部。

东欧流亡者们有这样的势力，你区区一个司法部的办公室又算得了什么？

“大团圆”结局——只有苏联受伤的世界完成了！

如果我们要回顾ABN这些流亡者及其同情者们最后的结局的话，绝大部分人都是Happy Ending，没人惩罚他们犯下的纳粹罪行。很多人在美国终老，或者在冷战结束后回到母国，被当成英雄看待。他们的徒子徒孙呢，也大都继续在母国或者美国政坛发光发热。

斯特茨科的遗孀带着OUN的组织回到乌克兰从政，组建了政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大会”（Congress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该党与乌克兰前总统尤先科的政党结盟，其成员罗曼·兹瓦里奇（Roman Zvarych）在尤先科和季莫申科执政时期也曾担任过司法部长。不过该党在最近的选举中都没有什么存在感了。

再比如之前提到的保拉·多布里扬斯基，后来做到小布什政府的副国务卿，负责全球事务。之前提到的另一位乔治·内斯特楚克，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人事工作顾问，还是特朗普过渡团队的成员，曾是特朗普政府人事管理局局长的候选人，后来因为一些党派争议改成了人事管理局高级顾问。

这些流亡者们最开心的不是自己逃脱了惩罚，而是终于见证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自己的母国终于独立，共产主义和苏联被踩在脚下。

他们胜利了。

即便到了八十年代，很多人也都觉得这群乌克兰流亡者想要肢解苏联谋求独立的想法太过激进。没想到正是这群极端主义者，最后反而成了民族英雄和开国元勋。谁能想到不光乌克兰独立了，ABN的那些“成员国”全独立了，整个苏联也都完蛋了呢？当然，所谓的“伊德尔-乌拉尔”和“哥萨基亚”这俩不存在的国家仍然没有独立。

无论如何，冷战的结果对ABN来说简直是“赢麻了”。

不过，如果班德拉和斯特茨科这些流亡者看到如今的乌克兰，看到如今的乌克兰陷入战火与混乱，他们真的觉得自己赢了吗？

……

那当然了。

看看如今的乌克兰，把班德拉和斯特茨科他们奉为英雄，让UPA的旗帜迎风飘扬，这不正是他们想要的吗？他们说不定会觉得内战正是一个将亲俄的乌克兰人与俄罗斯族给种族清洗掉的大好机会呢。

班德拉在乌克兰的雕像

2018年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者在基辅庆祝班德拉的诞辰

2020年基辅的OUN-UPA游行，连总统泽连斯基也是被攻击的目标，只因为他是犹太人

（本文为人大历史学院许海云教授领导科研项目之阶段性成果，项目名为美国非政府组织与东西方冷战，项目号17ZDA224，子项目为移民与少数族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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