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中拉文化交流壮举中的小小一粒沙” ——一个乌拉圭家庭的世代中国情

100天讲述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100个故事之四十八

1975年，一位名叫巴勃罗•罗维塔的乌拉圭少年跟随父母来到中国，从此开始在中国学习、工作和生活。如今，他能说一口地道的京片子，喜欢别人叫他“老罗”。他既是中国发展和逐步走向富强的亲历者，也是中国和世界开展文明交流的参与者。他亲历着中国的发展和变迁，见证着中国各方面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老罗与中国的不解之缘始于他的父亲维森特•罗维塔。维森特是一名乌拉圭共产党党员，也是一名书商。上世纪50年代，维森特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创办新生书店（Nativa Libros），在乌拉圭和南美地区发行出售有关中国的各类书籍，成为促进中拉人文交流的重要桥梁人物。1966年至1967年，维森特先后两次到访中国，还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切接见。20年后，维森特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怎么也没想到，竟然能在人民大会堂同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两位伟人握手，和他们一起交谈并合影。这对我来说非同寻常，我至今还没找到适当的词汇来描述当时的心情。”

1967年，毛泽东接见罗维塔，二人愉快交谈

那个时候，老罗还是个孩子，对中国没有什么清晰的认知，但家里的茶叶、挂历和中国绘画作品，以及父亲书房中大量的中国书籍，都令年幼的老罗耳濡目染。直到今天，老罗依然清楚记得父亲书房里的书，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愚公移山》儿童版漫画。此外，中国作家鲁迅、老舍、巴金等人的作品也令他倍感新奇。

1975年，17岁的老罗随父母和妹妹一起来到北京。他先后在北京语言大学和清华大学读书，度过了7年美好的大学时光。老罗喜欢中国，喜欢结交中国朋友。“友好、乐观、吃苦耐劳”，这是老罗对中国人民的第一印象。老罗的人生从此与中国紧密连结在了一起，他经常同朋友自豪地说：“我家是在中国待的时间最长的乌拉圭家庭之一，而我可能是在中国待的时间最长的乌拉圭人。”

巴博罗•罗维塔在中国

1986年，老罗的父母返回乌拉圭，而老罗自己却不想中断同中国的联系，选择留在中国。30多年间，老罗目睹了中国许多历史性时刻。他见证了改革开放，亲眼看到中国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对中国上亿人成功脱贫印象深刻，认为这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国家有直面问题、提出相应解决方案的决心，中国在扶贫方面取得的成就与近些年来习近平主席的决心和领导密不可分。”

作为中国与乌拉圭文化交流的最初见证者，老罗倍感骄傲。他曾说过，“今天我致力于向西班牙语世界分享我的中国经历，虽然有局限性，但也尽可能地展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老罗曾在外文局工作十多年，参与了多本中国文学著作的翻译工作，并著有《70年代在中国》一书，讲述他作为见证者在中国经历的历史性大事。他创办了“东方深思”网站，向西语读者介绍中国。他的见闻还被收录在《两个世界的相遇：中拉文化交流口述史》一书中。尽管老罗为中拉文化交流做了很多贡献，他还是十分谦虚地认为，自己“只是这些壮举中的小小一粒沙。”

2018年，老罗的父亲维森特与世长辞。老罗继承了父亲的衣钵，继续投身中拉文化交流事业。老罗一家两代人与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渊源是中乌关系和中拉关系的时代缩影，他们与中国的故事还在续写，与中国的情谊将一代代地传承下去。