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美国创新曾经是怎么成功的？中国能学到什么？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科技发展如何助推经济增长，促进繁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2021年国内引进出版了美国研究者乔纳森·格鲁伯和西蒙·约翰逊共同撰写的《美国创新简史》一书，该书尝试用历史长时段的深度洞察分析，对1940年开始至2018年的美国实践，进行深度的剖析；继而在此基础上回答这样几个问题：

美国创新在历史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要素是什么？美国创新为什么事实上走向了某种歧途，并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后果？以及，在当下，美国应该做些什么，重现历史上的荣耀时刻，在21世纪再度重新启动创新引擎，让创新为重新促成美国的繁荣，实现美国梦，注入新的动力。

为此，作者将视角投向了1940年代的世界，当时的世界，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早期阶段；总体军事力量仍然相对弱小乃至落后的美国（第1页），在短短4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巨大的飞跃，并最终凭借这种科技创新的巨大飞跃，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作者认为，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范内瓦·布什，麻省理工学院前院长、工程系前主任、卡内基科学研究院的领导者，1940年6月12日对白宫的造访；他用15分钟的时间，成功说服了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即后来大名鼎鼎的国防研究委员会。

范内瓦·布什（1890.3.11-1974.6.26)（资料图）

在这个委员会主导下，美国政府大幅度增加了对科研的投入，从1938年国民收入的0.076%，提升到1944年的0.5%，由此，政府的经费，促成了科学家将自己的知识储备转化为美军的先进装备，在美国庞大的制造业的支撑下，研究的成果变成了终端的产品，即军火，继而，赢得了战争。

在这种成功的鼓舞下，1945年，布什完成并提交了著名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这也是2021年美国国会相关立法名称的最初来源）。

布什的报告中，提出了几个方面的主要观点：其一，政府部门不应该直接搞科研；其二，私营部门，包括公司、富翁、一流大学，都不能独自承担和开展国家所需要的创新研究，因为“为了避免破坏或者毁灭公司现有的商业模式，私营领域实验室的经理一般不会资助新技术的发明”；其三，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政府连续提供大量经费的方式，维持大学和私营企业的伙伴关系，打造新的创新机器。

在《美国创新简史》的作者看来，美国迎来了历史上的黄金时期：1940年-1964年，联邦政府研发资金投入增长了20倍，最高时接近GDP的2%；由此带来的收获是多方面的：

其一，出现了包括量产盘尼西林、成功研发电子计算机等在内的标志性创新项目；其二，实现了大学教育，尤其是理工教育的大规模普及，在研究、开发和商业推广新技术方面，美国领先全球；其三，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企业以相对平等的方式提供稳定而高薪的就业机会，促成了红利的（相对）公平分享，1947年—1970年美国家庭平均收入翻了一番，财富增量在美国全境，包括沿海地区、中西部工业区以及新南方，相对均衡的同时增长；其四，美国在新技术的全球传播中，自然而然地处于领先位置。

不过很快作者不无遗憾地指出，20世纪60年代之后，《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中确立的成功经验几乎在每个方面都被违反了：

1964年之后的50年里，美国联邦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支出持续下降，最终下降到0.7%的水平；主要的创新引擎转移到私营企业，于是“那些长期烧钱的资本密集的投资类型”，在作者看来，都被避免了；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收入停滞，生产率停滞，“铁饭碗”、体面的工资和合理的福利消失，被低薪工作取代，中产阶层承压，高等教育成本上升，就业机会过度集中于美国东西沿海的少数城市；最终的最终，在经济上，表现为创新不再是有效的驱动增长的引擎。

2019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支出只占美国GDP的0.6%和联邦总支出的2.8%，为6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图源见水印）

而对于美国以外的观察者而言，最显著的变化，是特朗普这样的非传统领导人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崛起，并取得了让全球惊讶的巨大支持。

作者撰写本书的目的非常清晰，就是要重启美国的创新引擎；在作者看来，一般人眼中的创新圣地硅谷，不是美国的引擎；因为硅谷的创新投资聚焦于新产品，不包括基础科学；美国需要的是重新启动政府的投资，或者说，是美国联邦政府需要在《科学：无尽前沿》报告的精神和宗旨的指引下，重新制定并实施符合时代需要的产业政策，继而形成在经济上合理，在政治上可持续的新驱动引擎。

为此，除了对创新的投资之外，需要实现两个方面的红利重新分配：

第一，确保高科技带来的新工作能够在美国广大的国土上进行空间的均衡分配，而非仅仅聚焦于东西海岸狭长地带的超级明星城市。当然，更重要的是，确保竞争服务于国家利益，而非个别公司的利益；关注良性的外部效益，避免在税收减免上的过度竞争，关注教育资源、生活成本等方面的均衡考量。

第二，更直接地与美国的纳税人分享创新的红利。尤其需要避免的是，根据作者提出的观点，需要避免政府资助的基础研究，包括电脑、互联网和人类基因组计划，成为少数投资者的暴利来源。用作者的话来说，“（创新）项目……都创造了海量的财富，却被幸运的少数人收入囊中。是时候让美国所有的人从加速创新利益中分得一杯羹了。”

为了传播自己的观点，作者在谋篇布局上花费了不少的心思，将《美国创新简史》写成了一本可以快速阅读的厚重著作：全书373页，包含大量参考著作，为深度研究者提供了充分的资料；而15页的导言，则高度浓缩了作者的核心观点，并提供了最具操作性的对策建议，确保缺乏时间的读者可以获得最高的阅读收获。

导言之后，全书主体一共八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描述历史，介绍美国曾经取得辉煌成就，以及最终因为科学的过度自信、政治家的互相冲突以及预算问题诱发的创新引擎的衰败；第二部分提供经济案例，努力论述作者的核心观点，即私营企业在科学方面的投资有系统性的不足，而无论力度如何，公共自主的科学将继续获得创新性和就业岗位；第三部分则是作者精心提供的操作性对策，尝试在美国沿海的特大城市意外，通过一个详细的计划，恢复联邦政府的产业政策，扩大基础科学获得的投入，最大限度地分享创新红利，继而重建美国增长的引擎。

在作者眼中，相比1940年，当下美国面临的是一种截然不同，但性质上可能更加严峻的挑战：当美国犹豫不决的时候，其他国家却在新科学和应用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作者的话说，在关键领域美国已经被超越了，要么现在做出反应，要么冒着再次被对手国家远远甩到背后的风险。

对于关心美国，关注创新，关注中美关系，关注中美战略博弈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是极具启发的。作者用极为朴实的语言，以及大量的数据和事实，构建了一个颇有些挑战常识性认知的观点，即让各方留下深刻印象的美国科研创新引擎，其实是通过美国联邦政府的产业政策，通过政府而非私营部门的海量资金投入实现的。

6月初，国会参议院以68票赞成、30票反对的投票结束了关于《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USICA）的辩论。（图源：路透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美国相关研究者对1964年以来至今，美国发展模式深度反思的重要成果。作者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知识贡献：

第一，作者提醒人们，创新是分为不同类型的，需要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去寻求能够带来国家繁荣的创新，而非仅仅痴迷于创新本身。人们喜欢使用创新这个概念，但真正重要的是，“何种创新”，即谁能从创新中获益。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需要的是那些能够满足国家利益需求，而非优先满足私营企业价值获取需求的创新。这意味着政府需要在创新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主导，不是政府取代私营企业去实施具体的创新活动，而是要通过产业政策等，保持政府，而非私营企业对创新的方向和目标等重大问题掌握主导权。

第二，作者提醒人们，要重视和保障的是政府对创新的持续性的投入。私营企业可以进行创新，但是私营企业不能也不应该取代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持续进行的投资，对一个国家来说，遵循这本书作者的观点，不应该让私营企业取代政府，成为所谓创新主要投资的来源；因为那样会导致的结果，是让创新从国家繁荣的引擎，变成私营企业创造财富的动力来源。这个论述其实并不特别新鲜，经典马列作家用不同的话语体系，从另一个方面论述过同样的问题。

《美国创新简史》的价值之一，就是美国的研究者开始自觉的反思西方一度甚嚣尘上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认知框架，开始重新从美国自身历史上的实际经验，而非既定的意识形态化的分析框架，去思考创新的驱动来源问题，并坦然地提出了看似温和但本质上具有强烈颠覆性的解决方案。

（图片来源于网络）

第三，作者反复强调要高度关注创新收益的分配问题。美国的实践已经传递出了清晰的信息，国家所需要的创新，是能够带来可分享红利的创新。这意味着必须高度关注，谁能够从创新中获利的问题。

美国的经验告诉人们一个经典问题的经典答案，即关键之一在于让足够多的民众从创新中获益，创新带来的收益的分配，至少与促进创新本身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美国自身的实践也说明，如果创新的红利最终进入了少数人的口袋，由此导致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当然，值得玩味的是，《美国创新简史》的作者，可能无意间为全球其他国家如何推动自身的科技创新发展，及时地提供了相当难得的对照方案和参考选择。通过对本书的深度阅读，以及建立在自主思考基础上的借鉴，正处于发展关键阶段的中国，相信也能有相当的收获。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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